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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Queerology一口氣推出《2016年性／別關鍵字回顧》上、中、下三大卷，梳理了台灣去年一整年的性／別爭議。每一個事件都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因為各種符號、行動、結構、關係都透過「事件」整合了。從中文用語的「事件」裡，我們可能端詳不出箇中滋味，但從英文“event”來看就蠻有意思的。
從詞源來說，“event”這個字是由拉丁文的ēveniō【動詞：發生】轉化成ēventus【名詞】來的；而「發生」本身就是從e(x)【從...而出】與veniō【動詞：到來、將至】組合而成。也就是說，一個「事件」，其實可以視為「一個將要發生之事的狀態」。又好比“prevent”（預防）則是指「在其到來之前」。
「哲學唯一的目的就是生成事件的價值，而所謂的概念性人物將抵消並取代事件。」
原文：Philosophy’s sole aim is to become worthy of the event, and it is precisely the conceptual persona who counter-effectuates the event.
參見德勒茲＆伽塔里，《什麼是哲學》（1991，頁160）
每個概念的創造都是一個行為，那個行為發生的當下，都需要一個代理者來完成，這就是所謂的「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s conceptuels），它可能是真實存在過的人（甚至歷史人物），也可能是生活經驗中「某種感覺」的指涉。
在很多時候，它們是被隱藏的，很少現身，只有在你想、你問、你思考、你回答時，它才默默地起了暗示的作用，於是它將你面對的當下──即事件與其結果──連結到許多其他經驗過的當下，代稱你所有感受與理性，於是事件產生意義，而與此同時，事件不再存在。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事件從非單一存在，而是無數個已經發生、將要發生的「事／物」所組成，它既是時間軸對應的「客體」，也是「客體」內在成份聚合時的產物：既是一，也是多，是連結過去與未來的結點，而不僅僅等於「當下」。
事件的偶然性在於我們無法確知「成份何時聚合」，其延續性則緣於我們「否認時間斷裂」的慣性。事件發生時，我們會錯愕，努力想讓它make sense，於是會受到「概念性人物」的影響。一旦它曾經出現，它就能被尋找並指稱，也會發現從來都不可能case by case。
「無辜者的身體承受所有烙印的這個事實，源於…那從事件中汲取歡愉、獨立存在的眼睛。」
原文：The fact that innocent men suffer all the marks on their bodies derives…from the autonomous eye that extracts pleasure from the event.
參見德勒茲＆伽塔里，《反俄狄浦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2000[1972]，頁181）
人們在各個事件中相互凝視，賦予彼此意義──孽子逆女、神對手豬隊友、689／9.2──出於一種理解經驗、連結他人經驗的渴望；從獲取意義中得到歡樂、痛苦，創造主體、定義它的人格，互相取暖而折磨。以微政治而言，事件的強度可以是具革命性的。
從這個角度回顧2016，在挑釁或臣服愛滋汙名之間徘徊的「阿立」，貫穿了眾事件。該事件的組成包含父權與家長姿態的象徵──「國防大學」及其退學處分──與之對抗的不僅僅是所謂反歧視等進步而抽象的概念，而是無人聞問的「家家」等人的尊嚴。
談起愛滋歧視，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阿立」，你可能焦慮、可能同情、可能無所謂、可能看見自己。從什麼時候，我們被給予了這個「阿立」，直到事件發生時，它在每個人心中被召喚。愛滋承載了許多來自歷史的隱喻──作為疾病，它必須被迴避或阹除。
感染／歧視原是兩個事件，但在「阿立」身上合一了（也必然不是最後一樁），然後連向其他貌似不相干的人／事。它像是不該招惹但又不除不快的「羅瑩雪」，它像是挑戰「國家＝陽剛＝紀律」的「葉繼元」；它更是眾多的「田啟元」聚合的結果。
「主體化這回事，與任何『個人』無關：它是關於一個事件被個別或集體獨特化的過程。」
原文：Subjectification isn’t even anything to do with a ‘person’: it’s a specific or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relating to an event (a time of day, a river, a wind, a life…).
