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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今年831日,開創並積極發展「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的知名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辭世了,享年88歲。除了讓他享富盛名的那一套四冊《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他還有一本與法國後馬哲學家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的合著《種族、國族、階級》(Race, Nation, Class),也在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學界中頗具影響力。

 

前陣子維索圖書(Verso)刊登了一篇在德國呂訥堡大學任教的波佳吉潔芙(Manuela Bojadžijev)教授與他們二人的對談。他們討論了那本書的緣起與影響,以及裡面的觀察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是否還適用。那本書最早在1988年以法文出版(Race, Nation, Classe. Les Identités ambiguës),後來被陸續譯成九種語言。這篇訪談被收錄在2018年出版的《重讀一場關於我們時代的對話》之中。

 

這些問題之提出,對既不核心也不那麼邊陲的東(南)亞社會來說,或許仍有警醒意義。若對照近年來發生在身邊或其他地方的事件、抗爭、論辯,可能也會心有戚戚焉。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摘譯這篇訪談的原因——一方面紀念剛過世的華勒斯坦,留給學界那麼多思想與分析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世界政治圖景劇變,種族、國族、階級等意識再起,教我們不得不反思這些概念的潛力與侷限。

 

 

波佳吉潔芙: 這裡有三件事是我想提出來討論的。第一,當初為什麼會想要組織1980年代那一系列辦在巴黎的專題研討會,還有《種族、國族、階級:含糊的認同》的發想?第二個問題圍繞在那本書主要的概念,也就是針對「種族」、「國族」和「階級」三大核心概念之歷史建構,所採取的整體分析。至於第三點是關於這本書直到今天所受到的評價,關於它的政治影響及其所帶來之成就。

 

華勒斯坦:我和巴禮巴是在1981年一場在新德里的研討會上認識並成為朋友的。關於那個系列專題研討會,一開始我們只想搞一年,聚焦於種族主義與民族性(ethnicity),許多人共襄盛舉非常成功。然後又辦了第二年第三年,主要是想延續針對每次不同人提出的文章進行討論的成果。

 

那剛好是很適合討論這些主題的時代。本來是想每年的討論都出版成一本書,但不是所有文章的品質都那麼好,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按時交稿,所以後來我們也不強求其他人了,反正我們兩個一直都有在寫。所以那本書主要匯集了我們兩人對於「種族」與「國族」與「階級」之間關係的探討。

 

巴禮巴:我想補充一個重要的點,那就是我們當時其實沒有充分地預先規劃相關議程,或是出書的計畫。

 

波佳吉潔芙:你們會如何描述,當時是怎樣的政治情勢,會使人有必要思考這些歷史建構?

 

巴禮巴:我們先從「種族」著手,這在當時相當程度是個隱晦但有最明顯的議題。那是法國新法西斯政黨剛崛起的時候,後來甚至日漸茁壯。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贏得第一次地方選舉的事,嚇壞了我們,非常令人憂心的現象。當時他們主打的議題就跟現在差不多了。當時的重點不是什麼伊斯蘭問題,而是移民議題——也就是今天所謂的「逆向殖民」(reverse colonization),指前殖民地人民的入侵;我覺得很噁心。

 

這在當時已經深具種族主義的傾向,而移民在法國一直都是個重大議題。所以我跟華勒斯坦說,種族主義讓我很苦惱,因為它在政治意義上讓人憂心,也由於我覺得自己不具備理論工具能有效處理這個問題。我猜想他會有更明確的想法,因為移民議題(當時還不叫「後殖民」)在他的世界體系理論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沒受過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完整訓練,而我的學術訓練在這點上沒什麼可談的。

 

我當時問他,他覺得什麼有趣或特別想做的;我記得你說「民族性」。所以我們有了共同興趣,而我們得以從不同學術背景和思考進路出發;這一切很偶然。第一場專題研討會就是這麼來的。當時高朋滿座,討論非常精彩;你要知道,當時的法國,是沒有地方讓你用跨領域的方式討論這個問題的,我們之中有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等。

