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是台灣的震災日，我至今無法忘懷當時的恐怖慘狀，爾後到台中唸書時，更是被周遭景象時時提醒著。
巧合的是，這天也是【國際和平日】（一點也不平靜地快過了）。
本來想寫點什麼，但發現能談的好像都談過了，做不到的還是窒礙難行，那就先這樣，先促進身心和平吧！翻身起床看到某學弟竟表示是我的忠實讀者，讓我老淚緃橫，也安慰到我日漸凋零的自信（最近實在太常聽到「你寫的東西看不懂」這種評語，雖然早已習慣）。
不過有件事很有趣，也被他點出來了，那就是「很多東西以前根本聽都沒聽過，還可以跟性別平權貫穿是怎樣？」的確，純粹討論國際法，很容易落入規範內涵的討論（包括法源的證明），但卻會淪為某種「應然視為實然」的實證偏執（positivist paranoia）；因此，就理論而言，對國際法進化或改革是不太有幫助的。
比如學弟提到的一個例子所謂女性主義視角「真的蠻硬的」，適逢他最近課堂上也談到女性主義對現代國際法的批判，讓他覺得「好難理解」，因此他追問「國際法對女權保持沉默，真的是一個刻意的、或者說男性普遍控制國家權力造成的結果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須先瞭解為什麼我們需要「女權」（women’s rights）？什麼樣的場域會使得「某一特定族群」需要被劃定出來被賦權、被保護（遙想當年鄧衍森常談的「社會化後的人權」）？不過，為什麼關於女人的議題大都只出現在人權法（或人道法）的領域中呢？這也是女性主義追問的。
從一個小小的想像測驗（imagination test）出發，當我們談到民族自決、種族清洗、聯合國、核武試爆、難民處置、氣候變遷時，腦海中分別浮現的畫面是什麼？是誰佔據了perpetrators的畫面，又是誰被假定成脆弱的victims？
如果我們把想像視為「呈現（representation）到印象（impression）」的結果，這樣的畫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是不是連小孩的形象也有了男孩與女孩的區分了呢？比如童兵v.童工v.童妓。
所以我前天問了：「有這麼難理解嗎？」真的得反過來想，才有可能明白被批判的對象是什麼：「總的說來﹐在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中﹐雖然有Partha Chatterjee這樣的研究者﹐對婦女與民族或民族主義的關係表示關注﹐但他們仍然侷限於受害者或共謀者這樣的理解。」
如何拆解Virginia Woolf當年對國家和戰爭採取的不介入策略呢？她在《三個畿尼金幣》（Three Guineas）裡表示：「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就此，陳順馨在《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中給了這樣的結論：
當然沒法改變仍然存在的婦女被民族／國家排斥、利用、收編以至危害的境況，
但男性對民族主義的批評所延伸的婦女關注，似乎缺乏一種視野：一種婦女作為
歷史能動者的視野﹐這種視野卻在眾多的富有實踐經驗的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中有
所呈現。因此﹐女性主義者介入民族主義的討論顯得格外重要。
女性主義對國際法的批評其實有過兩個階段。首波是liberal feminism，就像大部分人瞭解的那樣，關鍵字是法定權利（legal rights）與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與其他人社學科中發展不同的是，國際法直接跳過第二波女性主義（或者應該說，出現太晚而導致一二合流了，一併著重「多元」的女人生命經驗如何受到「國際」漠視）。
接著就是近期的queer feminism的批評了。主要是直接挑明國際法本身的正當化基礎來自「民族國家」，而當今民族／國家主義是如此父權且異性戀中心的「男人形象」，因此國際法無從「女性化」、酷兒化。
然而，「視角」又是什麼意思？
究竟是政治上抑或哲學上的意義？最近從洪鎌德那裡汲取到很多「多重的馬克思」（multiplicity in Marxism）。過程中，似乎恍然大悟理解到「西方哲學」一脈相承的就是【自由】這個命題，不論是黑格爾、費爾巴哈或馬克思「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甚至邊沁、羅爾斯、桑德爾、阿馬蒂亞森，其實都在談自由。
