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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覺得非常非常無聊，但「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總裁張安樂（俗稱白狼）先生的言論，不自覺勾起了我對「歷史」的好奇心...（難道反華夏中心的歷史思惟只能以數典忘祖來論斷？）
第1點：祖先牌位大部分應該是在台灣刻製的，不明白為何來自中國？（洵難相信逃亡時（若有人先祖當時係因內戰遷台）還帶著牌位來）；另外，菩薩圖像，若是指「物品」，則應該也是上述道理，若是指「精神」，那就應該來自迦毘羅衛國（今尼泊爾與印度的交界處）。
第2點：如果是在台灣島上尋到的祖墳足跡，若為「物品」，為何宣稱來自中國，令人費解；至於「精神」，既為祭祖，重點則應在「家族」之先人而非遷徙之流向吧？（還是我搞錯了，但是如果祭祖本身是祭「地源」，為何通常還要同時敬拜可能源於原住民平埔族的地基主信仰？）
貼心小提醒：飲水思源當為好，但家族結構中的生殖與繼承功能亦不應被過於放大，所以也應同時反思歷史中被抹煞的婦女及「被消失」的酷兒祖先之主體性。
第3點：關於中文，若指文字，現今中國使用的是「简化字」與台灣流行的「正體字」似有相當差異；若指說話，各地口音亦已受方言影響甚深，現代漢語也難有統一形式及固定內容，實難宣稱任何語言專屬特定地方（（上古）漢語則指的是殷商至大漢朝時期的語言）。
貼心小提醒：一者，古中國與現代中國在政治上已非同一概念，自從朝代、宗屬概念為西方引進的民族國家所取代，中國再也無法宣稱其政治連續性，此斷裂不可不察，然而文化作為一混雜及連續體，硬要比對照本來就是不公平且不專業的；二者，這樣的言論也容易陷入「華夏中心思維」（以漢本位與天朝思想為出發點），對於在同一領土上其他族裔群體之存在及（相對弱勢之）文化完全漠視，這是另一個極危險（充滿帝國之眼）且破壞民族自決精神的言論。
第4點：關於眾神（觀音和釋迦牟尼就不多說了），因涉及信仰所以有些複雜，無法一言以蔽之。
一、玄天上帝為象徵北極星與四象中的玄武，為統理北方之道教大神，是為星宿人格化之典範，既然為星宿則無「家國祖籍」之區分。
二、三太子，又名哪吒，除出現在知名的《西遊記》外，其記載最早起源於佛教，學者推敲可能是來自於古印度或中亞波斯一帶的神話，為毘沙門天王（源自印度俱毗羅神）與吉祥天女的第三子。
三、智人（Homo sapiens）神格化之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關公為司隸河東解人，是名武將神格化，象徵忠義、至聖先師是出生於魯國鄒邑的孔丘（儒家思想代表人）神格化，也毋須贅言（此二者，堪稱漢（儒）正統本位思想延伸之代表）。
太上老君，又稱「道德天尊」等，乃道教天神，傳說中的道教教主，為「三清」之第三位（另包括「玉清」元始天尊和「上清」靈寶天尊），至於源於春秋戰國方仙道的「道教」是一個崇拜多神之宗教形式，係將把原為「以『道德』為核心概念」的哲學家（道家思想中的老子）神化了，其最早可追溯於原始時期對自然與鬼神之敬畏及最早的人神溝通之占卜方式，而自商周時逐漸演變成祭天及祭祖（若以道家「形上學」為本，則更不應以「物質」作為介限，世界主義或許更為恰當）。
至於，宋太祖建隆元年出生的媽祖（又稱「林默娘」，但未載於正典中，又是一次男性本位史觀之例證），出生於福建路莆田縣湄洲島東螺村，於2009年10月關於其信仰已入選《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故應視為全世界可共享之精神遺產。
最後，關於十八王公的傳說則反而可能與近代中國最有淵源，因為祂們是為清朝同治年間遭遇海難的十七人及一隻犬的化身，當時漂流到今天的新北市石門區乾華里（人員皆已溺斃，唯獨狗兒倖存，但發現主人皆亡時也隨之一躍入墓穴中，因而殉難，故居民也將其一併合葬）。
不過，對於「始於古中國或甚至古印度，卻終於台灣」的民間傳說，如何能因此認為就認為不在本土信仰之列，儘管係眾人之神化也經常是對「逝者」、「苦難」及「忠誠」等理念之象徵化（當然有時可能是突顯「正統（典）」之手段），善惡判斷與敬畏鬼神是世界各地都曾（或正在）發生之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自然環境、生死問題間最大的自省與倫理，豈有地域之限？
