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我的臉書貼文很少引發太多共鳴，但今天又讓我獲得了好多讚（but who cares?），我只是想為這篇網誌開場白。下午正在咖啡廳回覆每天如雨後春筍般的郵件時，巧遇了一個不熟的朋友，一場只維持了十分鐘的對話卻很有感。

網路與通訊科技創造了越來越多freelancing（自由業）的工作機會，但其實這類型的職缺一點都不free──既不全然自主，也不真正免費──你不需要打卡，也不用進辦公室，聽起來超棒，但如果你想要賴以為生，你幾乎無法確定自己有沒有下班過。

朋友是接翻譯跟校稿工作的（有時寫寫時事評論），他說他有點想念「上班」的實體空間和時間限制，因為懷念「下班」的感覺了。可是當他回頭找相關的工作機會，發現大部分類似的職缺都已經被freelancers（但非嚴格意義上的同業）取代了。

根據1990年生效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國家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的兒童，就影響其本身的所有事物，有權自由
　　　表示意見；而他所表示的意見應依其年齡和成熟度予以權衡（第一項）。

從布魯塞爾到倫敦，從聖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俄國聖彼得堡發生恐怖攻擊時，我完全後知後覺；媒體真是太不給力了──願罹難者安息，傷者早日康復。有朋友說，有諸多跡象顯示是普丁政權做的，以操縱恐懼，用來推動他們想推的保守議題；若此為真，那就太無恥了，畢竟平民終歸是（比較）無辜的──無論是否被動容忍或主動支持保守政權──但當然，宣戰也不令人樂見。

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有感、越來越逼近，跟地震一樣；但對於恐怖分子的動機和目的，卻也越來越不知所云；多到人們根本來不及好好討論，快到好像沒什麼值得分析的，然後恐怖攻擊就只剩下「攻擊」，連為什麼「恐怖」都不值一哂了，這樣的恐攻還存在傳統定義上的政治意義嗎？又，這還算是恐攻嗎，或者隨機殺人事件？我不確定，沒人能確定，訊號迷失於共構的戰爭機器。

人心惶惶又必須懷抱著「日子還是要過」的心情，已經好幾起「恐怖攻擊」，都被未審先判地和ISIS（或相關團體）連結，彷彿這是「懲兇」唯一政治正確的理由，其實也蠻奇怪的。或許是ISIS的存在給了許多政府開脫反省自我國內現況的藉口，反正千錯萬錯都是這群激進的偽聖戰士的錯，而他們如企業、如集團、如政黨、如幫派一般地存在，卻能隱身於任何一座都市叢林之中。

最近讀到Rachel Dolezal的新聞，覺得詭異又有趣，在種族主義和文化認同之間，一個天生白皮膚的人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個「黑人」？白皮黑魂是黑人嗎？什麼是黑人？為什麼是「消費」黑人？ MtF是在消費女人嗎？那試圖漂／被漂「白」的亞裔移民呢？

相對於白的黑才是黑；所以膚色是相對的，是習得的，因此膚色的「黑」的概念上的真實還是經驗上的事實？ 如果是黑人國裡的黑人小孩，能理解自己是「黑人」嗎？當然，沒有人能遺世獨立，所以必定會發現他／我的差別，但這後驗事實能被用來證成「天生論」嗎？

於是我又想，女人／男人島上的小女孩、小男孩，會如何認識自己的身體呢？會需要「男」、「女」的生理或心理等性別分類嗎？若非，將可能只有「有性」與「無性」（asexual）的差別嗎？誠然，上述這些二分法仍是本質主義了，卻也突顯「本質」的荒謬。

愚人節前夕傳出美國藝術家Gilbert Baker逝世的消息，享年65歲。1978年6月25日舊金山同志大遊行時，他受邀設計出代表眾多性少數群體的彩虹旗，原本的版本共有粉紅（性愛）、紅（生命）、橙（復原）、黃（陽光）、綠（自然）、靛青（藝術）、藍（和諧）、紫（精神）八種顏色，後來因為印刷顏料的問題，粉紅與靛青被取消了，而變成現在全球流行的六色旗。