差別只在：「自由是什麼？」與「如何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兩天開始讀Alain Brossat的《傅柯：危險哲學家》（Un philosophe dangereux），其中有兩章分別觸及且批評了兩個重要的傅式概念：庶民（plebs）和牧者（pastor）。
它們分別在傅柯談論不同的主題時出現，卻似乎有種前後不一貫的論理立場，或許是因為太多的比喻與形象，太少系統性的說明（不過這也是後結構者總是迴避的），但大抵而言，還是在談自由──消極或積極的自由，一種漸進、局部的擊破。
這些當然也類似於德勒茲的遊牧者（nomad）。反之，自由卻從來不是華人思想的核心，在古代甚至有點貶抑的意思，比如我先前在《為權利正名》裡提到的。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論世變之亟》中就點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始終糾結的華人（其實是儒教）哲學似乎更追求一種叫作「和諧」（harmony）的價值（但道家亦有動態的「調和」），可謂「井水不犯河水」。由此觀之，不討人喜歡的關啟文在《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中對《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的回應也不算全然不公允或無法接受。
「我們」是否會因此傾向稍微不激進的詮釋：「每一種權力關係自身不是壞的，但是它總包含了危險。」
傅柯喜歡談「規訓」（或日後偏好的「宰制」），內建的權力運轉與策略是個無限延伸的圖像（diagram）或網羅（grid），因此我們不一定追溯得出源頭和終點，其中甚至穿過很多鄂蘭（Hannah Arendt）口中「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而這就是「追求和諧」觀念的瓶頸，當邪／正無法辨識時。
但正／邪、對／錯、好／惡、他／我等區別不是被極力避免的嗎？否則我們如何無私擁抱《On Popular Justice: A Discussion with Maoists》中「無法普勞化的庶民」（non-proletarianised pleb），或德裏達永遠說不清楚的「將至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傅柯的庶民與哈伯瑪斯談的公民社會不是同一回事，更不是陳光興說的「民間」，因為pleb從來都不是一個基礎主義式的確定主體（或身份），更談不上是一種具體的空間，而是主體化之前「純粹存在的狀態」（sheer being），彷彿德勒茲假設「精神分裂」中的某部分。
但，依全景敞域的解讀，這有可能發生或延續嗎？
會否就是如此，哈伯瑪斯的「普遍存在的溝通理性」才能有效地反駁（或反而補充）了「針對普遍的權力宰制」的「普遍存在的反抗」？都說要拒絕「普遍」了，怎麼還如此信任普遍？是盲點或者故意保留的空白？倫理無法介入？尼采式的極致相對主義如何成為可能「有效的哲學」？
或者，根本不該問這個問題，否則又陷入了黑格爾式、康德式或馬克思式的質問，那種趨於「追求」的發展史觀。於是德勒茲的「逃逸路線」（lines of flight）似乎為傅柯全景式的部署（dispositif）提供了例外的出口（幸好？）。
似乎扯遠了，不過，回到學弟的評論，他覺得我的文章多半不是因為文字不白話，而是因為框架和內容都不常見，如果沒有邊補邊看，沒接觸過相關議題，「實在難以消化」。不過，對於任何唸國際法的人來說，這真的是一劑強心針但也是個嚴厲的提醒，表示critical school仍然很邊緣，太邊緣了。
似乎呼應了昨天一個巧遇對話。「其實大家沒有真的很在乎法普，我覺得也沒必要了」，匆匆錯身的學長如是說。本以為只是要重覆精英式的論調，沒想到他再接著說，「如果大家都通曉、接受了法律人操作的制度，那社會還有『變遷』的可能嗎？」他用了不同字來描述那個『變遷』的意思。
「說好聽是知識的普及，但不能否認有『馴化』的企圖。」雖有論述不完整的瑕疵，但談不上夸夸之談，可惜沒空深入下探其意味深遠的短評，兩人就趕著道別了。容我推測他的意思，前提是「法普者」懷有自我批判的謙虛態度，而「被法普者」也須擁有相同的懷疑思考，且不會被前者否定。