第5點：關於中秋月餅、端午粽子、農曆（新年），不多說，直接摘自《維基》。
「端午節源於對惡日（即農曆五月，因仲夏瘟疫流行而得名）的禁忌，也是祭龍的節日…雖然常視為紀念楚國詩人屈原與吳國忠臣伍子胥的節日，但不少習俗（包括吃粽子）在屈原投江前即已流傳－最重要的兩項活動『競渡』也和龍有關（見聞一多《神話與詩》的《端午考》），可能是迎濤神祭圖騰的習俗。」因此，如上述對自然神鬼建議，出於對時節及疾疫之焦慮，應非中國人（難分古今）之特有現象。
「民俗學家馮驥才等人認為中秋祭月係源於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拜祭土地，是個感謝神恩的節日，因此屬於豐收節。至於月餅之典故，起源可能為隋末唐軍裴寂於大業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以『圓月』為構思，廣發為軍餉，成功解決因大量吸收反隋義軍而衍生之軍糧問題，故唐以後，中秋節成為賞賜群臣。」
貼心小提醒：若以唐軍月餅為節慶之本，更可能失去中秋節原本感謝蒼天之美意；另外，隋煬帝當年於江都被殺，裴寂又積極幫助李淵受禪稱帝（後人稱唐高祖），故「月餅」本身應有革命之象徵，而高祖生母（元貞太后）係為鮮卑貴族獨孤信的長女，亦同時帶有「去漢本位」之面向來看這起被緬懷之「意外」。
關於新年，「歷代元旦（夏商周秦）日期皆不盡相同，直到漢代遵循儒家「行夏之時」之教義（強調傳承先聖之天時），才定正月初一為元旦，自此不再變動。」至於習俗源自何時則難以考究，「一般認為起源於中國殷商時期之歲末年頭『祭神』、『祭祖』活動」。節日的時間和「農業勞作」有關，「《爾雅．釋天》記載：『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說明『年』之稱謂始於周…漢武帝時，下詔推行太初曆，才明確規定一月初一為歲首。」「新春最早起源於祭祀，發展到今日的節日慶典活動，大多都與古老的祭祀儀式、迎神賽會、驅邪禳災活動等有密切關係。正月朔日始自舜禹的大朝會，也是中國歷代以至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區都繼承的儀式。」
所以可見，過年這件「事情」本身，或許與其他節氣（慶）一樣，其實並不帶有政治意義，而係普遍信仰之表現，而「（儒）漢本位」始於曆法本身，並非習俗。回到「夏曆」本身，現今依舊廣泛使用的傳統曆法，相傳為黃帝創制，故又為「黃曆」（是為陰陽曆）。貼心小提醒：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宣布採用公曆（或稱格里曆，Calendarium Gregorianum）係一種陽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取代中華民國統治中國時，繼續沿用）。台灣於1895年（明治28年）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官方採用公曆，但台灣本土人仍習慣使用農曆，直到皇民化運動期間，台灣總督府公告廢止農曆新年（1940年2月8日），訂農曆新年起連續五日為「勞動服務週」，直到1955年，中華民國政府退據台灣才又恢復農曆新年休假。
果然可以想像「歷」史與「曆」史之間有巧妙連結，要由此而言說「農曆」為華夏正統之彰顯，似乎真有可能成立，但「放假」本身就不一定了。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於成立之初即已修訂「國」曆，因此「在台灣」「恢復」「放假」，或可視為以新政府去前政府殖民之果（如此則可能隱含某程度上革命之破而後立的意義），但在不刻意穿鑿附會的前提下，還是回到文化的脈絡裡較為妥適，「放假」或許更應純粹解為農作之啟的祭天習俗，只是這樣就不一定為華夏之流足以主導詮釋的了，而有「順天應命」之哲學思惟。
至於食物們，就不贅述了：一來實在是懶得考究日常飲食與「革命」之間的必然關係，儘管我相信無論在任何社會運動的脈絡，都不會因此拒絕吃食（莫非是在指涉「激進環境主義（Radical environmentalism）？」）；二來我深信除非食材是進口的或生產者是對岸人，否則很難推敲「都是來自中國」之依據。
