同婚釋憲案的結果快出爐了，但我們對於非異性伴侶所組成的家庭究竟瞭解多少？又，想結婚或組成家庭的同志朋友們，又對我們的《家事事件法》瞭解多少呢？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吵架了、鬧離婚了，家裡的小朋友該怎麼辦呢？
前陣子我在Queerology上介紹了一本小書《暴風雨後的彩虹》（Rainbow after the Storm），最近中譯版上線了。包括Maria Moscati在內等三位作者，主要是基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的精神，創作出這本送給兒童與調解實務工作者的小冊子：
關於會影響兒童自身權益的事項（包括參與司法和行政程序），兒童都應有形成意見並自由表示的權利。如果兒童還沒辦法流利地表達想法，也至少要有「透過代理人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的機會」。
話說，Maria Moscati之前還有出版過另一本《同性伴侶與調解：實務手冊》（ Same-Sex Couples and Mediation: a Practical Handbook），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
＊＊＊ 法制化的家事調解制度
在台灣，家事「調解」的機制一直要到2009年新增了民法第第1052條之1的規定後，才算正式地明文制度化，以改善原本離婚訴訟必須迂迴處理大大小小問題的缺失。根據這項新規定，離婚調解一旦成立，婚姻關係就消滅了。
此時，法院應該依職權通知戶政機關。不過，這裡的戶政登記只是行政意義上的「報告登記」，所以不管有沒有登記，都不影響婚姻已經消滅的事實。除法院通知外，當事人其中一方也可以拿著調解筆錄去戶政機關辦理，不需要兩個人一起。
早年，經常可以在在調解現場聽到「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等性別不平等的話──有的調解委員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當事人，比如只勸合不勸離、為了小孩多忍讓，或是要求女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這些其實都沒有尊重當事人或他們子女。
後來立法院於2011年12月通過了《家事事件法》，第二編（23到36條）就是專職「調解程序」的。除了以下類型的問題外，都需要先經過法院調解程序，如果調解不成，才能請求法院裁判；因此與傳統上以當事人為主的一般民事訴訟有別。
不用「調解先行」的事件包括：宣告死亡；撤銷死亡宣告；失蹤人財產管理；監護或輔助宣告；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定監護人或選任特別代理人；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親屬會議；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繼承；指定遺囑執行人；兒童、少年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民事保護令。
根據2015年修正後的《家事事件法》，關於家事調解委員的資格，明訂為「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第32條），希望確保調解人對各種家庭關係的包容與敏感度。
＊＊＊ 多元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目前在台灣，雖然同性婚姻或多元家庭尚未真正法制化，但無法否認的是，確實已存在許多「非異性、非婚姻、非單偶」等伴侶關係所組成的家庭，而當這些家庭面臨紛爭時，家裡孩子的聲音是否有機會被聽見？這就是《暴風雨後的彩虹》創作的目的。
平心而論，在台灣，家事調解仍然是以「異性婚姻單偶核心家庭＋家長思維」為出發點，因此調解的方針通常是以「雙方、自由、公平、合意」為爭端解決的基調；關於孩子的部分卻寫的很少，而究竟如何能在調解過程中確保子女的利益呢？
依照司法院的「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制度說明書」，家事調解是指：在法院介入前，先由專業調解委員，協助處理夫妻或親子問題；而調解內容可能包括：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子女探視的安排、扶養費用如何分擔，以及親屬間的財產分配方式等。
「子女並非調解程序之當事人，其意願及程序參與如何能獲得保障？」這個問題是關鍵！相較於親子非訟事件（比如扶養請求、變更姓氏、停止親權、選任特別代理人、交付子女等）的具體規定，調解程序對子女權益的保護並不周全，僅有第24條的宣示規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方法及其身分地位之調解，不得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可想而知，若是司法或行政系統跳脫不出異性戀中心與家父長思維的話，可能不容易設身處地，也無能為力幫助多元家庭面對並解決糾紛；更不用說在家事調解程序中，原本就不太受重視的兒童或少年「意見表達自由」與「被傾聽的權利」了。
＊＊＊ 結論
針對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現行法制雖然強調子女的最佳利益，但實務上，所謂最佳利益經常是以大人的想像出發，而少有讓兒童親自參與或發聲的機會；儘管偶爾會考慮到親子之間的情感基礎與連結，但大多是以物質條件、經濟能力作為主要考量。
2014年時，立法院已經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了，其中第2條的規定就表明，公約中關於保障與促進兒童和少年權利的規定，都已經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了；而政府也預計於今（2017）年年底完成初次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會議。
透過將《暴風雨後的彩虹》引進中文世界，希望在符合公約宗旨的基礎上，台灣的家事調解制度能提升對多元家庭的瞭解和尊重，以及對兒少權利的保障，使孩子的意見能夠被適時且適當地聽見並考慮，以實現他們不因年齡而有所減損的程序正義。
＊＊＊ 延伸閱讀
劉宏恩，《台灣離婚調解制度的演變──兼論家事事件法關於調解程序的若干疑問》，台灣法學雜誌，202期，2012年6月，頁35-46。
劉宏恩，《離婚後子女監護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再檢視──試評析2013年12月修正之民法1055條之1規定》，月旦法學，234期，2014年11月，頁193-207。
黃俐菁，《結婚容易離婚難，婚可以說離就離嗎？》，法律白話文運動，2016-12-09。
王鼎棫，《言詞辯論速評：同婚釋憲案能否終結40年的等待？》，鳴人堂，2017-03-24
梁維珊，《兩岸婚姻面面觀：在臺灣起訴離婚，勝訴或和解後，一方能單獨到大陸登記離婚嗎？》，法律白話文運動，2017-04-05。