不過，這名學長，其實自己參與過很多屆「法治推廣」的活動，也主辦了幾次相關營隊，所以剛剛的談話是在那個脈絡下的檢討，似乎是針對某些很top-down授課方式的講師所發出的不滿。
某種「普及教育」的態度與情境，一直都讓他很不舒服。然後我想起前幾天在洪鎌德《法律社會學》裡面讀到的，結構馬克思（structural Marxism）與其他近似或派生的批判學派方法。自始否定「理性具象化的邏輯」，形上學就因此能夠迴避或「逃逸」出邏輯的需求嗎？
如何自圓其說，除了懷疑之外？
如果是一個「視角」，那它究竟是泛稱一種perspective，還是本體論／知識論上的全面置換呢？前者有可能完全脫逃自尼采口中的「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嗎？或者，根本不到那個程度的「觀點」，而只是參考？
經常遊走在二者之間的各種「批判」（如賢伉儷Wendy Brown與Judith Butler經常自我宣稱的那樣，尤其是後者從趾高氣昂的performativity到曖昧不明的precarity），是因為出於「文化霸權」下的掙扎而不得不，還是根本不具「置換」身處脈絡的可能。
因此，當「批判」針對理性、權力、話語時，自身有可能完全與三者保持距離嗎？抑或（就像Richard Wolin經常提問的），只會是一種挑戰，而非取代？ 困擾人的究竟是不自由，還是「有人自由，有人不自由」的不平等？
這兩個月，常常動不動就受外界干擾，種種發生在遠方的事都讓我無法平靜，從中參照自己的生命軌跡，於是我只能一直說、一直寫，直到自己終於平靜。然而，當我觀察「自身」的驚動，卻似乎無法有效回應各種不滿（discontent）。於是，我又陷入了「有不有效」的圈套中。
單一事件或許會離開媒體的關注，但它們的影響卻悄然作用在所有被波及的人們，無論看好戲的、因此受傷的、被點名的、對號入座的、凝視與被凝視的。不過，有任何人能全身而退、置身事外嗎？或，只管「拒絕」或否認，就根本不會被捲入呢？
於是，我又不得不產生懷疑了，對懷疑論亦是。【國際和平日】慶祝的和平，究竟是什麼？不過，至少，還能對眾人、瑣事置疑，本身也算一種思想自由了吧！
巧合的是，這天也是【國際和平日】（一點也不平靜地快過了）。
本來想寫點什麼，但發現能談的好像都談過了，做不到的還是窒礙難行，那就先這樣，先促進身心和平吧！翻身起床看到某學弟竟表示是我的忠實讀者，讓我老淚緃橫，也安慰到我日漸凋零的自信（最近實在太常聽到「你寫的東西看不懂」這種評語，雖然早已習慣）。
不過有件事很有趣，也被他點出來了，那就是「很多東西以前根本聽都沒聽過，還可以跟性別平權貫穿是怎樣？」的確，純粹討論國際法，很容易落入規範內涵的討論（包括法源的證明），但卻會淪為某種「應然視為實然」的實證偏執（positivist paranoia）；因此，就理論而言，對國際法進化或改革是不太有幫助的。
比如學弟提到的一個例子所謂女性主義視角「真的蠻硬的」，適逢他最近課堂上也談到女性主義對現代國際法的批判，讓他覺得「好難理解」，因此他追問「國際法對女權保持沉默，真的是一個刻意的、或者說男性普遍控制國家權力造成的結果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須先瞭解為什麼我們需要「女權」（women’s rights）？什麼樣的場域會使得「某一特定族群」需要被劃定出來被賦權、被保護（遙想當年鄧衍森常談的「社會化後的人權」）？不過，為什麼關於女人的議題大都只出現在人權法（或人道法）的領域中呢？這也是女性主義追問的。
從一個小小的想像測驗（imagination test）出發，當我們談到民族自決、種族清洗、聯合國、核武試爆、難民處置、氣候變遷時，腦海中分別浮現的畫面是什麼？是誰佔據了perpetrators的畫面，又是誰被假定成脆弱的victims？
如果我們把想像視為「呈現（representation）到印象（impression）」的結果，這樣的畫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是不是連小孩的形象也有了男孩與女孩的區分了呢？比如童兵v.童工v.童妓。
所以我前天問了：「有這麼難理解嗎？」真的得反過來想，才有可能明白被批判的對象是什麼：「總的說來﹐在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中﹐雖然有Partha Chatterjee這樣的研究者﹐對婦女與民族或民族主義的關係表示關注﹐但他們仍然侷限於受害者或共謀者這樣的理解。」
