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After all, it’s all about ‘parents’?

Just finishing all the sessions of counselling, interestingly we came to a convincing interpretation of my problem(s) based on my memo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parents and I.

‘Because they are first persons you met in life,’ he said.

最近真是感性，一口氣寫了兩段文字，致你、我、他—留宿、旅人、過客們。

｛　致　青春　｝

事隔多年，你變了，我也不是那個我。

我以為自己不會傷感，畢竟生活已經那麼忙，忙到沒有空隙多想，儘管朋友前天幽幽地提起除夕這件事。

直到我看見家裡捎來的簡訊、朋友的問候，一張張照片，想起去年這個時候，幸好有你長途跋涉的陪伴。

今年有一群朋友一起作伴，幾頓難得的聚餐，久違的輕鬆氣氛，不確定自己現在的心浮氣躁到底怎麼了？

出乎意料地（但又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今天的supervision meeting一點都不順利，我竟然像個小綿羊一樣，努力地保證這啊那的，但我堅決不認錯，我不覺得自己何錯之有，也不認為他們全然是對的，只是為了「權宜」，為了不得不為的「互利共生」。

尷尬氣氛無限升溫（不是冷凍），因為主要的兩個人心裡都有一把火在燒，試圖力挽狂瀾的情緒是三個人唯一的共識，儘管「狂瀾］是他們定義的，而「力挽」的方式也由他們決定，我只「被賦予」了完成這項任務的責任；在某個當下，我當真感受不到自己是這個學位的subject。

當別人一點都不在乎屬於你自身的掙扎與糾結，且只給你either「全身而退」or「破釜沉舟」的最後通牒的時候，我也只能假定這兩個選項之間沒有middle ground，這樣對彼此都簡單一點，任何一絲退讓或爭取都顯得不切實際了，因為最大公因數肯定得落在某一方的痛腳上。

討論Foucault、Deleuze和Baudrillard三個人之間的恩仇情仇的文章其實很多，因為他們自己也經常互動，尤其是前兩者，在思想上總是亦師亦友。總的來說（真的是玩笑話），還不就因為Foucault根本巨星來著，樹大招風之際，讓嫌惡鎂光燈、曝光度的Deleuze不太開心，更讓後勢看漲但熱愛挑釁的Baudrillard心裡不是滋味。

暫且撇開本體論的假設不看，Foucault的權力、Deleuze的慾望和Baudrillard的誘惑都頗具有「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特色；尤其前兩者的權力和慾望相生相息之間，都在探究多樣性（multiplicity）及其效益（effectiveness），構成了類似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提出的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的範式，它主要為解決在此之前宏觀與微觀方面極端化發展的困境所生的折衷分析框架。

1972年3月4日，Foucault與Deleuze以《Intellectuals and Power》為題的對話，對理論和實踐（從權力出發）的問題展開了深入的透視，尤其對女性、同性戀者和囚犯的鬥爭，及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都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在那場對話中，Deleuze認為，理論是一個接一個的實踐，作為（以增殖的方式）對抗（細瑣且發散的）權力的工具；反之，Foucault主張理論就是實踐，就是為了破壞（循環的，而非線型的）權力結構。

人權爭議再添一樁：當WiFi象徵著right to information中的資訊近用、數位平等的指標時，沒想到除了隱私權爭議外，陸陸續續也出現健康問題，怎麼辦呢？在「為了公共健康，可以合理犧牲人身自由的年代中」，是否可以允許「為了個人健康，可以合理要求資訊社會退讓」呢？另一則新聞提到：英國有5%的民眾認為他們自己患有EHS，不過不論是醫學團體或是科學團體都尚未將EHS視為是一種病理狀態。

「是不是病理狀態？」還是交由為社會服務，且保證科學中立的「權威」去認定吧？在讀過Foucault, Deleuze, etc後，醒腦與洗腦顯得只剩一線之間（a very thin, think line）。這讓我想起，朋友近日翻出了之前官曉薇老師的《淺談人權社會學》（2015/07/27），他說，他比較在意的是：要先怎麼界定「人權」吧？人權作為「普世價值」是西方人說的。比如，廢除死刑的個人生命權的保障舉止在台灣大部分人並不視為基本人權。

的確，「人權」的普世性，近十年來真的飽受質疑跟挑戰。現在的討論都在看localisation了。但我想，「right to “life”」本身應該沒有疑義，不論價值上、倫理上、實踐上，有疑義的是「死刑是否會、或是否有侵害right to “life”之虞？」端看我們是否需要，若是，又如何推進一個social change？當然，死刑與生命權之間的悖反，好像不是大眾總常思考的點，所以促進公共辯論更是很重要的過程。

