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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酷兒理論的寫作涉及一連串的實驗，像是搶佔學術舞台，並提醒著人們，這個學術舞台前後所操演的禮節和禮數，都在維繫著看不見的異性戀正典（invisible heteronormativity），滲進了所有知識生產過程及其職業當中。
事實上，除了歷史意識及對「現在主義」（presentism）的抵抗外，酷兒分析也已經豐富了許多領域：認知、接受、理解（世界）的文化面向；言明及暗喻之間的關係；被承認主體及被否認主體之間的關係；生平傳記的使用與濫用；封閉情節的代價和重啟次要情節的愉悅；社群內、私底下的故事、知識、黑話、俗語；發聲的策略及謀略；文藻堆砌與委婉推諉；八卦、笑話、幽默、反諷；讀者對文本與論述的認同感及其他連結性。
這不代表我們接受「無禮」與否。不過「無禮」之允許（indecorum），有時的確能賦予被賤斥主體若干尊嚴；它有時也能改變學術作品的公共──微開原本緊閉的大門。酷兒理論除了嘗試新的教學實驗和實踐，它也象徵了批評、批判文化，在對象上、實踐上的轉變。不過，說到底，「酷兒理論是要教我們『幹』（sex）」。
＼＼＼ 理論與「研究」的斷裂
2014年在對Judith Butler的訪問中（Sexualities (2016), 19(4), 482-492），Sara Ahmed提到了《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1990年初版）這本書對酷兒研究這個領域的深刻影響──甚至被認為形塑了整個酷兒思潮。而Butler的回應大致摘譯如下：
我記得「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當初是崛起於1990年代，是某類型酷兒學者為了與酷兒理論作區隔而催生的──部分是出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或部分是認為他們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經驗和歷史參照，為了對抗一度被認為是更抽象的酷兒理論「霸權」。
但讓我猶豫的是，這些人覺得酷兒研究應該包含多元形式的知識，而因此稀薄出世的文學理論，無法跟那些試圖在歷史學、地理學、公共政策、流行文化、經濟學、科學研究、科學史等領域帶入酷兒觀點的人對話。
雖然我能理解這是為了滿足更廣泛的知識建構需求，但「做理論」（do theory）這件事被當成問題還是挺讓人沮喪的。當然還是有人繼續在做理論，而理論是被用來以新的方式理解世界，或想像新的世界。
＼＼＼ 迷失方向的酷兒理論
但我對於酷兒研究的出現反而加強「酷兒認同」（queer identities）的現象感到困惑，尤其在歐洲。現在人們會說「我是酷兒」，但我蠻確定的是，當酷兒理論開始發展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酷兒」不該是個「身份（認同）」，而是應該是指稱一種關於無法泛指或難以預測的性生活的事物。
我理解，若干時候，在制度和結構裡，對承認、認可的需求是重要的，而要達成這個目的，建立特定身份是種方式。但既然大多酷兒理論寫作都反對身份的約束──包括對身份的需求及賦予──那這個發展就讓我挺意外的。於是，我必須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應為「酷兒」這個詞所發展的方向感到震驚？
它已經推廣地既深且遠，誰知道它再來又會變什麼樣。如果「酷兒」曾試圖給予所有無法輕易被歸類的、不符常規的性別及各式各樣的性相一個概括用語，那它現在顯然捲入了一個自身理論的爭戰。
＼＼＼ 酷兒理論面臨的難題
不過，當然一直以來，對於早期酷兒理論的批評都很有說服力，諸如未考慮跨性別的生命經驗、基於中產白人的想像、受限於美國本土的理解等等，這些觀點的加入都是為了突破酷兒理論各種排他效應的侷限（exclusionary limits），以民主化酷兒的潛力，也包括在愛滋區域政治裡的運用（如非洲）、對抗反移民國家主義跟種族主義的動員（如歐洲）、與後殖民思潮之間的互動（如拉丁美洲）等。
總的來說，最強大的批判還是來自於變性者和雙性人的置疑。對他們來說，「酷兒」一點幫助也沒有，甚至可能有害於運動，因此需要究其原因。若「酷兒」代表性別及性相「不固定」（unfixed）的人，那麼對於那些需要──且渴望──在二元框架中擁有明確性別分類的人，酷兒運動又能給予什麼空間？
或，對那些需要某程度上明確之性別認定，以求生活容易且能因此擺脫特定社會排斥的人，又存在多少空間？又，許多擁有雙性狀態（intersexed conditions）的人，只希望能安身於性別二元系統中，而不願被浪漫化成「超越分類」的存在。誠然，這些群體內部有其論辯，但「酷兒」的擁護者也需要面對這個問題：有些人真的非常想要一個明確的名字和性別，也努力爭取該名字與性別能被承認。
這是關於如何使生活「可活」（liveable）的基本問題；也是關於自主性（autonomy）的問題──並非個人主義的概念化，而是一個社會現象：我如何理解並命名我自己？我如何在法律或醫學系統中自我定位？我希望能以特定性別的方式（或在某個穩定的性別分類中）活著的慾望，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那些宣稱是我的盟友卻反對我這個慾望的人所接受並尊重？這些都是需要再被反思的問題。
＼＼＼ 後話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看看十年後David Eng（任職於賓州大學）、Judith Halberstam（任職於南加州大學）及José Muñoz（前紐約大學教授）合寫那篇《現在的酷兒研究哪裡酷了？》（’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2005), 23:3-4, 1-17）。