如何拆解Virginia Woolf當年對國家和戰爭採取的不介入策略呢？她在《三個畿尼金幣》（Three Guineas）裡表示：「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就此，陳順馨在《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中給了這樣的結論：
當然沒法改變仍然存在的婦女被民族／國家排斥、利用、收編以至危害的境況，
但男性對民族主義的批評所延伸的婦女關注，似乎缺乏一種視野：一種婦女作為
歷史能動者的視野﹐這種視野卻在眾多的富有實踐經驗的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中有
所呈現。因此﹐女性主義者介入民族主義的討論顯得格外重要。
女性主義對國際法的批評其實有過兩個階段。首波是liberal feminism，就像大部分人瞭解的那樣，關鍵字是法定權利（legal rights）與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與其他人社學科中發展不同的是，國際法直接跳過第二波女性主義（或者應該說，出現太晚而導致一二合流了，一併著重「多元」的女人生命經驗如何受到「國際」漠視）。
接著就是近期的queer feminism的批評了。主要是直接挑明國際法本身的正當化基礎來自「民族國家」，而當今民族／國家主義是如此父權且異性戀中心的「男人形象」，因此國際法無從「女性化」、酷兒化。
然而，「視角」又是什麼意思？
究竟是政治上抑或哲學上的意義？最近從洪鎌德那裡汲取到很多「多重的馬克思」（multiplicity in Marxism）。過程中，似乎恍然大悟理解到「西方哲學」一脈相承的就是【自由】這個命題，不論是黑格爾、費爾巴哈或馬克思「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甚至邊沁、羅爾斯、桑德爾、阿馬蒂亞森，其實都在談自由。
差別只在：「自由是什麼？」與「如何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兩天開始讀Alain Brossat的《傅柯：危險哲學家》（Un philosophe dangereux），其中有兩章分別觸及且批評了兩個重要的傅式概念：庶民（plebs）和牧者（pastor）。
它們分別在傅柯談論不同的主題時出現，卻似乎有種前後不一貫的論理立場，或許是因為太多的比喻與形象，太少系統性的說明（不過這也是後結構者總是迴避的），但大抵而言，還是在談自由──消極或積極的自由，一種漸進、局部的擊破。
這些當然也類似於德勒茲的遊牧者（nomad）。反之，自由卻從來不是華人思想的核心，在古代甚至有點貶抑的意思，比如我先前在《為權利正名》裡提到的。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論世變之亟》中就點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始終糾結的華人（其實是儒教）哲學似乎更追求一種叫作「和諧」（harmony）的價值（但道家亦有動態的「調和」），可謂「井水不犯河水」。由此觀之，不討人喜歡的關啟文在《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中對《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的回應也不算全然不公允或無法接受。
「我們」是否會因此傾向稍微不激進的詮釋：「每一種權力關係自身不是壞的，但是它總包含了危險。」
傅柯喜歡談「規訓」（或日後偏好的「宰制」），內建的權力運轉與策略是個無限延伸的圖像（diagram）或網羅（grid），因此我們不一定追溯得出源頭和終點，其中甚至穿過很多鄂蘭（Hannah Arendt）口中「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而這就是「追求和諧」觀念的瓶頸，當邪／正無法辨識時。
