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前幾天登出了一篇Wendy Brown的訪談，很有趣且不難懂，我可能不全部贊同但覺得還挺值得分享的；也因為文長，所以做了一點不負責摘譯（以下的「我」都是指Wendy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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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與新自由主義
民主不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民主也不能視為一個已經實現的狀態。民主應被理解為是一種可能性，只有透過實際的政治行動才成立。也因此，我們能思考「去民主化」的意義，以及不同形式民主的潛力與挑戰。
傳統上，新自由主義被當作一系列的政策，好比去管制和私有化，以發揮資本的力量並限制勞工的權利。但從傅柯的角度來說，（在Undoing the Demos書中）我認為新自由主義也應該被理解成一種治理邏輯的形式，建構某種全方位治理之「國家主義」的理性秩序。新自由主義並沒有消滅國家，反而產出一種為市場服務的國家，並以此為目標地透過社會、文化、私生活來治理眾人…而每個人在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資本與價值。
對我來說，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對降低民主價值最重要的影響之一。當市場價值取代了民主的政治價值（人民主權的意義及內涵），政治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就受到嚴峻挑戰。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主張，我們今天正目睹著公然反民主的民粹主義正在崛起；除了定期的選舉與投票外，人民不再理解他為什麼想要民主。
主權還沒完蛋，而且我也不同意那些把（國家）主權視為民主或（人的）解放之敵人的想法。在任何形式的民主實踐中，「我們人民自我治理」中的「我們」是誰，才是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為何關鍵，在於它關係到一群人如何自我規範、又那個規範是指什麼，以及這群人如何在其中被指稱。
2）民主與國家主權
與其想著如何更新民主，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我們所處的新時代，什麼樣的實踐與空間下的民主才是恰當的？這是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問過的問題，而如今21世紀的我們仍須再回答一次。從上兩世紀的殖民主義跟帝國主義史中，以及20世紀的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歷史中，我們知道特定的歷史、文化、軌跡會產出屬於當代人特定的民主形式、解放議程及對平等的理解。
這些民主實踐是無法被類型化的，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民主理論中的分析學派（或稱為規範傳統）是錯的。它們想像有一種去歷史、去文化的思考方式，來理解民主原則；在它們的想像中，有一種民主運作可以一體適用各種脈絡，而毋須回應人民、歷史、連結、文化、宗教、種姓、階級、性別、族裔等特定性。
依定義，主權是指一種沒有更高權力的權力。如施密特所說，主權源於神的概念，而沒有任何事物高過於神，否則無所謂神。這初始原型，自西伐利亞時代世俗化後，被應用在國家上；雖然這種絕對主權總是不完全也並未真正實現，但不代表它不重要。
民族國家的主權受到各種跨國流動的事物之影響：人、貨品、資本、思想、宗教等。（在Walled States書中）我認為，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正在被某些影響國際關係中的政治性暴力（如恐怖主義），以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文化性暴力（如文明相對主義的動員）所取代…國界與（人民）主權變成國家之間談判的工具。
3）民主與後結構主義
批判理論是用來批判主流社會規訓的手段與規範，以及組織我們生活的權力和方式。但是所謂批判，並不是指「否定」，而是思考並理解在現有知識和人類行動中，權力是如何流動的。也因此，批判理論也必須反求諸己，對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進行批判。
然而關於後結構主義促成了後事實時代的指控，根本是無稽之談。光是想到後結構主義可能如此強大，甚至能催生川普式的真相，就讓人覺得可笑。如果可以，我倒真的希望後結構主義能如此有影響力。事實上，這種說法根本來自那些從來不喜歡或不願去了解後結構主義的人，以及它對所謂真相的挑戰；他們甚至混淆真相與事實的差別。
後結構主義最重要的政治意義之一在於：組織人類社會的各種真相是由人類自己決定的；它們的依據無法從神、大自然、傳統或歷史中找到。而如果它們想成為民主式的真相，那它們必然也來自人類社會的審議。後結構主義對治理真相是人造的觀點，並不代表我們無法解決「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
後結構主義從未否定事實性；反之，它認為各種事實總是透過論述而組織並詮釋的。比如德希達、傅柯和其他人，從未宣稱所有事物都是被發明出來的；他們是認為：人類無法辨識或命名所謂的真相，而不透過語言，而語言並不只是描述性或規範性的，更總是詮釋性的。當我們以特定方式闡述某種經驗，我們選擇說或不說某些部分，我們架構、強調、譬喻、對照。
事實上，在當今這個時刻，後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幫助我們認識到，哪些真相被用來治理我們，又有哪些真相被釋出（或遮蔽）；以及所謂真相是如何生成並產出的，且因此事實會如何被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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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一部分是關於學術圈當今面臨的危險和挑戰，不外乎是市場化的知識生產與資本化的知識份子，因為有點老生常談就不翻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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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與新自由主義
