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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藉「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的時點，寫了《「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留心當代的被消失人口》這篇文章，略提了自己一直不願也不敢多碰的李明哲事件。
當時，他「被消失」將屆160天，今天他「認罪」了，在眾目睽睽之下。當時，我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敢在邊邊探討非自願失蹤的人權問題，設想：如果是國家主導的「被消失」，又如何可能有公正的審判──根本緣木求魚。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然後，他出庭了，他唸著稿…他活著，但可能（當然還是無法得知真相，或許根本永遠無從得知），某個部分的他，死了。
用最符合現代價值的方式，實踐最古老的政治手段──面對帝國，你能怎樣？尤其，當你的人也不挺你，甚至訕笑你，即使你曾是人群中最不瘋癲的那個，你也再不能宣稱清醒了。
眾人皆醉，就沒有人該醒著；昏迷著，世界都美好了。然後，出於「愛」的名義，李明哲、李凈瑜、中國、台灣，都在上演一齣大戲：具有宰制力量、能對人構成部署的「愛」，類似一種能量流，與各種慾望相互交換。
愛使人有戰鬥的動機與能力，愛也是唯一可能（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se）生命與身體限制的武器，這是Sal Restivo的推論：愛具有成為「進化機制」（evolutionary mechanism）的潛力——但進化，源於破壞、摧毁，及各種殘酷，沒有任何事物能祥和安寧地革命。
從愛／性／慾／力量（force）四位一體且具有變動性的觀點出發，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認為，我們在愛裡失去自我（或，在愛中，變得不同），是因為愛能突破原「我「的彊域以開創新「我」——愛具有破壞性與創造力。
從李明哲事件，到因不禁剝削而逃跑，卻被警察連開9槍而死的越南移工；從川普政府終止「DACA計畫」（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到緬甸／孟加拉的羅興亞人道災難，各種歷史因素、地緣政治、國族認同、利益糾葛、詮釋權力——展現了「愛」與「恨」的相生與共通性。
近日，一名叫Bruce Gilley的教授，在歐美學術圈引發軒然大波的《殖民主義案例》（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TWQ, 2017）更是基於對「思想自由」與「政治多元」的挑戰——儘管有利（beneficial），從不等於正確（right）及正義（just），而這點被作者所漠視。
抗議者出於作者的位置及其因殖民歷史所享有的白人優勢（colonial/white privilege）而忿忿不平，但作者的懷舊情懷（nostalgia）並不陌生，對照前陣子美國維吉尼亞州夏洛特鎮發生的「團結右翼集會」（Unite the Right rally），以保護建國將軍的雕像及其「建國精神」。
殖民者也可以是拓荒者，就如恐怖份子也是自由鬥士，精神寄託即為偶像迷信，對這個世界的愛與慾被切割成「他／我無法共存」的現象。
這是為「保全己身而不得不為之」的，一種佛洛依德式的、從家庭延伸的、個體化的、著重正常／病態類型化的伊底帕斯之愛（oedipal love），也是Gilles Deleuze及Félix Guattari討厭的。
對他們來說，愛原本「既非保守亦非具革命性的，但它是社會保守或革命的指標」。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言說、理解、詮釋愛，體現了所處社會對他者、情感、生活的態度，並影響其發展。
在他們奇怪的哲學領域中——他們自稱是一種「超驗經驗主義」（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愛有兩種模型，而除了上述那種外，另一種是他們所推崇的分裂之愛（schizo love）。
後者是沒有特定對象的，它是實驗性的，既動態亦廣泛，是渴望翻轉家庭、伴侶、單偶句式的。而他們所構想的分裂之愛是複數但無量詞的，「不由它的客體所定義，而是由慾望與驅力的來源和目標所決定」。
然而，這裡所謂具有解放及顛覆力量之愛，卻不免陷入另一個困境——也就是好愛（good love）與壞愛（bad love）的區別。
無我（或，無他者）的愛，似乎能為愛提供全新的政治意義，卻也將抽象的、難以描摹，且原本可能允許若干消極、不快樂、封閉性的「愛」具體化了，反倒成為一種理想主義式的範式。
這裡並非要反對政治的、公共的愛的話語及其力量，但要釐清一點：好的政治不必然需要「以愛之名」證成其正當性；而成就（to actualise）多元的愛，亦毋須倚賴烏托邦政治。又，不否定「有條件的愛」之存在及其價值，不等於受其引誘或限制。
Deleuze和Guattari在形而上哲學上，強調性與慾的原始驅力及生產動能，提煉出一種「無主體的愛」（subject-less love），到了Hardt和Negri，卻衍伸出另一種「無客體的愛」（object-less love）。
差異哲學（philosophy of difference）對愛的理解，似乎能為我們解碼所謂「以愛之名」的政治行動與意識型態。不過，哲學家們還是很大程度浪漫化了「愛」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愛其實是所有感受與體驗的總和，所以就像Carl Jung說過的，抽絲剝繭那些關於愛的無數悖論（incalculable paradoxes）只是徒勞？若此為真，則愛的相反可能不是恨，而是「無（感）」（feeling-nothing）——包括無知（ignorance）等。
若「我知，我思，我感覺，我愛，故我在」為真，那麼「無愛」（non-love）即係形而上「存有之缺席」，自我與他者的斷裂與區分，於是產生對真相的平行時空式的理解，而共在之事實並無法必然生成共存之連結。