參見德勒茲，《生活如同一件藝術品》，收錄在Negotiations 1972-1990（1995，頁99）
從此來看母豬教論戰中「母權帝國」與一連串「母權結構」中的受害者敘事。這讓我想起先前看的Trainwreck──叛逆的女孩自幼家庭不和，永遠在慾海中按圖索驥，痛定思痛才能找到真愛，才能從「生活殘骸」中大徹大悟、走上正軌、找回自己。
從豬隊友到母豬教，「豬」何其無辜，承載這些人世間的隱喻和意象？「豬」本無性別，但豬與母，在語言遊戲中被委婉地嵌合了，但又模糊地叫人不確定這場爭論指涉的對象是豬與非豬、母與非母、母豬與公豬，還是豬「母」與男「子」？
母豬是在戲仿男子（從父權到母權的邏輯），導致異男不悅──畢竟只愛「純」女人（能被異男make sense的女人）？抑或是大政府、小確幸時代下的「性別平等」產物：性／別二分但公私不分的框架下，以人際關係作為標準？也或許，人人都想「成為豬」（becoming-pig）？
曾經青蛙還能是王子，如今公主也能變成豬，「反政治正確」儼然成為後平權時代的大敘事，男子（或公豬）成為逆襲的「沉默多數人」。於是我們看到很多「怕被母豬欺負」的焦慮，潛藏在每一篇「為非異男主體發聲」文章中的回覆；「逆媳」則是新的符碼戰場。
「內在事件是自一種複數事物及一種生活經驗的狀態中所實現，而這些狀態使該事件發生。」
原文：The immanent event is actualized in a state of things and in a state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these states bring the event about.
參見德勒茲，《內在性：一種生活》，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2006，頁388）
所幸母豬不孤單，早些時候還有「不健康」的公主病；而其實這類型透過語言符號的文化反撲從未缺席。比如19世紀被創用的「厭男」（misandry／μισανδρία）──仿古希臘文造字──用以回應從古希臘一路保留到現代的「厭女」（misogyny／μισογυνία）一詞。
雖然人人（可能渴望）成為豬，但在「母豬＝女體＋貪得無厭」的限定中，異女豬體招致撻伐。身體成了箝制的判準，「豬」的普遍解釋力被遮斷了，成為特定生理／人際關係等成份聚合時，方能成立的符號；因此它的條件貌似嚴格，卻泛稱多數異性戀順性別女。
反觀「性解放」在台灣社會中，是一個遭望文生義洗劫、被直觀豢養而淪為面容模糊的概念；原本欠缺相應的概念性人物，直到護家運動不斷援引敢曝因而過曝「眾同志」。對護家者來說，性解放彷彿已經「正在」發生，而不只是被預期要發生而已，真是如此嗎？
從何春蕤1994年登高一呼的「豪爽女人」到2017年追求性自主的Yolanda，還是被認為「不愛惜羽毛」、「根本有病」，難道這些吃瓜群眾及其評論像是活在「性已解放」的社會嗎？否則何以會有「恐怕會滑向性解放」這種無所謂而謂的問題（so-what question）。
「『可能』並非是事前存在的，而是由事件創造而來…事件創造新的存在，並產出新的主體。」
原文：The possible does not pre-exist, it is created by the event…The event creates a new existence, it produces a new subjectivity (new relations with the body,
with time, sexuality,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s, with culture, work).
參見德勒茲，《從未發生的68年五月風暴》，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2006，頁234）
任何零星事件的串聯（包括護家）都呈現了性／別運動向前回溯、向後延續的潛力。從男同到異女（又是異女！），對護家或謾罵者來說「性解放＝裸露／交媾自由」，都只有行為上的判斷，因而突顯了「裸露／交媾不該自由」這個道德直覺待解放的重要性。
這在婚權運動中也常見，一系列的征戰創造出許多「畢安生」和「祁家威」──分別象徵著生命有限與公義不朽──迴避著他們是如何因「性」被指稱、區別而成為立法諸公、憲法法庭的焦點；新人物將可能扭轉「事件」的命運。
原本性解放應不專屬於任何特定言說或行動主體，不管是「夏林清」或「張守一」；但有趣的是，赴日拍G片的阿空和Yolanda不約而同地擁有高學歷的物質基礎，可見「離經叛道」仍需要相當的社會及文化資本──「能」是資格，也是知識，才有機會將「解放」發生。
解放在於消解社會既有想像中「性」的轄域；反解放則傾向賦予不符直覺的性／別／sexuality（朱偉誠譯為性相，紀大偉則建議想成性機制）「擬病」、「擬畜」的符號，得已「去人化」附隨而至的概念性人物。反之，等待解放發生，也只是為了還原「屬人」的平等！
從詞源來說，“event”這個字是由拉丁文的ēveniō【動詞：發生】轉化成ēventus【名詞】來的；而「發生」本身就是從e(x)【從...而出】與veniō【動詞：到來、將至】組合而成。也就是說，一個「事件」，其實可以視為「一個將要發生之事的狀態」。又好比“prevent”（預防）則是指「在其到來之前」。
「哲學唯一的目的就是生成事件的價值，而所謂的概念性人物將抵消並取代事件。」
原文：Philosophy’s sole aim is to become worthy of the event, and it is precisely the conceptual persona who counter-effectuates the event.