第6點：關於中山高速公路等十大建設，雖為蔣經國所提，但刻意抹煞參與的勞動人口及其興建地點在台灣等事實，硬要牽扯中國因素，似乎不夠理性。貼心小提醒：十大建設雖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色彩，惟「在當時國民經濟所得尚低的台灣，以及同時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及聯合國2758號決議等外交困境，實行建設與經費均冒著很大的風險與考量，當時遭到輿論界極大的批評。例如當時興建中山高速公路時，有人批評此高速公路是為富人而建設的。」李國鼎則以「歪打正著」來形容十大建設（康綠島，《李國鼎先生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1993年）。
至於「法定貨幣變更」，背後歷史牽涉太多總體經濟與當時政府等複雜因素，還有一些似乎尚無定論且眾說紛紜之歷史評價（雖說沒有任何判斷會有定論，可參見《維基》），但基於難以三言兩語討論，因此先跳過，但無論如何作為國族主義中之統治階級，實施法定貨幣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畢竟當前的世界仍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當道，所以重要的不是「從哪裡來」而是「為何而來」（私以為）。
質言之，我覺得擁抱中國沒有關係，因為我自己也不排斥共產；擁抱中華也沒關係，因為真的有人信仰傳統...但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去脈絡、斷章取義的發言，莫衷一是地以為只有中（統）、台（獨）二分法來看社會的複雜性、文化的混雜體，根本是「硬要」混為一談。說了這麼多，其實是想表達文化與歷史、政治和社會雖然不可分，且習習相關、緊緊相扣，但硬要以一言百、互成因果的「氣話」，似乎就有必要停下來多想一下了（更何況還要印成文宣發放）。話說（又是個話說），不如張先生自己（根據自我認同）先回去（認同之地）？
以上。靠！ XDDDD
第1點：祖先牌位大部分應該是在台灣刻製的，不明白為何來自中國？（洵難相信逃亡時（若有人先祖當時係因內戰遷台）還帶著牌位來）；另外，菩薩圖像，若是指「物品」，則應該也是上述道理，若是指「精神」，那就應該來自迦毘羅衛國（今尼泊爾與印度的交界處）。
第2點：如果是在台灣島上尋到的祖墳足跡，若為「物品」，為何宣稱來自中國，令人費解；至於「精神」，既為祭祖，重點則應在「家族」之先人而非遷徙之流向吧？（還是我搞錯了，但是如果祭祖本身是祭「地源」，為何通常還要同時敬拜可能源於原住民平埔族的地基主信仰？）
貼心小提醒：飲水思源當為好，但家族結構中的生殖與繼承功能亦不應被過於放大，所以也應同時反思歷史中被抹煞的婦女及「被消失」的酷兒祖先之主體性。
第3點：關於中文，若指文字，現今中國使用的是「简化字」與台灣流行的「正體字」似有相當差異；若指說話，各地口音亦已受方言影響甚深，現代漢語也難有統一形式及固定內容，實難宣稱任何語言專屬特定地方（（上古）漢語則指的是殷商至大漢朝時期的語言）。
貼心小提醒：一者，古中國與現代中國在政治上已非同一概念，自從朝代、宗屬概念為西方引進的民族國家所取代，中國再也無法宣稱其政治連續性，此斷裂不可不察，然而文化作為一混雜及連續體，硬要比對照本來就是不公平且不專業的；二者，這樣的言論也容易陷入「華夏中心思維」（以漢本位與天朝思想為出發點），對於在同一領土上其他族裔群體之存在及（相對弱勢之）文化完全漠視，這是另一個極危險（充滿帝國之眼）且破壞民族自決精神的言論。
第4點：關於眾神（觀音和釋迦牟尼就不多說了），因涉及信仰所以有些複雜，無法一言以蔽之。
一、玄天上帝為象徵北極星與四象中的玄武，為統理北方之道教大神，是為星宿人格化之典範，既然為星宿則無「家國祖籍」之區分。
二、三太子，又名哪吒，除出現在知名的《西遊記》外，其記載最早起源於佛教，學者推敲可能是來自於古印度或中亞波斯一帶的神話，為毘沙門天王（源自印度俱毗羅神）與吉祥天女的第三子。
