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69年5月23日維也納會議通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的50週年。作為「規範所有條約的條約」，條約法公約其實充滿了彈性，除了大原則外（如誠實信用、條約必須遵守、條約解釋方法等），大致上保有相當空間，因應不斷變遷的國家締約及解約實踐。舉例來說，歹戲拖棚的英國脫歐（“Brexit”）佔據了國際新聞許多版面，弄到最後已經不只是英國內部的政治問題，也是條約法的問題：比如英國是否可以單方依《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規定脫歐？由於這是該條約生效以來，脫歐規定第一次被啟動，因此不管是英國或歐盟都在瞎子摸象，琢磨要如何進行。另一方面，更深一層來說，當全世界都把歐盟視為區域整合最高境界的一種典範——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這起「脫歐事件」更是當代國際組織正當性的嚴峻考驗。這篇文章就是要來看看歷史上各國與其他國家分手，深感國際合作沒意思，因此決定透過撤銷條約「不玩了」的眾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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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社會風起雲湧，但今年也標誌了制度化的國際公務體系（civil service system）正式引入人類社會一世紀。怎麼說呢？這種特殊職業首次建立於1919年的巴黎和會——又稱凡爾賽和平會議（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以及隨後於1920年1月建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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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愚人節，是我們記得紀念日的方式
相隔兩地的時光都快佔了一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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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一起受邀，就決定記錄下點什麼…遙想那些一起讀書討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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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華航機師工會在2019
年2
月8
日凌晨宣布早上6
點開始罷工，台灣再度陷入罷工討論的大論戰；而於2
月12
日下午，華航二度協商破局，機師工會再度表明將「無限期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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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feminism & Socialist feminismNot much difference: a matter of emphasis than of substanceTurning point: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Class’ as the root cause of all oppressions or a metaphor of different forms of oppression (complicated by patriarchy and se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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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恨而生、為愛而死？——
查普曼的旅行、酷異，和他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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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概是國際法學界最無力的時候——國際社會的交往，在近年來顯然又回到「形勢比人強、看誰拳頭大」的局面。國際社會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強權們越來越難控制原本的勢力範圍，各地都有權力消漲、拉扯的變化。這些政治力超越規範力的情況，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二戰後辛苦建立起的國際法律秩序。這些變化一定是不好的嗎？可能還很難說，畢竟在國與國拉扯間，表示大國的能力與影響力在下降，而後殖民的小國可能擁有更多斡旋、談判的空間；或許一時半刻還看不太出來具體的影響會是什麼——是否會建立起新的國際實踐、新的國際規範，甚至新的國際秩序？稍安勿躁，可能還得再多觀察一段時日。本文主要參考自Merel Alstein的《2018年國際法的十大發展》（Top te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2018）。該文提到的十個點，有許多在法律白話文先前文章中也討論過，因此在本文裡，我特別挑了其中幾個值得介紹的部分，增加一些背景敘述；而有法白文章可參考的，我也會盡量補上，有興趣的人就能按圖索驥地閱讀相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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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談到解殖認識論的起點，也談到這種思考進路為何抗拒國家及其所象徵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因為它延續了殖民者的邏輯——使之成為後殖民社會中知識圖景那「看不見的背景」。這也是為何解殖思想家都喜歡用另類全球化運動匯聚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作為對照。事實上，「民族國家」的治理結構也開始鬆動了，因此也是我們可以開始思考其他治理選項的可能性。這裡指的不是「國家」斑駁陸離的形式，因為真正難以永續的是所有國家共有金字塔式的治理架構。使其偏差動盪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型態，導致腐敗和金權，也導致操縱資訊、媒體和廣告就足以控制選民。米格諾洛舉例，有種另類的治理形式是令墨西哥政府很頭痛的薩帕塔（Zapatistas）原住民解放、反全球化運動，建立了一種原住民世界觀的治理方式，以反抗五百年來的西班牙帝國主義遺緒。這個反抗運動於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當天爆發，為了捍衛當地印地安原住民的權利和自由而生。這裡有個重點是，薩帕塔不能以現代／西方的認識論和政治理論來解釋，比如很多人就會稱這個解放運動為「後現代的無政府主義革命」。但薩帕塔向世界主要傳遞的訊息是：跟國家脫鉤、自我組織的政治形式是可欲的；而這種由人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by the people）的政治結構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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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明發（Chua Beng Huat
）曾經提問並分析，為什麼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
）在東（南）亞地方不可得，或談起來彆扭，或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原因：冷戰！不過，若是冷戰格局無解，「解殖理論」（decolonial theories
）是否能成為東亞後殖民社會的另類選項？冷戰之所以「冷」，僅是對於歐洲地方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對抗而言，但在當時的東亞地區，那是一個「熱」戰時期，諸如韓戰、越戰的爆發。與此同時，各個東南亞國家也還在對抗殖民勢力。在大部分的反殖民抗爭中，共產黨員本來都是抗戰的一份子，但在後來的內戰中卻又變成打擊非共產黨者的主力。冷戰時期時，前殖民者要嘛直接參與了跟共產運動鏖戰的武裝衝突，要嘛援助內戰中反共勢力那一方，使得聯共反殖與聯殖反共的情緒重合交疊。這讓一批剛從殖民壓迫歷史中甫能喘氣的新興民族國家，馬上對共產主義式的極權統治產生聯想及相應的恐懼感，深深影響了這個接連受制於國際勢力消長的區域。這個「巧合」使當時一票知識份子「輕放」了對殖民的批判分析，甚至可能重新詮釋為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開端，而這些也都成為後殖民研究窒礙難行的原因。共黨與反共之間的內戰，長期佔據了東（南）亞人文學科的論述，也成了建構「建國史」過程中的兵家之地——
後殖民理論難以找到得以伸展的舞台。直到東（南）亞社會的現代化大致都完成了，各地的知識分子才開始在擁抱與拒斥現代性之間糾結、徘徊。尤其在東西方勢力消漲、區域政治版圖變化的21
世紀，已幾乎全盤繼受西方知識體系的社會中開始出現反思，質問為什麼物理上、國家意義上的殖民者被驅逐了，主體上、知識上的解殖卻沒有順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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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還在東吳唸碩士的時候，寫給了自己一封信——當時也經歷了許多奇怪的事，走了一些冤枉路，但最後還是化險為夷、倒吃甘蔗。沒想到八年後在Sussex做博士研究，際遇更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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