前陣子我在Queerology上介紹了一本小書《暴風雨後的彩虹》（Rainbow after the Storm），最近中譯版上線了。包括Maria Moscati在內等三位作者，主要是基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的精神，創作出這本送給兒童與調解實務工作者的小冊子：
關於會影響兒童自身權益的事項（包括參與司法和行政程序），兒童都應有形成意見並自由表示的權利。如果兒童還沒辦法流利地表達想法，也至少要有「透過代理人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的機會」。
話說，Maria Moscati之前還有出版過另一本《同性伴侶與調解：實務手冊》（ Same-Sex Couples and Mediation: a Practical Handbook），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
＊＊＊ 法制化的家事調解制度
在台灣，家事「調解」的機制一直要到2009年新增了民法第第1052條之1的規定後，才算正式地明文制度化，以改善原本離婚訴訟必須迂迴處理大大小小問題的缺失。根據這項新規定，離婚調解一旦成立，婚姻關係就消滅了。
此時，法院應該依職權通知戶政機關。不過，這裡的戶政登記只是行政意義上的「報告登記」，所以不管有沒有登記，都不影響婚姻已經消滅的事實。除法院通知外，當事人其中一方也可以拿著調解筆錄去戶政機關辦理，不需要兩個人一起。
早年，經常可以在在調解現場聽到「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等性別不平等的話──有的調解委員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當事人，比如只勸合不勸離、為了小孩多忍讓，或是要求女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這些其實都沒有尊重當事人或他們子女。
後來立法院於2011年12月通過了《家事事件法》，第二編（23到36條）就是專職「調解程序」的。除了以下類型的問題外，都需要先經過法院調解程序，如果調解不成，才能請求法院裁判；因此與傳統上以當事人為主的一般民事訴訟有別。
不用「調解先行」的事件包括：宣告死亡；撤銷死亡宣告；失蹤人財產管理；監護或輔助宣告；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定監護人或選任特別代理人；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親屬會議；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繼承；指定遺囑執行人；兒童、少年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民事保護令。
根據2015年修正後的《家事事件法》，關於家事調解委員的資格，明訂為「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第32條），希望確保調解人對各種家庭關係的包容與敏感度。
＊＊＊ 多元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目前在台灣，雖然同性婚姻或多元家庭尚未真正法制化，但無法否認的是，確實已存在許多「非異性、非婚姻、非單偶」等伴侶關係所組成的家庭，而當這些家庭面臨紛爭時，家裡孩子的聲音是否有機會被聽見？這就是《暴風雨後的彩虹》創作的目的。
平心而論，在台灣，家事調解仍然是以「異性婚姻單偶核心家庭＋家長思維」為出發點，因此調解的方針通常是以「雙方、自由、公平、合意」為爭端解決的基調；關於孩子的部分卻寫的很少，而究竟如何能在調解過程中確保子女的利益呢？
依照司法院的「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制度說明書」，家事調解是指：在法院介入前，先由專業調解委員，協助處理夫妻或親子問題；而調解內容可能包括：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子女探視的安排、扶養費用如何分擔，以及親屬間的財產分配方式等。
「子女並非調解程序之當事人，其意願及程序參與如何能獲得保障？」這個問題是關鍵！相較於親子非訟事件（比如扶養請求、變更姓氏、停止親權、選任特別代理人、交付子女等）的具體規定，調解程序對子女權益的保護並不周全，僅有第24條的宣示規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方法及其身分地位之調解，不得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可想而知，若是司法或行政系統跳脫不出異性戀中心與家父長思維的話，可能不容易設身處地，也無能為力幫助多元家庭面對並解決糾紛；更不用說在家事調解程序中，原本就不太受重視的兒童或少年「意見表達自由」與「被傾聽的權利」了。
＊＊＊ 結論
針對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現行法制雖然強調子女的最佳利益，但實務上，所謂最佳利益經常是以大人的想像出發，而少有讓兒童親自參與或發聲的機會；儘管偶爾會考慮到親子之間的情感基礎與連結，但大多是以物質條件、經濟能力作為主要考量。
2014年時，立法院已經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了，其中第2條的規定就表明，公約中關於保障與促進兒童和少年權利的規定，都已經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了；而政府也預計於今（2017）年年底完成初次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會議。
透過將《暴風雨後的彩虹》引進中文世界，希望在符合公約宗旨的基礎上，台灣的家事調解制度能提升對多元家庭的瞭解和尊重，以及對兒少權利的保障，使孩子的意見能夠被適時且適當地聽見並考慮，以實現他們不因年齡而有所減損的程序正義。
＊＊＊ 延伸閱讀
劉宏恩，《台灣離婚調解制度的演變──兼論家事事件法關於調解程序的若干疑問》，台灣法學雜誌，202期，2012年6月，頁35-46。
劉宏恩，《離婚後子女監護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再檢視──試評析2013年12月修正之民法1055條之1規定》，月旦法學，234期，2014年11月，頁193-207。
黃俐菁，《結婚容易離婚難，婚可以說離就離嗎？》，法律白話文運動，2016-12-09。
王鼎棫，《言詞辯論速評：同婚釋憲案能否終結40年的等待？》，鳴人堂，2017-03-24
梁維珊，《兩岸婚姻面面觀：在臺灣起訴離婚，勝訴或和解後，一方能單獨到大陸登記離婚嗎？》，法律白話文運動，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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