但正／邪、對／錯、好／惡、他／我等區別不是被極力避免的嗎？否則我們如何無私擁抱《On Popular Justice: A Discussion with Maoists》中「無法普勞化的庶民」（non-proletarianised pleb），或德裏達永遠說不清楚的「將至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傅柯的庶民與哈伯瑪斯談的公民社會不是同一回事，更不是陳光興說的「民間」，因為pleb從來都不是一個基礎主義式的確定主體（或身份），更談不上是一種具體的空間，而是主體化之前「純粹存在的狀態」（sheer being），彷彿德勒茲假設「精神分裂」中的某部分。
但，依全景敞域的解讀，這有可能發生或延續嗎？
會否就是如此，哈伯瑪斯的「普遍存在的溝通理性」才能有效地反駁（或反而補充）了「針對普遍的權力宰制」的「普遍存在的反抗」？都說要拒絕「普遍」了，怎麼還如此信任普遍？是盲點或者故意保留的空白？倫理無法介入？尼采式的極致相對主義如何成為可能「有效的哲學」？
或者，根本不該問這個問題，否則又陷入了黑格爾式、康德式或馬克思式的質問，那種趨於「追求」的發展史觀。於是德勒茲的「逃逸路線」（lines of flight）似乎為傅柯全景式的部署（dispositif）提供了例外的出口（幸好？）。
似乎扯遠了，不過，回到學弟的評論，他覺得我的文章多半不是因為文字不白話，而是因為框架和內容都不常見，如果沒有邊補邊看，沒接觸過相關議題，「實在難以消化」。不過，對於任何唸國際法的人來說，這真的是一劑強心針但也是個嚴厲的提醒，表示critical school仍然很邊緣，太邊緣了。
似乎呼應了昨天一個巧遇對話。「其實大家沒有真的很在乎法普，我覺得也沒必要了」，匆匆錯身的學長如是說。本以為只是要重覆精英式的論調，沒想到他再接著說，「如果大家都通曉、接受了法律人操作的制度，那社會還有『變遷』的可能嗎？」他用了不同字來描述那個『變遷』的意思。
「說好聽是知識的普及，但不能否認有『馴化』的企圖。」雖有論述不完整的瑕疵，但談不上夸夸之談，可惜沒空深入下探其意味深遠的短評，兩人就趕著道別了。容我推測他的意思，前提是「法普者」懷有自我批判的謙虛態度，而「被法普者」也須擁有相同的懷疑思考，且不會被前者否定。
不過，這名學長，其實自己參與過很多屆「法治推廣」的活動，也主辦了幾次相關營隊，所以剛剛的談話是在那個脈絡下的檢討，似乎是針對某些很top-down授課方式的講師所發出的不滿。
某種「普及教育」的態度與情境，一直都讓他很不舒服。然後我想起前幾天在洪鎌德《法律社會學》裡面讀到的，結構馬克思（structural Marxism）與其他近似或派生的批判學派方法。自始否定「理性具象化的邏輯」，形上學就因此能夠迴避或「逃逸」出邏輯的需求嗎？
如何自圓其說，除了懷疑之外？
如果是一個「視角」，那它究竟是泛稱一種perspective，還是本體論／知識論上的全面置換呢？前者有可能完全脫逃自尼采口中的「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嗎？或者，根本不到那個程度的「觀點」，而只是參考？
經常遊走在二者之間的各種「批判」（如賢伉儷Wendy Brown與Judith Butler經常自我宣稱的那樣，尤其是後者從趾高氣昂的performativity到曖昧不明的precarity），是因為出於「文化霸權」下的掙扎而不得不，還是根本不具「置換」身處脈絡的可能。
因此，當「批判」針對理性、權力、話語時，自身有可能完全與三者保持距離嗎？抑或（就像Richard Wolin經常提問的），只會是一種挑戰，而非取代？ 困擾人的究竟是不自由，還是「有人自由，有人不自由」的不平等？
這兩個月，常常動不動就受外界干擾，種種發生在遠方的事都讓我無法平靜，從中參照自己的生命軌跡，於是我只能一直說、一直寫，直到自己終於平靜。然而，當我觀察「自身」的驚動，卻似乎無法有效回應各種不滿（discontent）。於是，我又陷入了「有不有效」的圈套中。
單一事件或許會離開媒體的關注，但它們的影響卻悄然作用在所有被波及的人們，無論看好戲的、因此受傷的、被點名的、對號入座的、凝視與被凝視的。不過，有任何人能全身而退、置身事外嗎？或，只管「拒絕」或否認，就根本不會被捲入呢？
於是，我又不得不產生懷疑了，對懷疑論亦是。【國際和平日】慶祝的和平，究竟是什麼？不過，至少，還能對眾人、瑣事置疑，本身也算一種思想自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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