民主不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民主也不能視為一個已經實現的狀態。民主應被理解為是一種可能性，只有透過實際的政治行動才成立。也因此，我們能思考「去民主化」的意義，以及不同形式民主的潛力與挑戰。
傳統上，新自由主義被當作一系列的政策，好比去管制和私有化，以發揮資本的力量並限制勞工的權利。但從傅柯的角度來說，（在Undoing the Demos書中）我認為新自由主義也應該被理解成一種治理邏輯的形式，建構某種全方位治理之「國家主義」的理性秩序。新自由主義並沒有消滅國家，反而產出一種為市場服務的國家，並以此為目標地透過社會、文化、私生活來治理眾人…而每個人在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資本與價值。
對我來說，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對降低民主價值最重要的影響之一。當市場價值取代了民主的政治價值（人民主權的意義及內涵），政治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就受到嚴峻挑戰。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主張，我們今天正目睹著公然反民主的民粹主義正在崛起；除了定期的選舉與投票外，人民不再理解他為什麼想要民主。
主權還沒完蛋，而且我也不同意那些把（國家）主權視為民主或（人的）解放之敵人的想法。在任何形式的民主實踐中，「我們人民自我治理」中的「我們」是誰，才是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為何關鍵，在於它關係到一群人如何自我規範、又那個規範是指什麼，以及這群人如何在其中被指稱。
2）民主與國家主權
與其想著如何更新民主，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我們所處的新時代，什麼樣的實踐與空間下的民主才是恰當的？這是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問過的問題，而如今21世紀的我們仍須再回答一次。從上兩世紀的殖民主義跟帝國主義史中，以及20世紀的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歷史中，我們知道特定的歷史、文化、軌跡會產出屬於當代人特定的民主形式、解放議程及對平等的理解。
這些民主實踐是無法被類型化的，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民主理論中的分析學派（或稱為規範傳統）是錯的。它們想像有一種去歷史、去文化的思考方式，來理解民主原則；在它們的想像中，有一種民主運作可以一體適用各種脈絡，而毋須回應人民、歷史、連結、文化、宗教、種姓、階級、性別、族裔等特定性。
依定義，主權是指一種沒有更高權力的權力。如施密特所說，主權源於神的概念，而沒有任何事物高過於神，否則無所謂神。這初始原型，自西伐利亞時代世俗化後，被應用在國家上；雖然這種絕對主權總是不完全也並未真正實現，但不代表它不重要。
民族國家的主權受到各種跨國流動的事物之影響：人、貨品、資本、思想、宗教等。（在Walled States書中）我認為，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正在被某些影響國際關係中的政治性暴力（如恐怖主義），以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文化性暴力（如文明相對主義的動員）所取代…國界與（人民）主權變成國家之間談判的工具。
3）民主與後結構主義
批判理論是用來批判主流社會規訓的手段與規範，以及組織我們生活的權力和方式。但是所謂批判，並不是指「否定」，而是思考並理解在現有知識和人類行動中，權力是如何流動的。也因此，批判理論也必須反求諸己，對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進行批判。
然而關於後結構主義促成了後事實時代的指控，根本是無稽之談。光是想到後結構主義可能如此強大，甚至能催生川普式的真相，就讓人覺得可笑。如果可以，我倒真的希望後結構主義能如此有影響力。事實上，這種說法根本來自那些從來不喜歡或不願去了解後結構主義的人，以及它對所謂真相的挑戰；他們甚至混淆真相與事實的差別。
後結構主義最重要的政治意義之一在於：組織人類社會的各種真相是由人類自己決定的；它們的依據無法從神、大自然、傳統或歷史中找到。而如果它們想成為民主式的真相，那它們必然也來自人類社會的審議。後結構主義對治理真相是人造的觀點，並不代表我們無法解決「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
後結構主義從未否定事實性；反之，它認為各種事實總是透過論述而組織並詮釋的。比如德希達、傅柯和其他人，從未宣稱所有事物都是被發明出來的；他們是認為：人類無法辨識或命名所謂的真相，而不透過語言，而語言並不只是描述性或規範性的，更總是詮釋性的。當我們以特定方式闡述某種經驗，我們選擇說或不說某些部分，我們架構、強調、譬喻、對照。
事實上，在當今這個時刻，後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幫助我們認識到，哪些真相被用來治理我們，又有哪些真相被釋出（或遮蔽）；以及所謂真相是如何生成並產出的，且因此事實會如何被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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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一部分是關於學術圈當今面臨的危險和挑戰，不外乎是市場化的知識生產與資本化的知識份子，因為有點老生常談就不翻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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