三、智人（Homo sapiens）神格化之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關公為司隸河東解人，是名武將神格化，象徵忠義、至聖先師是出生於魯國鄒邑的孔丘（儒家思想代表人）神格化，也毋須贅言（此二者，堪稱漢（儒）正統本位思想延伸之代表）。
太上老君，又稱「道德天尊」等，乃道教天神，傳說中的道教教主，為「三清」之第三位（另包括「玉清」元始天尊和「上清」靈寶天尊），至於源於春秋戰國方仙道的「道教」是一個崇拜多神之宗教形式，係將把原為「以『道德』為核心概念」的哲學家（道家思想中的老子）神化了，其最早可追溯於原始時期對自然與鬼神之敬畏及最早的人神溝通之占卜方式，而自商周時逐漸演變成祭天及祭祖（若以道家「形上學」為本，則更不應以「物質」作為介限，世界主義或許更為恰當）。
至於，宋太祖建隆元年出生的媽祖（又稱「林默娘」，但未載於正典中，又是一次男性本位史觀之例證），出生於福建路莆田縣湄洲島東螺村，於2009年10月關於其信仰已入選《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故應視為全世界可共享之精神遺產。
最後，關於十八王公的傳說則反而可能與近代中國最有淵源，因為祂們是為清朝同治年間遭遇海難的十七人及一隻犬的化身，當時漂流到今天的新北市石門區乾華里（人員皆已溺斃，唯獨狗兒倖存，但發現主人皆亡時也隨之一躍入墓穴中，因而殉難，故居民也將其一併合葬）。
不過，對於「始於古中國或甚至古印度，卻終於台灣」的民間傳說，如何能因此認為就認為不在本土信仰之列，儘管係眾人之神化也經常是對「逝者」、「苦難」及「忠誠」等理念之象徵化（當然有時可能是突顯「正統（典）」之手段），善惡判斷與敬畏鬼神是世界各地都曾（或正在）發生之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自然環境、生死問題間最大的自省與倫理，豈有地域之限？
第5點：關於中秋月餅、端午粽子、農曆（新年），不多說，直接摘自《維基》。
「端午節源於對惡日（即農曆五月，因仲夏瘟疫流行而得名）的禁忌，也是祭龍的節日…雖然常視為紀念楚國詩人屈原與吳國忠臣伍子胥的節日，但不少習俗（包括吃粽子）在屈原投江前即已流傳－最重要的兩項活動『競渡』也和龍有關（見聞一多《神話與詩》的《端午考》），可能是迎濤神祭圖騰的習俗。」因此，如上述對自然神鬼建議，出於對時節及疾疫之焦慮，應非中國人（難分古今）之特有現象。
「民俗學家馮驥才等人認為中秋祭月係源於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拜祭土地，是個感謝神恩的節日，因此屬於豐收節。至於月餅之典故，起源可能為隋末唐軍裴寂於大業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以『圓月』為構思，廣發為軍餉，成功解決因大量吸收反隋義軍而衍生之軍糧問題，故唐以後，中秋節成為賞賜群臣。」
貼心小提醒：若以唐軍月餅為節慶之本，更可能失去中秋節原本感謝蒼天之美意；另外，隋煬帝當年於江都被殺，裴寂又積極幫助李淵受禪稱帝（後人稱唐高祖），故「月餅」本身應有革命之象徵，而高祖生母（元貞太后）係為鮮卑貴族獨孤信的長女，亦同時帶有「去漢本位」之面向來看這起被緬懷之「意外」。
關於新年，「歷代元旦（夏商周秦）日期皆不盡相同，直到漢代遵循儒家「行夏之時」之教義（強調傳承先聖之天時），才定正月初一為元旦，自此不再變動。」至於習俗源自何時則難以考究，「一般認為起源於中國殷商時期之歲末年頭『祭神』、『祭祖』活動」。節日的時間和「農業勞作」有關，「《爾雅．釋天》記載：『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說明『年』之稱謂始於周…漢武帝時，下詔推行太初曆，才明確規定一月初一為歲首。」「新春最早起源於祭祀，發展到今日的節日慶典活動，大多都與古老的祭祀儀式、迎神賽會、驅邪禳災活動等有密切關係。正月朔日始自舜禹的大朝會，也是中國歷代以至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區都繼承的儀式。」