參見德勒茲＆伽塔里，《什麼是哲學》（1991，頁160）
每個概念的創造都是一個行為，那個行為發生的當下，都需要一個代理者來完成，這就是所謂的「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s conceptuels），它可能是真實存在過的人（甚至歷史人物），也可能是生活經驗中「某種感覺」的指涉。
在很多時候，它們是被隱藏的，很少現身，只有在你想、你問、你思考、你回答時，它才默默地起了暗示的作用，於是它將你面對的當下──即事件與其結果──連結到許多其他經驗過的當下，代稱你所有感受與理性，於是事件產生意義，而與此同時，事件不再存在。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事件從非單一存在，而是無數個已經發生、將要發生的「事／物」所組成，它既是時間軸對應的「客體」，也是「客體」內在成份聚合時的產物：既是一，也是多，是連結過去與未來的結點，而不僅僅等於「當下」。
事件的偶然性在於我們無法確知「成份何時聚合」，其延續性則緣於我們「否認時間斷裂」的慣性。事件發生時，我們會錯愕，努力想讓它make sense，於是會受到「概念性人物」的影響。一旦它曾經出現，它就能被尋找並指稱，也會發現從來都不可能case by case。
「無辜者的身體承受所有烙印的這個事實，源於…那從事件中汲取歡愉、獨立存在的眼睛。」
原文：The fact that innocent men suffer all the marks on their bodies derives…from the autonomous eye that extracts pleasure from the event.
參見德勒茲＆伽塔里，《反俄狄浦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2000[1972]，頁181）
人們在各個事件中相互凝視，賦予彼此意義──孽子逆女、神對手豬隊友、689／9.2──出於一種理解經驗、連結他人經驗的渴望；從獲取意義中得到歡樂、痛苦，創造主體、定義它的人格，互相取暖而折磨。以微政治而言，事件的強度可以是具革命性的。
從這個角度回顧2016，在挑釁或臣服愛滋汙名之間徘徊的「阿立」，貫穿了眾事件。該事件的組成包含父權與家長姿態的象徵──「國防大學」及其退學處分──與之對抗的不僅僅是所謂反歧視等進步而抽象的概念，而是無人聞問的「家家」等人的尊嚴。
談起愛滋歧視，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阿立」，你可能焦慮、可能同情、可能無所謂、可能看見自己。從什麼時候，我們被給予了這個「阿立」，直到事件發生時，它在每個人心中被召喚。愛滋承載了許多來自歷史的隱喻──作為疾病，它必須被迴避或阹除。
感染／歧視原是兩個事件，但在「阿立」身上合一了（也必然不是最後一樁），然後連向其他貌似不相干的人／事。它像是不該招惹但又不除不快的「羅瑩雪」，它像是挑戰「國家＝陽剛＝紀律」的「葉繼元」；它更是眾多的「田啟元」聚合的結果。
「主體化這回事，與任何『個人』無關：它是關於一個事件被個別或集體獨特化的過程。」
原文：Subjectification isn’t even anything to do with a ‘person’: it’s a specific or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relating to an event (a time of day, a river, a wind, a life…).
