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答案，能否也是一個答案？沒有認同，可否也是一種認同？有沒有可能，我從來不知道（沒意識到）自己被納入「我族」或被誰視為「他者」？坦白說，我真心沒有定論，所以只能隨處看看、隨便想想，如果不是外在的紛紛擾擾、嘈嘈切切，或許我也根本不會起了內在的重新省視。
童年略帶點優勢，但後來陸續反映了許多相對被剝奪、血淋淋的經驗呈現在我的家庭背景中，這樣的成長很少給我這樣的機會，多半的衝擊反而來自對社會／個人關係之間直接的不滿，而我也不自覺地只關注了某一（些）切身的次文化與次等公民身份，至於「民族」「國籍」，彷彿總是以一種貌似理所當然但又遙不可及的姿態內建著。
最近循線讀到慕容理深在年初寫下的《百年紀念：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1915）》，該部落格中也包含了精采的留言與對話，赫然發現自己原來從未真正瞭解過台灣。文首引用了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1919）中，如此透析著「國家」：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violence [壟斷武力使用之正當性]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在一限定地域中]”，從此，所謂「現代國家」係以武力正當性（或主權／管轄權）及領域作為主要條件之一。
現在自己在國外求學，憑著小時候對【認識台灣】系列課程的片段記憶、手邊的【維基百科】，也還算能跟上整篇文章對時序、空間和族群的想像，有種在異地神遊故鄉所生之交錯且複雜的感受。但我卻須勇於坦承自身的無知，對於《臺灣日日新報》於1915年1月15日的頭條：「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永久不忘。」
除了所有歷史學者都會提到的：台灣「自古不屬中國」（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且其「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見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二》），慕容先生耙梳了自荷據至日治時期的歷史過程。不過，與其說是歷史，更像是地理，因為著重在人群、空間、治理三個維度之間的互動，比如台人抗戰與「隘勇線」之推移。
真心感激那行雲流水（又，輔以圖文）的書寫，自此刻起，或許我才開始認識原鄉，才虛心承認腦洗，才知道如何解釋那一直以來無法言喻卻又拾不起的失落源自哪裡。可能我不是這世代裡的唯一一人，因為與朋友間的激辯最後也常落得柔焦處理之下場。
惟文中雖有提醒，「不論就實際掌控範圍或就紙面上的行政區域而言，清帝國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並未統治整個台灣，而清廷竟在該條約中將『臺灣全島』『永遠讓與日本』」之荒唐。但我亦反思，一統（即統治之深度）是否依地域判視，又或者應以「人類社群」「宣稱正當性」為鑑？沒有進入原始森林或荒野漠境的政府或駐軍，是否仍算是「無主地」？
我想，這可能是所有以台灣作為發展群體認同之場域之個人「自覺」的第一步，更可能是文中不斷強調的集體住民「自決」（雖然國際法的背景很容易讓我想用民族去概念化它，但我相信我們相持的定義應是大同小異，只是習慣用語上的不同）的起點。
田中實加、杜正宇合寫的《灣生回家：日本人的引揚與鄉愁》，則描述著一群被遺忘的於日治時期出生在台灣的日本人。「他們的故事原本是被歷史抹去的一頁」，一部記錄片「超脫了不同時空的歷史糾葛，單純回歸人們對落葉歸根的想望。時代與戰亂導致人群的流離與社會不安，悲歡離合的情節不斷在台、日兩地的土地上演。」
雖說「回家是最好的歸宿，但灣生1946年的歸鄉卻是災難的開始」。這讓我不禁思索著，當年隨蔣氏政權遷徏台灣的中國人又是什麼心情？對他們而言，台灣卻從來不是「家園」，而是一枚彈丸大的「據點」，只因迫於現實的無奈，出於一種對「宣稱正統之政府治理」的虛幻信仰，也算是真正的顛沛流離了。
灣生之於日本，或許就如同外省人（特指在1949年前後來台的中國大陸人民）之於台灣，我指在情緒上、道德上。國共內戰失利造成台灣史上最大的移民潮（相對之，家族在1945年8月之前即定居台灣的則被稱為「本省人」）；最大的不同點或許在於灣生返日格格不入，外省人遷台「形成權貴」。所以難解的「省籍情結」，其實是「階級問題」，在台灣「階級壓迫」與「經濟剝削」被包裝成了「族群意識」「國家認同」。
就像苗博雅在《省籍問題根本是假議題，是「階級」問題讓外省人總覺得自己很慘》一文裡點明：「這些具有強烈受害感的外省人，從小生長的環境，是不允許他們接觸真正的歷史的」而「省籍造成的虛假意識，台灣的基層外省人就和外省權貴緊緊綁在一起了」。
不得不視清的是，「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看，外省群體裡面的權貴比例，確實高於本省群體。但，從二二八以來，台灣的各種衝突和問題，本質根源都是外省權貴用軍政力量籠絡本省勢力，聯合打壓、剝削基層人民。實際上的隊伍是政治經濟特權階級v.基層人民。」