 

華勒斯坦的當時的問題是,如何找到一個完美的架構把這些討論放進去。年底的時候,我跟他說我很願意再繼續,但我們不能一直做相同的主題。我猜他當時應該有些想法,他說我們接下來應該進到「國族」的討論,然後我們第三年進到「階級」。但當時還沒有要集結成冊的計畫就是了。

 

再次重申,並不是所有參與者都對這些主題感興趣:「種族」很成功,「國族」也不算太差;最不成功的是「階級」那場。我想,跟今天的光景會很不一樣,但當時與資本主義相關的問題(其作為一個社會系統,以及伴隨的階級區分和對立)雖然有引發一些對於不平等和社會排除的討論,但跟今天完全不能比。

 

藉由這機會,我向華勒斯坦學到了看資本主義的不同角度。但我有一個朋友,過世了一段時間,他是一個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杜瑚(Françoise Duroux)。這之間他貢獻了一篇很有趣且極具挑釁的文章,關於當時法國女性主義者之間一個熱烈辯論的主題:「我們應該用階級的範疇理解性別嗎?」而這當然有其政治後果。之後,我很慚愧,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他的觀點,而當時他的文章還沒發表,所以他很生氣。他跟我說:「看吧!再一次,組織研討會的男人拿走女性發表人有趣的主張,發現很有用就拿去發表。」他沒說錯。

 

華勒斯坦:是的,但關於階級還有一件事得提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尤其在法國。

 

巴禮巴:每個人都是左翼。

 

華勒斯坦:對的,每個人都是左翼。然後後來突然有一個相對迅速的轉向,人們似乎離開了,「喔不,那玩意兒過時了」,然後他們就不在用「階級」討論事情了。所以出這本書,也是想要恢復對「階級」的討論,因為它真的就消失了,尤其在法國;但不只是法國、義大利,還有德國。

 

波佳吉潔芙:在某些方面,這本書並沒有我們討論的那麼簡單。介紹這些困難的範疇,那些從1980年代就幾乎被完全忽略的概念,就像為馬克思主義補血一樣,更新它。對這些主要範疇的探究,揭示了它們矛盾且不確定的條件,以及它們局限性和對彼此的依賴性——這在今天都絕對還是一個最洽當的取徑。你們能否闡述一下你們這種整合方法的構想?

 

華勒斯坦:某種意義上,在我們都認可的分析上,我們試圖重新打開這三個範疇的討論。撐開這些討論空間是為了想重新使用它們,讓它們有用於理論和政治上的討論。所以我們想做的,就是要大家討論「種族」、「國族」及「階級」,然後談談這三者如何能整合在一起。這個討論其實持續到現在;事實上,現在的討論還比我們當時出書的時候還熱絡。

 

這本書有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種族」、「國族」和「階級」是三個無法被分開分析的範疇,這是第一點;但它們又是觀察同一現象的三副不同的眼鏡。如果一個分析只用了其中一種角度,那就會不完整。因此最核心的問題是:到底「種族」跟「國族」跟「階級」的關係是什麼,而答案是有百分之八十的重疊。如果你自我認同或透過分析界定了他者,使用了種族主義的用語或階級的話語,會得到相似的圖景,但又不全然一樣。事實上,選擇戴上不同眼睛,對理論和政治分析會產生不同結果。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討論工人階級,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舊分類,通常是指無產階級(proletariat);然後我們會發現傳統定義下的無產階級者,絕不是來自統治階級的白人,而是受壓迫的黑人或有色人種等等;所以盲點在於,如果我們分開處理這兩個問題,我們將看不見百分之八十的無產者同時是階級、種族和國族意義下的底層人民。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認清它們是相同但不完全一樣的範疇;然後第二點是,我們必須決定如何打開我們的分析。而如何開啟一項分析,將重大影響我們如何看待並處理那個問題,而這個決定卻無法一勞永逸地定論。也就是說,今天為何「階級」或「國族」是個有用的分析範疇的之原因,或許明天就不適用了,因為這些概念一直都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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