參見德勒茲，《生活如同一件藝術品》，收錄在Negotiations 1972-1990（1995，頁99）
從此來看母豬教論戰中「母權帝國」與一連串「母權結構」中的受害者敘事。這讓我想起先前看的Trainwreck──叛逆的女孩自幼家庭不和，永遠在慾海中按圖索驥，痛定思痛才能找到真愛，才能從「生活殘骸」中大徹大悟、走上正軌、找回自己。
從豬隊友到母豬教，「豬」何其無辜，承載這些人世間的隱喻和意象？「豬」本無性別，但豬與母，在語言遊戲中被委婉地嵌合了，但又模糊地叫人不確定這場爭論指涉的對象是豬與非豬、母與非母、母豬與公豬，還是豬「母」與男「子」？
母豬是在戲仿男子（從父權到母權的邏輯），導致異男不悅──畢竟只愛「純」女人（能被異男make sense的女人）？抑或是大政府、小確幸時代下的「性別平等」產物：性／別二分但公私不分的框架下，以人際關係作為標準？也或許，人人都想「成為豬」（becoming-pig）？
曾經青蛙還能是王子，如今公主也能變成豬，「反政治正確」儼然成為後平權時代的大敘事，男子（或公豬）成為逆襲的「沉默多數人」。於是我們看到很多「怕被母豬欺負」的焦慮，潛藏在每一篇「為非異男主體發聲」文章中的回覆；「逆媳」則是新的符碼戰場。
「內在事件是自一種複數事物及一種生活經驗的狀態中所實現，而這些狀態使該事件發生。」
原文：The immanent event is actualized in a state of things and in a state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these states bring the event about.
參見德勒茲，《內在性：一種生活》，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2006，頁388）
所幸母豬不孤單，早些時候還有「不健康」的公主病；而其實這類型透過語言符號的文化反撲從未缺席。比如19世紀被創用的「厭男」（misandry／μισανδρία）──仿古希臘文造字──用以回應從古希臘一路保留到現代的「厭女」（misogyny／μισογυνία）一詞。
雖然人人（可能渴望）成為豬，但在「母豬＝女體＋貪得無厭」的限定中，異女豬體招致撻伐。身體成了箝制的判準，「豬」的普遍解釋力被遮斷了，成為特定生理／人際關係等成份聚合時，方能成立的符號；因此它的條件貌似嚴格，卻泛稱多數異性戀順性別女。
反觀「性解放」在台灣社會中，是一個遭望文生義洗劫、被直觀豢養而淪為面容模糊的概念；原本欠缺相應的概念性人物，直到護家運動不斷援引敢曝因而過曝「眾同志」。對護家者來說，性解放彷彿已經「正在」發生，而不只是被預期要發生而已，真是如此嗎？
從何春蕤1994年登高一呼的「豪爽女人」到2017年追求性自主的Yolanda，還是被認為「不愛惜羽毛」、「根本有病」，難道這些吃瓜群眾及其評論像是活在「性已解放」的社會嗎？否則何以會有「恐怕會滑向性解放」這種無所謂而謂的問題（so-what question）。
「『可能』並非是事前存在的，而是由事件創造而來…事件創造新的存在，並產出新的主體。」
原文：The possible does not pre-exist, it is created by the event…The event creates a new existence, it produces a new subjectivity (new relations with the body,
with time, sexuality,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s, with culture, work).
參見德勒茲，《從未發生的68年五月風暴》，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2006，頁234）
任何零星事件的串聯（包括護家）都呈現了性／別運動向前回溯、向後延續的潛力。從男同到異女（又是異女！），對護家或謾罵者來說「性解放＝裸露／交媾自由」，都只有行為上的判斷，因而突顯了「裸露／交媾不該自由」這個道德直覺待解放的重要性。
這在婚權運動中也常見，一系列的征戰創造出許多「畢安生」和「祁家威」──分別象徵著生命有限與公義不朽──迴避著他們是如何因「性」被指稱、區別而成為立法諸公、憲法法庭的焦點；新人物將可能扭轉「事件」的命運。
原本性解放應不專屬於任何特定言說或行動主體，不管是「夏林清」或「張守一」；但有趣的是，赴日拍G片的阿空和Yolanda不約而同地擁有高學歷的物質基礎，可見「離經叛道」仍需要相當的社會及文化資本──「能」是資格，也是知識，才有機會將「解放」發生。
解放在於消解社會既有想像中「性」的轄域；反解放則傾向賦予不符直覺的性／別／sexuality（朱偉誠譯為性相，紀大偉則建議想成性機制）「擬病」、「擬畜」的符號，得已「去人化」附隨而至的概念性人物。反之，等待解放發生，也只是為了還原「屬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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