只是，我們真能如此簡化這個問題嗎？試想，假如階級問題如此顯著到世代仇恨，又為何隔代之後，「統獨問題」仍然如此容易揚起？（當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真相仍被掩蓋）所以還是得去思考每個人背後複雜的「國家意識」，也就是每個人希望「誰」可以具有正當性地「代表自己」並「統治自己」，這不一定是理性的，因為這牽涉到了根源、鄉愁、存在的意義、文化實踐，這有時候是超越邏輯的，也無法易地自處的。
所以出岫閒雲才會再一次地提出《是「省籍情結」還是「國家認同」問題？》，除了用馬克思的的眼光去看社會衝突，似乎某些未解（但不是無解）的懷舊情懷更需要其他更抽象的價值來倚賴，好比宗教。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建構再解構、重建再破壞的過程，無論是強加或自願的，我們都在被操作（影響）也同時操作（影響）著他人，所以「人不可能是絕對自由的」，只能追求「更自由」。
「殖民主義」與「冷戰結構」所致之世代衝突、認同矛盾，在今天似乎找到了契機，當人們產生階級意識、尋求歷史定位，並且形塑多元論述，如同陳光興在《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裡說到的：「『大和解』不意味著強制本省人與外省人要『分享共有』相互的苦痛記憶，反而是要看到彼此的悲情歷史的『差異』，及兩者的『不通約性』，才可能相互的『容忍』。」
果然，歷史、地理、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尤其當我們決心去蒙除昧時，才有真正實現所有受宰制者殷盼的轉型正義，一種來自對於事實與真相的追求（無論詮釋如何，至少客觀呈現證據），以及對於族群間相互諒解之想望。
這過程中，最深刻的感受莫過於對「國」「族」的檢視，尤甚攤開在來自國際上許多的知識論述上，甚至所謂的「國際法規範」所適用之事實，都是透過各種形式之權力構築而來（無論係象徵的或實質的猛暴型「現代化」），進而規訓並馴化接連數代的台灣住民，彷彿一場「聯合國共業」，以致於我在唸國際法的過程中，反而越來越排斥所謂的「國家要件」和「主權至上」（好像有些偏題了）。
比如，如何釐清歷史上一度被神話化的「蔣氐當年對日軍的『以德報怨』」，彷彿可在黃國華的《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讀後感》（作者：野島剛）看到蛛絲馬跡，所有「美化」過後的論述都貌似過於「超真實」（hyperreal），因此唯有識讀、質疑、批判，最後反思，才有機會重整背後「更符合對（獨裁者）人性之想像」的可能性。
另外，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已經從「何謂族群」變成了「何謂邊界」？所以，我卻想提問地理上的「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離島」，關於它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應當特別注意的史實或地理聯繫因素？或者，仍待挖掘？因為總有個感覺：所謂「台澎金馬」只是政治（因此法理）上的一個偶然概括。
文末，「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至此，似已觸及了「原鄉」、「國籍」、「階級」等元素，究竟處於當代的台灣人追求的是一種「對土地的認同」、「對文化的認同」還是「對族群的認同」，甚或是「對社會的認同」（甚至前陣子也有讀到一些出於「女性視角」和「酷兒再現」的歷史詮釋，但這裡就處理不到了）？
這些當然可能互為因果、彼此牽連，只是當我們試圖形塑一種「我族意識」時，仍須老掉牙地考慮「我是『誰』？」和「誰是『我』？」等兩個層次的問題。我並沒有要強灌我的解讀，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斷地在調整並重塑當中，瞭解自己（作為個人）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但探索自己屬於「誰」（作為群體）卻是件困難的經歷。當我不斷面臨自我崩壞，再重新（擠進）嵌入新的集體。
後來連我自己都不斷挑戰自己曾經深信不疑並試圖以理說服別人的想法，然後總會反詰自身：「為何你當初會選擇相信如此？」以致於「當初」、「選擇」、「相信」、「如此」成了四件不斷得提出的問題。當初是什麼情境，以致於我接受？當初的情境，我是否有選擇的餘地？我接受時，為何進而形成相信？我到底是基於了什麼證據，而相信了什麼？
這才深刻體悟到，為何「認同」是個流動的過程，每個人一生中會獲得許多身份，有的是一段關係上的事實，有的是一個被動取得的標籤，有的卻是直到死去都不一定搞得清楚的意識型態，而我「身為（怎樣的）人」是否需要（被）認同？
我的認同是拿來建立論述或者參與政治？因為功能性的不同，也導致了「客觀身份」（別人看我）時而清楚、時而模糊，「主觀認同」（我看自己）偶爾具體、偶爾抽象。如同上一篇所提到的，「存在（或許）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但我們都不是「超人」（Übermensch），所以也難以成為純粹且不受挑戰的「自己」。