當年的舊金山大遊行因為卡斯楚街附近居民抗議不斷，引發警方高度關切，受到自由與保守媒體的矚目。直到今天，無論在彩虹旗飄揚或覆蓋不及的陰暗處，都仍然存在著性少數為了能見度而「應否上街」、「如何上街」的掙扎，總是在提高公眾接納、爭取自主與自由之際，與象徵公權力的警察權相互糾葛與角力──每每都會諷刺地突顯出集會自由表面下無法言明的隱「性」限制。

＼＼＼＼＼　印度北方邦勒克瑙警方的「反羅密歐小隊」

不知不覺又要愚人了，五年前的今天歷歷在目。這三年，我們總是低調地度過這個日子，不讓這件事提醒我們分開的時光比擁抱著還長。

一直以為忍受寂寞是可以練習的、時差可以是無關緊要的，可是還是好想你，絲毫未減，儘管我已經越來越獨立，不想讓你擔心。

朋友很多，總是成雙入對的；日子很充實，學習或旅行；但身邊少了你，無法第一時間跟你分享所有喜怒哀樂，總像少了什麼，再多文字和照片都取代不了眼神與默契。

近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劃設引發許多討論，不過從概念來說，在現代國家引進公／私有土地區分之前，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是先存在的歷史事實，因為很難用當代的財產觀念去理解，或許「主權」才是更適當的想像；而這也是目前總統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隸屬總統府，下稱原轉會）的初步共識。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才有可能拆解這次的爭議。

引發這次軒然大波的是「原住民族委員會」（隸屬行政院，下稱原民會）2月18日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下稱《劃設辦法》）。作為一項行政命令，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的規定，要是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沒有進行審查，則將於訂立後三個月內自動生效，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關心這個議題的人那麼緊張。

這次主要產生爭執的條文是《劃設辦法》第3條中關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的定義：指經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

台灣的國際人權公約第二次報告審查會議於年初落幕，專家委員會提出許多了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其中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10條的「監禁狀況中的人權」，委員們建議「放寬嚴苛的施用毒品政策」；然而，法務部與司法院對這個問題仍然態度勉強，尤其法務部認為「毒品罪再犯率高」且「將毒品犯放出恐也危害社會治安，因此萬萬不可」。

這個情況顯現了一件事：在台灣，關於用藥者（或一般人稱吸毒者）人權侵害的想像，似乎僅止於「監獄狀況」的考量。這似乎有些過時了。在國際社會中，目前關於用藥者人權的討論，更多聚焦在個人健康權的問題──重點不該只是「怎麼處罰才符合人權標準」，而是「處罰與否」本身就是一個人權問題！可惜，不管是國家報告、民間影子報告，或是專家委員會的建議中，關於健康權的討論，用藥者的處境連個影兒都沒有。

聯合國健康權特別報告員Dainius Pūras在2016年關於青少年健康問題的報告中，建議各國尋求懲罰性或壓制性毒品政策的替代方案；且在進行相關爭議的國際談判時，應以個人的健康權為主要考量。先前針對2016年4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關於毒品問題特別會（UN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Session on drugs，Dainius Pūras就曾強烈抨擊：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用藥者一律打成罪犯，將違反國家保護個人健康權的法律義務。

從川普「意外」 決定留下2015年歐巴馬政府首創的美國LGBTI人權特使貝瑞（Randy Berry），驚呆了美國許多同志人權團體；近來又可能指派另一名男同志葛瑞內爾（Richard Grenell）作為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代表。

據白宮官員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將選任葛瑞內爾（前國務院官員）──一名公開出櫃的共和黨員，也是前美國駐聯合國發言人──代表美國常駐北約組織。

若確定上任，葛瑞內爾將會是LGBTQ族群中坐擁美國政府中最高職位的人。彭博社首先發布這項消息，並於週三時試圖電話聯繫他，但對方拒絕回應。

答應了一篇投稿，竟不小心寫了那麼長，留在這兒當作日後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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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族主義合理化了生命政治經濟中的死亡功能，透過（適者生存）的原則──即他者的死亡得以使一個人成為生物意義上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