所以可見，過年這件「事情」本身，或許與其他節氣（慶）一樣，其實並不帶有政治意義，而係普遍信仰之表現，而「（儒）漢本位」始於曆法本身，並非習俗。回到「夏曆」本身，現今依舊廣泛使用的傳統曆法，相傳為黃帝創制，故又為「黃曆」（是為陰陽曆）。貼心小提醒：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宣布採用公曆（或稱格里曆，Calendarium Gregorianum）係一種陽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取代中華民國統治中國時，繼續沿用）。台灣於1895年（明治28年）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官方採用公曆，但台灣本土人仍習慣使用農曆，直到皇民化運動期間，台灣總督府公告廢止農曆新年（1940年2月8日），訂農曆新年起連續五日為「勞動服務週」，直到1955年，中華民國政府退據台灣才又恢復農曆新年休假。
果然可以想像「歷」史與「曆」史之間有巧妙連結，要由此而言說「農曆」為華夏正統之彰顯，似乎真有可能成立，但「放假」本身就不一定了。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於成立之初即已修訂「國」曆，因此「在台灣」「恢復」「放假」，或可視為以新政府去前政府殖民之果（如此則可能隱含某程度上革命之破而後立的意義），但在不刻意穿鑿附會的前提下，還是回到文化的脈絡裡較為妥適，「放假」或許更應純粹解為農作之啟的祭天習俗，只是這樣就不一定為華夏之流足以主導詮釋的了，而有「順天應命」之哲學思惟。
至於食物們，就不贅述了：一來實在是懶得考究日常飲食與「革命」之間的必然關係，儘管我相信無論在任何社會運動的脈絡，都不會因此拒絕吃食（莫非是在指涉「激進環境主義（Radical environmentalism）？」）；二來我深信除非食材是進口的或生產者是對岸人，否則很難推敲「都是來自中國」之依據。
第6點：關於中山高速公路等十大建設，雖為蔣經國所提，但刻意抹煞參與的勞動人口及其興建地點在台灣等事實，硬要牽扯中國因素，似乎不夠理性。貼心小提醒：十大建設雖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色彩，惟「在當時國民經濟所得尚低的台灣，以及同時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及聯合國2758號決議等外交困境，實行建設與經費均冒著很大的風險與考量，當時遭到輿論界極大的批評。例如當時興建中山高速公路時，有人批評此高速公路是為富人而建設的。」李國鼎則以「歪打正著」來形容十大建設（康綠島，《李國鼎先生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1993年）。
至於「法定貨幣變更」，背後歷史牽涉太多總體經濟與當時政府等複雜因素，還有一些似乎尚無定論且眾說紛紜之歷史評價（雖說沒有任何判斷會有定論，可參見《維基》），但基於難以三言兩語討論，因此先跳過，但無論如何作為國族主義中之統治階級，實施法定貨幣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畢竟當前的世界仍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當道，所以重要的不是「從哪裡來」而是「為何而來」（私以為）。
質言之，我覺得擁抱中國沒有關係，因為我自己也不排斥共產；擁抱中華也沒關係，因為真的有人信仰傳統...但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去脈絡、斷章取義的發言，莫衷一是地以為只有中（統）、台（獨）二分法來看社會的複雜性、文化的混雜體，根本是「硬要」混為一談。說了這麼多，其實是想表達文化與歷史、政治和社會雖然不可分，且習習相關、緊緊相扣，但硬要以一言百、互成因果的「氣話」，似乎就有必要停下來多想一下了（更何況還要印成文宣發放）。話說（又是個話說），不如張先生自己（根據自我認同）先回去（認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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