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父權和資本是一體兩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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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是因為歷史而偶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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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邏輯上的必然呢？

前陣子因美國大選而和朋友聊到時髦的「新自由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身乏術。後者，對於微政治（micropolitics）的過於自信，而折損了整體社會運動的能量，是這樣嗎？

我是因為後現代主義開始重視生命經驗的，尤其從接觸affect這個概念，不過我從不覺得「零碎」是一種運動議程。應該說，它是一個現象。後現代是一個有點「龐雜」的說法，任何「局部」都能包攝，若它只是一個「時代」（而無單一論理方式）的標誌。

不過，我想說的其實是，Wendy Brown用一本書在討論新自由殺死的不是窮人，是民主。更古老以前，Judith Butler跟Nancy Fraser吵架，想說服後者，heterosexism-patriarchy才是資本主義綿延下去的源頭。所以要說新自由能優先任何其他，成為症候，似乎需要更多論證。

它（新自由）把人們變成human capital，迫使我們相信「當家作主」而成為相互競爭的主體，對市場、社會秩序、政府治理都漠然卻「被參與」。的確算是一波新的駕馭之術，但背後還是得靠許多意識形態、偏見支撐，否則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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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翰表示，他大致可以想像「父權」和「資本主義」的關連可以被怎麼談，但還是不太能確定，兩者的關連是出於自身必然的還是歷史的偶然。他和喬瑟芬之間有過討論，當時的暫時結論是：「資本的累積，就本身而言應該是中性的。」

當然，資本的累積必須在人類社會中被實現。因而在歷史的現實中，資本的累積一方面藉助了父權＋異性戀霸權來實現自身，另一方面也回頭過來加強後者。因為當資本累積集中在父權＋異性戀霸權中的菁英身上時，會直接轉換成後者的權力，他們也會運用這些權力來保障並加強其權力的基礎結構。


在這過程中，「經濟資本」被轉換成「文化資本」，且在這個層面上，「資本和父權是一體兩面的」。當人們主張，「資本和父權密不可分」時，這個對資本的描述是de facto的，而不是per se的。因此，哲翰認為，「據此我們還不能排除，資本有脫離父權、甚至衝擊父權的可能性」。

他進一步論證，在90年代後，在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新資本文化」（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詞）裡，我們看到了新的發展：「一方面資本繼續累積，繼續轉換為原有的父權文化資本。這一點，可理解為：在新資本文化中，大部分的菁英的財產還是繼承自前一兩代的家族累積，而這些大資本家族延續了一直以來的父權文化。」

然而，另一方面，「新資本文化中真正新出場的主角，是金融菁英和科技菁英，與此搭配出現的是多元文化」。因為資本的累積現在可以脫離物質基礎，靠自己累積自己，不需要完全依靠舊有的社會機制。並且，當人力開始大量流動時，舊有的族群和階級的規則，就成為資本累積的阻礙。

如此一來，我們就看到，「新自由主義動搖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動搖了保守的父權文化」。這可以解釋，90年代之後各種進步的政治議程大鳴大放、多元社會的成型，在「冷戰結束、社會開放」的背後，其核心理由是，資本開始解除原有界線，政治社會文化受到了資本累積型態「進化」的主導。

也可以進一步解釋，新自由主義下的新建制菁英文化，為什麼最終會和「政治正確」結合在一起：因為它們原本就是新資本主義下多元文化的進步觀念，只是當這些觀念不被用來保障個人，而被當作文化資本供菁英使用時，就變成顯露權力傲慢的「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和「反動父權」，從這一點來看，它們有著共通性，因為兩者都是各自的資本菁英所使用的文化資本。儘管如此，哲翰認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因為「政治正確」脫下了權力工具的外表，它確實是保障了個體差異與不受壓迫的防火牆。

在此可能還是必須承認：我們的「啟蒙」和「解放」，不完全都靠人的意志，可能還是得部分歸功於新資本主義對舊有意識型態的動搖，儘管這種動搖可能只是新資本主義「剛好路過」的附帶效應，而不是其追求的目的。

（當然，世界正處於新舊交界上，舊的父權文化仍作為陰影充斥在新資本文化的背後，處於此文化中的人，依然可以擁抱這套舊版本的文化資本。只是，當這樣做時，他會被評價為反動的、保守的、不合時宜的。）