再對照Sara Ahmed對Judith Butler的訪談（又是另一個十年後），可以發現，眾人對酷兒理論、實踐、生活一直都有推陳出新的期許與想望，唯一沒變的是──要怎麼針對各種「理所當然」繼續關照、叛逆、躁動、抗爭下去？
事實上，除了歷史意識及對「現在主義」（presentism）的抵抗外，酷兒分析也已經豐富了許多領域：認知、接受、理解（世界）的文化面向；言明及暗喻之間的關係；被承認主體及被否認主體之間的關係；生平傳記的使用與濫用；封閉情節的代價和重啟次要情節的愉悅；社群內、私底下的故事、知識、黑話、俗語；發聲的策略及謀略；文藻堆砌與委婉推諉；八卦、笑話、幽默、反諷；讀者對文本與論述的認同感及其他連結性。
這不代表我們接受「無禮」與否。不過「無禮」之允許（indecorum），有時的確能賦予被賤斥主體若干尊嚴；它有時也能改變學術作品的公共──微開原本緊閉的大門。酷兒理論除了嘗試新的教學實驗和實踐，它也象徵了批評、批判文化，在對象上、實踐上的轉變。不過，說到底，「酷兒理論是要教我們『幹』（sex）」。
＼＼＼ 理論與「研究」的斷裂
2014年在對Judith Butler的訪問中（Sexualities (2016), 19(4), 482-492），Sara Ahmed提到了《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1990年初版）這本書對酷兒研究這個領域的深刻影響──甚至被認為形塑了整個酷兒思潮。而Butler的回應大致摘譯如下：
我記得「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當初是崛起於1990年代，是某類型酷兒學者為了與酷兒理論作區隔而催生的──部分是出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或部分是認為他們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經驗和歷史參照，為了對抗一度被認為是更抽象的酷兒理論「霸權」。
但讓我猶豫的是，這些人覺得酷兒研究應該包含多元形式的知識，而因此稀薄出世的文學理論，無法跟那些試圖在歷史學、地理學、公共政策、流行文化、經濟學、科學研究、科學史等領域帶入酷兒觀點的人對話。
雖然我能理解這是為了滿足更廣泛的知識建構需求，但「做理論」（do theory）這件事被當成問題還是挺讓人沮喪的。當然還是有人繼續在做理論，而理論是被用來以新的方式理解世界，或想像新的世界。
＼＼＼ 迷失方向的酷兒理論
但我對於酷兒研究的出現反而加強「酷兒認同」（queer identities）的現象感到困惑，尤其在歐洲。現在人們會說「我是酷兒」，但我蠻確定的是，當酷兒理論開始發展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酷兒」不該是個「身份（認同）」，而是應該是指稱一種關於無法泛指或難以預測的性生活的事物。
我理解，若干時候，在制度和結構裡，對承認、認可的需求是重要的，而要達成這個目的，建立特定身份是種方式。但既然大多酷兒理論寫作都反對身份的約束──包括對身份的需求及賦予──那這個發展就讓我挺意外的。於是，我必須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應為「酷兒」這個詞所發展的方向感到震驚？
它已經推廣地既深且遠，誰知道它再來又會變什麼樣。如果「酷兒」曾試圖給予所有無法輕易被歸類的、不符常規的性別及各式各樣的性相一個概括用語，那它現在顯然捲入了一個自身理論的爭戰。
＼＼＼ 酷兒理論面臨的難題
不過，當然一直以來，對於早期酷兒理論的批評都很有說服力，諸如未考慮跨性別的生命經驗、基於中產白人的想像、受限於美國本土的理解等等，這些觀點的加入都是為了突破酷兒理論各種排他效應的侷限（exclusionary limits），以民主化酷兒的潛力，也包括在愛滋區域政治裡的運用（如非洲）、對抗反移民國家主義跟種族主義的動員（如歐洲）、與後殖民思潮之間的互動（如拉丁美洲）等。
總的來說，最強大的批判還是來自於變性者和雙性人的置疑。對他們來說，「酷兒」一點幫助也沒有，甚至可能有害於運動，因此需要究其原因。若「酷兒」代表性別及性相「不固定」（unfixed）的人，那麼對於那些需要──且渴望──在二元框架中擁有明確性別分類的人，酷兒運動又能給予什麼空間？
或，對那些需要某程度上明確之性別認定，以求生活容易且能因此擺脫特定社會排斥的人，又存在多少空間？又，許多擁有雙性狀態（intersexed conditions）的人，只希望能安身於性別二元系統中，而不願被浪漫化成「超越分類」的存在。誠然，這些群體內部有其論辯，但「酷兒」的擁護者也需要面對這個問題：有些人真的非常想要一個明確的名字和性別，也努力爭取該名字與性別能被承認。
這是關於如何使生活「可活」（liveable）的基本問題；也是關於自主性（autonomy）的問題──並非個人主義的概念化，而是一個社會現象：我如何理解並命名我自己？我如何在法律或醫學系統中自我定位？我希望能以特定性別的方式（或在某個穩定的性別分類中）活著的慾望，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那些宣稱是我的盟友卻反對我這個慾望的人所接受並尊重？這些都是需要再被反思的問題。
＼＼＼ 後話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看看十年後David Eng（任職於賓州大學）、Judith Halberstam（任職於南加州大學）及José Muñoz（前紐約大學教授）合寫那篇《現在的酷兒研究哪裡酷了？》（’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2005), 23:3-4, 1-17）。
再對照Sara Ahmed對Judith Butler的訪談（又是另一個十年後），可以發現，眾人對酷兒理論、實踐、生活一直都有推陳出新的期許與想望，唯一沒變的是──要怎麼針對各種「理所當然」繼續關照、叛逆、躁動、抗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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