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ft manuscript for a book chapter on: “健康與人權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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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權損害特別個人申訴程式
除了上述那些調查和報告等義務，特別報告員其實還有另一項工作是較少被提到的，就是他們被允許在特定條件符合的情況下可以接受個人申訴（individual complaints）。關於個人申訴之規定，其係依據2002年聯大人權委員會第2002/31號決議本文第10項之規定延伸而來的，其中要求各國盡力配合健康權特別報告員的工作推展。在執行相關任務時，健康權特別報告員可請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國秘書處、其他特別程式的獨立專家，以及其他有關國際組織協助蒐集資訊，以期深入瞭解個案狀況之全貌，與其所處之社會脈絡與政治制度，如此始能進一步分析權利損害之個案與其他結構性因素之間的關係。
換言之，根據人權委員會第2002/31號決議，特別報告員應積極回應「其接獲且認為可信之有人權侵害之虞的資訊」。而這裡的回應，可能進行的方式包括：行文詢問有關政府（無論是自行或與其他相關議題特別報告員共同為之）、邀請有關單位及專家表示意見、釐清案件事實、提醒政府其在國際人權法下關於健康權之法律義務，最後可能也會要求當局承諾願意改善現狀、並提出將採取之相應措施與步驟。也因此，特別報告員與各國政府之間維持良好互動、順暢溝通是這項工作能否順利推展的重要關鍵，而各國則應在人權保障之善意的要求下，減少不必要之延宕和拖延。
至於什麼樣的人權侵害案件能夠為特別報告員所瞭解並受理呢？通常包括下類幾種情況：最為常見的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人權侵害」，可以作為控訴（allegation）標的；再來是「正在發生或潛在的人權侵害」，可以作為緊急申訴（urgent appeal）的標的；以及認為有法規、立法措施、政策或國家實踐不符合國際人權法之規定及原則等疑慮時，亦可以請求報告員協助瞭解、調查及認定。這裡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原則是，在提起申訴時，聲請人必須要能夠證明並確認受害者之「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惟若當事人之同意並不可得，則至少需其近親或法律代理人之許可，並已瞭解相關程式與可能的申訴結果。
程式上，在提出「個人申訴」時，聲請人需要完整提供以下資訊：受害者（個人、群體或組織）；侵害嫌疑人（所有相關行為者，包括涉案的非國家行為者）；提出申訴的個人或組織（這部分會遵從保密原則，以免報復性追殺）；人權侵害之事實、情狀、時間地點，以及細節描述（包括案件係屬於已發生、正在發生或潛在可能發生者，以及是否已採取任何法律救濟措施、結果如何）。而其他一些小細節尚包括，依照實踐的一般規則，若申訴內容包含不當的歧視性用語，或顯然係出於政治動機而為之，則該申訴不會被考慮受理。關於事實之描述及相關資訊，須由權利侵害受害者個人或群體所提供，或聲請人至少要確保其資訊來源係直接且可靠的。
然而，若為針對立法、政策或特定制度有侵害健康權之虞所提出的申訴——特別報告員會先函請當事國提出相關說明（包括所有相關之國際合作和跨國協議等情況，如貿易及投資協定）。這些調閱程式及內容又稱作「行文」（communications），起初這些過程都是保密的；但自從2011年9月開始，特別程式的受任專家們會向人權理事會提出一份「共同報告」（joint report），摘要所有正在進行中的案件，包括各案件之摘要、當事國的回應與態度，以及接下來可能採取的工作方法、建議措施等等。可以想見，對特別報告員來說，不斷更新對個案發展的瞭解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在通訊行文時保持對事實及其脈絡的掌握。必要時，他們也會要求聲請方評論政府的回應。
肆、台灣的特殊處境與國際人權規範在地化
前幾節談了那麼多，惟按條約法法理，一國須完成國家簽署、國內批准（ratification）、國際機構的存放（depository）等法律程式，始得成為一條約之締約國，而台灣並非眾多國際人權公約的正式締約國，理應毋須受到條約規定之拘束。以ICCPR及ICESCR為例，中華民國在1967年就簽署了兩公約，遲至2009年始完成國內批准，但自1971年我在聯合國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因不再具有聯合國會員國的身份，從而無法完成存放程式，也無法被國際社會視為兩公約的正式締約國。然而，台灣雖不是締約國，惟我國已主動批准兩公約，以展現自願遵守公約規範之意志，因此在國際法上，仍須受到自己單方承諾行為所生之法律義務的拘束。
除已簽署並批准後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2009年3月31日制定，同年4月22日公佈、12月10起施行），我國雖有意簽署其他1971年後通過之人權公約，但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折衷辦法為立院逕行通過各施行法，比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2011年5月20日 制定，同年6月8日公佈，次年1月1日起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年5月20日制定，同年6月4 日公佈、11月20日起施行）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年8月1日制定，同年8月20日公佈、12月3日起施行）。如這些施行法第2條所共同揭櫫，各公約中關於權利保障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
因此，就法律意義而言，在國際法上，若已完成公約批准手續的（如兩公約），則不論「存放」與否──多半僅為形式要件，而不影響條約拘束原則之效力──已生國際法上之效力，惟無法進行簽署之其他人權條約，則不在此討論範圍之內。在國內法上，各相關施行法之目的係為將國際人權規範在地化，因為公約中之規定已內化（internalize）為國內法秩序之一部分，故無論係行政機關在決策或執行公務時，或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自然應依法行政、依法審判。就此，本節將先介紹國際法中關於條約締結及批准程式之規定，再進一步討論台灣如何不顧外交困境，自成一格獨創國際人權法之實踐方法。
以下尚有四節，將分別討論：一、國際法下的條約締結、批准與生效；二、突破外交困境之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三、關於人權公約施行之監督審查機制；四、最終還是缺少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日後再補充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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