以上，我們看到的是「資本衝擊父權」的案例。接下來思考「資本脫離父權」的可能情況。哲翰舉的例子是，「數位利維坦統治人類世界的那一天」。資本不再需要人類作為代理人，而把人類當作礦源，透過AI來自我累積。在這種世界裡，資本不但沒有性別，更不反映人類的任何特徵。另一種情況是「烏托邦」。

最後，如果我們還是想嘗試去肯定資本和父權之間的結合是必然的，而不只是歷史的偶然，那麼可能就需要去思考：「資本累積」的中性機制，最後還是可以化約到「信用」與「償還」這兩個基本元素上，而「信用」與「償還」是十足以人類社會為基礎的概念，這兩個因素是否可以被性別地分析？

「欠債還錢」是「陽剛」的嗎？與此相反，「贈與」或「債務赦免」是「陰柔」的嗎？我可以想像，這樣的思考可以繼續推進，但我自己並不是很習慣、也不是很傾向這樣去思考。不過，「贈與」與「債務赦免」，確實是想徹底翻轉資本運作的人們很常訴諸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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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場辯論是很久以前讀到的，所以容我不精確回想。大抵上，Fraser的論證就類似哲翰那樣，所以他任何「社會正義」是能夠雙軌進行，一種是misrecognition，另一種是misdistribution，雖然二者都是權力、（社會）資本分配不均的產物，但前者著重文化上的霸權，後者則是物質上的剝削。

但Butler認為，沒錯，資本累積和社會流動，的確為許多女人或性少數群體創造出物質上「平等」的機會，但那並沒有真正消除文化中的性／別歧視。

新自由主義厲害的是，它的確促成了「多元」的解放，但那是在「認同政治」的路徑中實現，同時也說服了弱勢群體「接受」先後有序的社會運動，進而削弱全體的（多元但串聯的，不是真的視為一元）動能。

新自由利用「權利」的話語，吸納了反動聲音──包括融入擁有the right to have rights（自我認同穩定＋社經地位不低）的人們，反而原本同一陣線的卻面臨分化，比如事業成功的女性或LGBT v. 性工作者；healthy v. unhealthy gay；有明確性別認同的trans v. 認同不明確的trans等等。

大家可能會進而問後者「人家都法律保障你了，你為何還不…？」Butler如何論證「先父權，後資本」我有點忘了，或是他也沒說清楚。

透過「權利賦予」以維穩的是整個社會，它表面上撼動了父權，但其實是擴張了父權的scope（設想父權不是「本質上」專屬順性別男，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那被empowered的性／別弱勢對「其他人」的指責或忽略，其實是一種父權複製。

當新自由給予的「自由」的樣貌是父權的、男人形態的（man-craft）的，那我們設想其他樣貌的自由（而平等）的機會就被限制了。不過主張父權先於資本的，大部分都很難好好解釋兩者的黏合為何有階序，大都從相互嵌合，進而增生、「變態」（metamorphosis）帶過。


但Butler那場辯論中，唯一想否認Fraser的是：misrecognition和misdistribution不能切開來看，因為後者是前者的產物。他自己後期提的precarity就是包容二者的，即平權形式的「假友善」無法消洱偏見和歧視，而那才是使弱勢永遠處於「被父權／賦權」位置的原因。

回到討論串，因此或許Butler設想的就是一種烏托邦（這點我也承認，甚至有人認為他這樣說，會一直提醒被賦權者的弱勢位置，也是一種biopolitics，也不無可能）；也像喬瑟芬提到的，在運動策略也略遜一籌，因為照這個說法，就甚至不會有「策略」的可能。

但Butler之流總是提到聯盟（coalition）的重要性 ，時時留心對抗父權的終極目標，也能維持多元而串聯的運動，不論是對抗階段性的物質剝削，抑或遠程的「好鬥、競爭、陽剛」的社會標準。

換句話說，「為什麼一定要積累資本、成家立業？」不過這種微型政治也經被批評是小清新綱領，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不平等」的感受，始終還是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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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我這才發現，與哲翰之間的對話不在一個平面上，又或者，我的回應有點失焦了。希望這次有回應到上面的討論，因而「本質主義」的邏輯與陷阱，似乎才是父權或資本能不斷自我增殖、複製的動能：只要「中數」帶之中的對立無法解消，就永遠觸及不了「極端值」。

父權（patriarchy）其實是「家父」（patria）與「統治」（archy）兩個字的合體，前者有男性宗主的意涵，亦有家長、父系世襲（paternalistic）的感覺，這個patria在宗教裡亦有牧者（pastorship）的意義在，因此被賦予領導、優先、包容、保護、管理的（實然）位置，也順勢正當化了統治者的（應然）權力。