童年略帶點優勢，但後來陸續反映了許多相對被剝奪、血淋淋的經驗呈現在我的家庭背景中，這樣的成長很少給我這樣的機會，多半的衝擊反而來自對社會／個人關係之間直接的不滿，而我也不自覺地只關注了某一（些）切身的次文化與次等公民身份，至於「民族」「國籍」，彷彿總是以一種貌似理所當然但又遙不可及的姿態內建著。
最近循線讀到慕容理深在年初寫下的《百年紀念：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1915）》，該部落格中也包含了精采的留言與對話，赫然發現自己原來從未真正瞭解過台灣。文首引用了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1919）中，如此透析著「國家」：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violence [壟斷武力使用之正當性]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在一限定地域中]”，從此，所謂「現代國家」係以武力正當性（或主權／管轄權）及領域作為主要條件之一。
現在自己在國外求學，憑著小時候對【認識台灣】系列課程的片段記憶、手邊的【維基百科】，也還算能跟上整篇文章對時序、空間和族群的想像，有種在異地神遊故鄉所生之交錯且複雜的感受。但我卻須勇於坦承自身的無知，對於《臺灣日日新報》於1915年1月15日的頭條：「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永久不忘。」
除了所有歷史學者都會提到的：台灣「自古不屬中國」（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且其「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見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二》），慕容先生耙梳了自荷據至日治時期的歷史過程。不過，與其說是歷史，更像是地理，因為著重在人群、空間、治理三個維度之間的互動，比如台人抗戰與「隘勇線」之推移。
真心感激那行雲流水（又，輔以圖文）的書寫，自此刻起，或許我才開始認識原鄉，才虛心承認腦洗，才知道如何解釋那一直以來無法言喻卻又拾不起的失落源自哪裡。可能我不是這世代裡的唯一一人，因為與朋友間的激辯最後也常落得柔焦處理之下場。
惟文中雖有提醒，「不論就實際掌控範圍或就紙面上的行政區域而言，清帝國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並未統治整個台灣，而清廷竟在該條約中將『臺灣全島』『永遠讓與日本』」之荒唐。但我亦反思，一統（即統治之深度）是否依地域判視，又或者應以「人類社群」「宣稱正當性」為鑑？沒有進入原始森林或荒野漠境的政府或駐軍，是否仍算是「無主地」？
我想，這可能是所有以台灣作為發展群體認同之場域之個人「自覺」的第一步，更可能是文中不斷強調的集體住民「自決」（雖然國際法的背景很容易讓我想用民族去概念化它，但我相信我們相持的定義應是大同小異，只是習慣用語上的不同）的起點。
田中實加、杜正宇合寫的《灣生回家：日本人的引揚與鄉愁》，則描述著一群被遺忘的於日治時期出生在台灣的日本人。「他們的故事原本是被歷史抹去的一頁」，一部記錄片「超脫了不同時空的歷史糾葛，單純回歸人們對落葉歸根的想望。時代與戰亂導致人群的流離與社會不安，悲歡離合的情節不斷在台、日兩地的土地上演。」
雖說「回家是最好的歸宿，但灣生1946年的歸鄉卻是災難的開始」。這讓我不禁思索著，當年隨蔣氏政權遷徏台灣的中國人又是什麼心情？對他們而言，台灣卻從來不是「家園」，而是一枚彈丸大的「據點」，只因迫於現實的無奈，出於一種對「宣稱正統之政府治理」的虛幻信仰，也算是真正的顛沛流離了。
灣生之於日本，或許就如同外省人（特指在1949年前後來台的中國大陸人民）之於台灣，我指在情緒上、道德上。國共內戰失利造成台灣史上最大的移民潮（相對之，家族在1945年8月之前即定居台灣的則被稱為「本省人」）；最大的不同點或許在於灣生返日格格不入，外省人遷台「形成權貴」。所以難解的「省籍情結」，其實是「階級問題」，在台灣「階級壓迫」與「經濟剝削」被包裝成了「族群意識」「國家認同」。
就像苗博雅在《省籍問題根本是假議題，是「階級」問題讓外省人總覺得自己很慘》一文裡點明：「這些具有強烈受害感的外省人，從小生長的環境，是不允許他們接觸真正的歷史的」而「省籍造成的虛假意識，台灣的基層外省人就和外省權貴緊緊綁在一起了」。
不得不視清的是，「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看，外省群體裡面的權貴比例，確實高於本省群體。但，從二二八以來，台灣的各種衝突和問題，本質根源都是外省權貴用軍政力量籠絡本省勢力，聯合打壓、剝削基層人民。實際上的隊伍是政治經濟特權階級v.基層人民。」