Kai Erikson在《任性的清教徒》（Wayward Puritans）中寫到，「害怕女巫之人，很快會發現自己被女巫包圍；嫉妒私有財產之人，很快便會遇到飢渴的竊賊。」而這彷彿驗證了後真相、後現代、政治不正確的反撲浪潮，在這個凡事談愛與和平、自由正義的年代。
當時，他「被消失」將屆160天，今天他「認罪」了，在眾目睽睽之下。當時，我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敢在邊邊探討非自願失蹤的人權問題，設想：如果是國家主導的「被消失」，又如何可能有公正的審判──根本緣木求魚。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然後，他出庭了，他唸著稿…他活著，但可能（當然還是無法得知真相，或許根本永遠無從得知），某個部分的他，死了。
用最符合現代價值的方式，實踐最古老的政治手段──面對帝國，你能怎樣？尤其，當你的人也不挺你，甚至訕笑你，即使你曾是人群中最不瘋癲的那個，你也再不能宣稱清醒了。
眾人皆醉，就沒有人該醒著；昏迷著，世界都美好了。然後，出於「愛」的名義，李明哲、李凈瑜、中國、台灣，都在上演一齣大戲：具有宰制力量、能對人構成部署的「愛」，類似一種能量流，與各種慾望相互交換。
愛使人有戰鬥的動機與能力，愛也是唯一可能（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se）生命與身體限制的武器，這是Sal Restivo的推論：愛具有成為「進化機制」（evolutionary mechanism）的潛力——但進化，源於破壞、摧毁，及各種殘酷，沒有任何事物能祥和安寧地革命。
從愛／性／慾／力量（force）四位一體且具有變動性的觀點出發，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認為，我們在愛裡失去自我（或，在愛中，變得不同），是因為愛能突破原「我「的彊域以開創新「我」——愛具有破壞性與創造力。
從李明哲事件，到因不禁剝削而逃跑，卻被警察連開9槍而死的越南移工；從川普政府終止「DACA計畫」（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到緬甸／孟加拉的羅興亞人道災難，各種歷史因素、地緣政治、國族認同、利益糾葛、詮釋權力——展現了「愛」與「恨」的相生與共通性。
近日，一名叫Bruce Gilley的教授，在歐美學術圈引發軒然大波的《殖民主義案例》（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TWQ, 2017）更是基於對「思想自由」與「政治多元」的挑戰——儘管有利（beneficial），從不等於正確（right）及正義（just），而這點被作者所漠視。
抗議者出於作者的位置及其因殖民歷史所享有的白人優勢（colonial/white privilege）而忿忿不平，但作者的懷舊情懷（nostalgia）並不陌生，對照前陣子美國維吉尼亞州夏洛特鎮發生的「團結右翼集會」（Unite the Right rally），以保護建國將軍的雕像及其「建國精神」。
殖民者也可以是拓荒者，就如恐怖份子也是自由鬥士，精神寄託即為偶像迷信，對這個世界的愛與慾被切割成「他／我無法共存」的現象。
這是為「保全己身而不得不為之」的，一種佛洛依德式的、從家庭延伸的、個體化的、著重正常／病態類型化的伊底帕斯之愛（oedipal love），也是Gilles Deleuze及Félix Guattari討厭的。
對他們來說，愛原本「既非保守亦非具革命性的，但它是社會保守或革命的指標」。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言說、理解、詮釋愛，體現了所處社會對他者、情感、生活的態度，並影響其發展。
在他們奇怪的哲學領域中——他們自稱是一種「超驗經驗主義」（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愛有兩種模型，而除了上述那種外，另一種是他們所推崇的分裂之愛（schizo love）。
後者是沒有特定對象的，它是實驗性的，既動態亦廣泛，是渴望翻轉家庭、伴侶、單偶句式的。而他們所構想的分裂之愛是複數但無量詞的，「不由它的客體所定義，而是由慾望與驅力的來源和目標所決定」。
然而，這裡所謂具有解放及顛覆力量之愛，卻不免陷入另一個困境——也就是好愛（good love）與壞愛（bad love）的區別。
無我（或，無他者）的愛，似乎能為愛提供全新的政治意義，卻也將抽象的、難以描摹，且原本可能允許若干消極、不快樂、封閉性的「愛」具體化了，反倒成為一種理想主義式的範式。
這裡並非要反對政治的、公共的愛的話語及其力量，但要釐清一點：好的政治不必然需要「以愛之名」證成其正當性；而成就（to actualise）多元的愛，亦毋須倚賴烏托邦政治。又，不否定「有條件的愛」之存在及其價值，不等於受其引誘或限制。
Deleuze和Guattari在形而上哲學上，強調性與慾的原始驅力及生產動能，提煉出一種「無主體的愛」（subject-less love），到了Hardt和Negri，卻衍伸出另一種「無客體的愛」（object-less love）。
差異哲學（philosophy of difference）對愛的理解，似乎能為我們解碼所謂「以愛之名」的政治行動與意識型態。不過，哲學家們還是很大程度浪漫化了「愛」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愛其實是所有感受與體驗的總和，所以就像Carl Jung說過的，抽絲剝繭那些關於愛的無數悖論（incalculable paradoxes）只是徒勞？若此為真，則愛的相反可能不是恨，而是「無（感）」（feeling-nothing）——包括無知（ignorance）等。
若「我知，我思，我感覺，我愛，故我在」為真，那麼「無愛」（non-love）即係形而上「存有之缺席」，自我與他者的斷裂與區分，於是產生對真相的平行時空式的理解，而共在之事實並無法必然生成共存之連結。
Kai Erikson在《任性的清教徒》（Wayward Puritans）中寫到，「害怕女巫之人，很快會發現自己被女巫包圍；嫉妒私有財產之人，很快便會遇到飢渴的竊賊。」而這彷彿驗證了後真相、後現代、政治不正確的反撲浪潮，在這個凡事談愛與和平、自由正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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