乍看之下，這或許與「資本主義」中的自由，非常不同，甚至有可能如同哲翰說的，其自由極大化（或去人性化）將可能顛覆父權，但Hartmann在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1979)則反過來討論，即針對「資本」的馬克思主義與針對「父權」的女性主義之間的矛盾？

歷史上，前者經常將後者視為階級鬥爭「整體」中的一部分，因此「較不重要」。Hartmann在這篇文中也承認原始意義下的父權與資本主義之間時常發生衝突，因前者之保守性格不一定符合自由競爭的內涵，但作者更指出，資本的累積卻「從未中立」。

儘管兩者在理論上，不一定共容，但在實際上，當今西方資本社會的操作與實現，是以「男性中心」的世界觀運轉，也就是說，父權先於資本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儘管後兩者都試圖「中性化」自己的論理，卻不可能自身於外，才會因此經常需要「附帶一提」關於女人的問題（woman question）。

資本主義裡的「理性決策者」（或馬克思主義裡的普羅大眾）是以男人的形象作為基礎，這點Wendy Brown在Undoing the Demos (2015)也有提到。

不管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或資本／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只是──用Wendy Brown話說──新自由主義把經濟行為自市場延伸進家庭領域，將女人及其工作亦資本化（但位階仍低於家庭外領域的人力資本），並加強其「對生產社會的責任感」。

換言之，就算出現女主外、男主外的分工，也只是生理性別（sex）上置換，而沒有捍動家庭內、外社會性別上的意義。但這個透過「視為有給職」而直接等同於「被賦予經濟自由」的過程，會讓人誤以為性別平等了。殊不知，只是更合理化了公、私之間的分際與高下，而這根本不是女性主義中所謂「分工」的意義。

Lindsey German在Theories of Patriarchy (1981)的文章中提到，父權的概念──就如同Wendy Brown對新自由主義的想法－－是不斷變態且增生的，在不同的脈絡或社會關係中總有不同解讀。然而最流行的兩個版本有二：其一，Juliet Mitchell等人將父權（文化的、意識型態的）與資本（經濟的）分別來看。

其二，則是像上述Heidi Hartmann那樣，認為父權思維及其維繫社會的手段，對「非父他者」本身就是一種剝削，毋殆資本介入。如果我們搭配後現代思潮中的「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則這裡的「父」與「非父他者」不是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而是一種屬於父權治理方式中的管理與被管理者而已。

如此一來，無論時代如何進展，若社會中始終存在一種家長的、世襲的、牧領的思維，並理所當然地延續強者v.弱者；包容v.邊緣；保護v.受害的二分位置，那我們無法斷言「父權有被挑戰到」，而只是產生父權的新的變形。這樣來看前陣子紛紛擾擾的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似乎就能想像了。

而新自由主義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或許出於偶然），但其對「投入市場」而自我資本化的「理性、競爭人型」更多的喜好與偏重，似乎只是延續了資本社會對性別不平等的容忍。這裡的性別是gender (role)，而非sex（當然生理性別的不平等也存在，但那也是出於sex＝gender的化約論繼續存在的關係）。

回到最一開始Butler跟Nancy Fraser的論戰，或許這樣更可以理解為何前者認為「問題不在法律上平權（或政治正確）與否」。設想，貌似多元、百花齊放的平權運動，若只是使「被賦權者」從「非父他者」晉升為「quasi-父」，以維穩原來的統治方式，那這樣根本與解放無關，而只是填充新的彈藥。

若典型「非父他者」的人數越來越少、能力／能見度越來越低，那對顛覆父權的目標來說，似乎只會越差越遠。就如同資本主義一樣，當它吸納（或適應於）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而搖身一變成為新自由主義時，我們似乎只會越來越不知從何下手。

因為，它已為原本佔多數的他者再劃分「他者的他者」了，讓人摸不著頭緒：誰才是既得利益者？到底誰被誰剝削？也因此，任何批判都顯得越來越無力，因為所有「政治正確」的話語都像是一指指別人、四指罵自己，而間接助攻了傳統意義上的、原型的「政治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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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Nana通話後，又或者，「父權」只是一種權力的圖式，其原型還是權力（power），而「父」只是其代言人、傾向「管控」的某種操作手法，至於有沒有可能出現另一種主體間「互不宰制」的權力關係──或那是否還能用權力的話語分析──這我不確定。又，是否「有壓迫就有抵抗，有網羅就有破口」仍為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