只是，我們真能如此簡化這個問題嗎？試想，假如階級問題如此顯著到世代仇恨，又為何隔代之後，「統獨問題」仍然如此容易揚起？（當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真相仍被掩蓋）所以還是得去思考每個人背後複雜的「國家意識」，也就是每個人希望「誰」可以具有正當性地「代表自己」並「統治自己」，這不一定是理性的，因為這牽涉到了根源、鄉愁、存在的意義、文化實踐，這有時候是超越邏輯的，也無法易地自處的。
所以出岫閒雲才會再一次地提出《是「省籍情結」還是「國家認同」問題？》，除了用馬克思的的眼光去看社會衝突，似乎某些未解（但不是無解）的懷舊情懷更需要其他更抽象的價值來倚賴，好比宗教。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建構再解構、重建再破壞的過程，無論是強加或自願的，我們都在被操作（影響）也同時操作（影響）著他人，所以「人不可能是絕對自由的」，只能追求「更自由」。
「殖民主義」與「冷戰結構」所致之世代衝突、認同矛盾，在今天似乎找到了契機，當人們產生階級意識、尋求歷史定位，並且形塑多元論述，如同陳光興在《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裡說到的：「『大和解』不意味著強制本省人與外省人要『分享共有』相互的苦痛記憶，反而是要看到彼此的悲情歷史的『差異』，及兩者的『不通約性』，才可能相互的『容忍』。」
果然，歷史、地理、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尤其當我們決心去蒙除昧時，才有真正實現所有受宰制者殷盼的轉型正義，一種來自對於事實與真相的追求（無論詮釋如何，至少客觀呈現證據），以及對於族群間相互諒解之想望。
這過程中，最深刻的感受莫過於對「國」「族」的檢視，尤甚攤開在來自國際上許多的知識論述上，甚至所謂的「國際法規範」所適用之事實，都是透過各種形式之權力構築而來（無論係象徵的或實質的猛暴型「現代化」），進而規訓並馴化接連數代的台灣住民，彷彿一場「聯合國共業」，以致於我在唸國際法的過程中，反而越來越排斥所謂的「國家要件」和「主權至上」（好像有些偏題了）。
比如，如何釐清歷史上一度被神話化的「蔣氐當年對日軍的『以德報怨』」，彷彿可在黃國華的《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讀後感》（作者：野島剛）看到蛛絲馬跡，所有「美化」過後的論述都貌似過於「超真實」（hyperreal），因此唯有識讀、質疑、批判，最後反思，才有機會重整背後「更符合對（獨裁者）人性之想像」的可能性。
另外，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已經從「何謂族群」變成了「何謂邊界」？所以，我卻想提問地理上的「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離島」，關於它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應當特別注意的史實或地理聯繫因素？或者，仍待挖掘？因為總有個感覺：所謂「台澎金馬」只是政治（因此法理）上的一個偶然概括。
文末，「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至此，似已觸及了「原鄉」、「國籍」、「階級」等元素，究竟處於當代的台灣人追求的是一種「對土地的認同」、「對文化的認同」還是「對族群的認同」，甚或是「對社會的認同」（甚至前陣子也有讀到一些出於「女性視角」和「酷兒再現」的歷史詮釋，但這裡就處理不到了）？
這些當然可能互為因果、彼此牽連，只是當我們試圖形塑一種「我族意識」時，仍須老掉牙地考慮「我是『誰』？」和「誰是『我』？」等兩個層次的問題。我並沒有要強灌我的解讀，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斷地在調整並重塑當中，瞭解自己（作為個人）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但探索自己屬於「誰」（作為群體）卻是件困難的經歷。當我不斷面臨自我崩壞，再重新（擠進）嵌入新的集體。
後來連我自己都不斷挑戰自己曾經深信不疑並試圖以理說服別人的想法，然後總會反詰自身：「為何你當初會選擇相信如此？」以致於「當初」、「選擇」、「相信」、「如此」成了四件不斷得提出的問題。當初是什麼情境，以致於我接受？當初的情境，我是否有選擇的餘地？我接受時，為何進而形成相信？我到底是基於了什麼證據，而相信了什麼？
這才深刻體悟到，為何「認同」是個流動的過程，每個人一生中會獲得許多身份，有的是一段關係上的事實，有的是一個被動取得的標籤，有的卻是直到死去都不一定搞得清楚的意識型態，而我「身為（怎樣的）人」是否需要（被）認同？
我的認同是拿來建立論述或者參與政治？因為功能性的不同，也導致了「客觀身份」（別人看我）時而清楚、時而模糊，「主觀認同」（我看自己）偶爾具體、偶爾抽象。如同上一篇所提到的，「存在（或許）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但我們都不是「超人」（Übermensch），所以也難以成為純粹且不受挑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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