終於，撐了好多天，還是默默地選了一個安靜的時刻，看完了康熙最後一集（甚至把上下集拆開來看，就是怕一切結束地太突然）；當《啟程》響起，當佈景撤離，我避見轉身的剪影，決定寫下最後一個關於康熙的心得（明明素昧平生，卻像跟某個好友話別）。

記得朋友都一直提醒我，最後一集一定要自己一個人看，因為以我的感性，肯定會落淚。原本想要好好配著泡麵，當作一個平常的夜晚，一開始太多讓人噗嗤一笑的梗，我忍不住數度被熱湯嗆到，還噴了一電腦的肉鬆，想說：「應該就會這樣充滿笑聲地完結吧！」

可是，一段段回顧，一股腦兒太多情緒湧上，竟然會有這麼一個電視節目陪著十二載，從高中畢業到大學唸完，從叛逆期到撞牆期，從「做自己」到「探索自己」，從似乎永遠都唸不完的研究所到出國讀書第二年；身邊甚至都沒有人能如此心甘情願著。

朋友揪團的Lumiere London 2016，那是一個落雪前、飄雨後的傍晚。穿梭在萬頭鑽動的Piccadilly Circus，被一個個漂浮在半空的魔形、幻獸驚艷，傳統與現代之間、真實與虛擬之間、感官與想像之間，很有趣的體驗，彷彿置身科幻小說之中。

身體「被嵌入」（embodied）在他人的故事裡、背景中，自己也藉此書寫與其他觀賞人的距離和關聯，所有參與者一同創作著這個夜晚，也終將成為最後作品的一部份。好比我與亞洲、我與台灣、我與其他性／別少數群體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問？因為一股Queer Asia的風潮，終於從北美、歐陸颳進英國了。

延續著Amir（我的指導教授，經過這個假期的沉思，我想自己是誤會他了）分享的【Queer Perspectives on Law】研討會，Aeyal Gross教授也有講題，就在我仍在摸索他對postmoder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的立場與方法時。回到亞洲，是否能撇開帝國主義不談？又，與當代的天朝主義有多大牽扯？

選前一天一起床，看到臉書上滿滿的「最後打氣文」、「鼓勵投票文」、「選前喊話文」，我當時也忍不住寫了一篇「催票文」。計算一下當下大概是台灣時間的傍晚七點，心裡也開始緊張了起來，真的要倒數了，對於半未知的結果既緊張又期待，對台灣人充滿信心又怕信心太滿。

鬼島[英國]子夜過後，寶島[台灣]正再度迎接德先生、賽先生的到來（我想說的是sensation和diversity，為何不是科學跟民主，見我前一篇《The Revenants Of 德先生 & 賽先生》），想東想西的，就是擔心臉書上多半是同溫層的聲音、太過理性的呼籲或分析，怕自己忽略掉的、不認識的其他大眾和自己人想的、猜的、要的不一樣。

勢必變天之餘，更希望活力十足、動能無限的台灣，真能從此擺脫一灘死水、一場僵局的現狀。出國前，得知身邊還是很多漠不關心、默不吭聲的朋友（忍住不標記），如果你真心埋怨時局而企圖扭轉的話，明天還是出門一趟吧～就差你一票了。

《神鬼獵人》是去年年底上映的一部西部驚悚片，導演是墨西哥籍的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Leonardo DiCaprio也憑著這部片拿下第三座金球獎。這是一個關於各種求生、無限接關的故事：the revenant，是亡靈、是幽魂，是殖民原始的鐵證，是弱肉強食的歷程。

對應今天雅加達的恐怖攻擊，讓人不禁回顧著：陸陸續續，自巴黎、伊斯坦堡之後，IS跟全世界的角力幾乎遍佈了各個角落，一個個爆開，也不見封印的跡象，聯軍出兵之後呢？國際譴責之後呢？普世哀殤之後呢？隨機的「恐怖」逐漸變成了一種常態，我們究竟該如何應對，「以文明之名」，還是？

印尼全國2.5億人口中絕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雖然大多數民眾思想溫和寬容，但近年來極端思潮有捲土重來之勢。從未擺脫恐怖主義的威脅和陰影，不斷有印尼公民前往敘利亞、伊拉克加入IS，當他們折返故土，便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