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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Foucault、Deleuze和Baudrillard三個人之間的恩仇情仇的文章其實很多，因為他們自己也經常互動，尤其是前兩者，在思想上總是亦師亦友。總的來說（真的是玩笑話），還不就因為Foucault根本巨星來著，樹大招風之際，讓嫌惡鎂光燈、曝光度的Deleuze不太開心，更讓後勢看漲但熱愛挑釁的Baudrillard心裡不是滋味。
暫且撇開本體論的假設不看，Foucault的權力、Deleuze的慾望和Baudrillard的誘惑都頗具有「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特色；尤其前兩者的權力和慾望相生相息之間，都在探究多樣性（multiplicity）及其效益（effectiveness），構成了類似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提出的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的範式，它主要為解決在此之前宏觀與微觀方面極端化發展的困境所生的折衷分析框架。
1972年3月4日，Foucault與Deleuze以《Intellectuals and Power》為題的對話，對理論和實踐（從權力出發）的問題展開了深入的透視，尤其對女性、同性戀者和囚犯的鬥爭，及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都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在那場對話中，Deleuze認為，理論是一個接一個的實踐，作為（以增殖的方式）對抗（細瑣且發散的）權力的工具；反之，Foucault主張理論就是實踐，就是為了破壞（循環的，而非線型的）權力結構。
借用了Nietzsche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Wille zur Macht），兩個人的共識集中在：越深不可測的權力，越具有增殖性，因為它將使人難以指認擁有權力的主體，和權力關係的位置，雖然我們總能從「控制」（control）和「監視」（surveillance）兩種策略作為推測的起點。
＊＊＊ 《 抽離與回歸 》 ＊＊＊
法國的政治社會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經說過一句話：「法國人是歐洲中最聰明但也最危險的一批人，因此也最容易成為敬仰、厭惡、憐憫或恐怖的對象，但絕不會被冷處理。」（The French constitute the most brilliant and the most dangerous nation in Europe and the best qualified in turn to become an object of admiration, hatred, pity or terror, but never indifference.）
這句話完成說中了我到英國求學之後，頭兩年幾乎呈現自廢武功的狀態，從頭打造一副新的「眼鏡」看世界，所謂世界是指體內積累的舊知識，我所理解的人、事、物，文化、情境與感受。我從未接觸過或認為自己會需要「哲學」，直到被迫學習「方法論」，才一頭投入新的領域，一個要我重新審視法律目的、功能、詮釋的思維模式，最重要的是，它影響了我對「人」和「人權」的看法。
法學家試圖證成「人權」的核心價值時，社會學家會問：「什麼是核心價值？」接著再問：「價值怎麼來的？」法學家可能直接用「法源」推託，比較負責任的，會開始講述歷史。我是從這個點出發，對哲學產生共鳴的，因為它能幫我理解與我平行且平凡的生活週遭、頭頂上網羅著我的規範網絡、腳底下視線無法觸及的立足點，和我自己（從過往經驗到今天縈繞著我的價值觀）。
先前正好讀到《跟傅柯分手的德勒茲》（睫狀肌譯）這篇文章，讓我不禁思考自己常在「抵抗哲學」與「遊牧哲學」之間徘徊、游移的緣故（有人說是micropolitics中的衝突，只是茶壺裡的風暴罷了）。憑良心講，原文版《Deleuze, a Split with Foucault）（Mathias Schönher，17/10/2015，FoucaultBlog）還比較易讀好懂，雖然中文翻譯中「已讀不回」的梗讓我笑了好久。
半路出家的我曾追著幾個朋友問哲學的目的、作用與偏愛，沒想到在Foucault跟Deleuze之間也曾是意見相左的主題，現在再加上Baudrillard，還有前幾天唸完的Butler跟朋友幫我普及的Bourdieu，我腦中的小宇宙又快「內爆」（imploded）了。或許是因為自己仍然無法在「現實或理想」、「同一或差異」、「改造或創造」、「存有或生成」等不同態樣的革命形式中拿主意。
把「權力」視為光束波，一道道攻擊、能量被吸收（加上反作用？），還有慾望「流」與「誘惑」的力量，我對哲學的用語充滿想像，藉著在腦海中插圖的方式試圖接近箇中巧妙，自溺又自虐；這一遭思想與實踐之間的諸多衝突和撞擊，雖趣味盎然但煞費心力。當我一頭哉進了眾多思潮中，每個人都用極具說服力的口吻「解釋」著我，而我的興趣始終來自於自己身上難以數計的身份、標籤、場域和「慣習」。
因緣際會，我被Foucault對「權力」的執著、Deleuze對「慾望」的迷戀，還有Baudrillard口中的「擬仿」所吸引，讓我進入久久無法逃開的撞牆期。終於下定決心做出一個切割（實踐上，非思想上的），作為「現在的我」與「過去的我」和解的分水嶺，儘管我仍會繼續追問：「為什麼我非得這樣想事情？究竟是什麼經驗讓我這樣判斷是非？我為什麼討厭『法律』和一切約束？我要什麼？我怕什麼？」
如同我先前在臉書上發的狀態：「以為要跟指導教授來個大和解了，結果在回信中被痛罵一頓，但這次的語氣不像是唱衰或不理解，更像是愛之深責之切，所以自己的情緒反應也從慣性的忿忿不平，轉為尷尬和慚愧。」我試圖用另一種方式自我轉化負面感受，讓自己解讀自己：究竟是我自己的反思被觸發，而內在地起了作用？還是純粹自己身陷此境地，顯得他們的話術（管理技術）變強了？
使我停下腳步、回歸「正軌」的是這篇被加拿大York University 的Bill Blackstock教授分享在Academia.edu上的文章《Foucault, Deleuze, and Baudrillard on Power, Desire and Seduction》；從引註和語氣來看，應該還只是一則草稿或筆記。碰巧把我集中最多心力的三個思想家並列了，所以把它當作這個階段的「分號」可以讓自己心平氣和冷靜下來，我也異常認真地讀它，滿足這最後一刻的「抽離」。
＊＊＊ 《 權力、慾望與誘惑 》 ＊＊＊
【 傅柯 與 權力 】
要了解Foucault對「權力」的認識，至少要從《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Society Must Be Defended》及《The Subject and Power》等處著手，從國家（全體人民的政治組織，body politic）的規訓.到具有馴化個體功能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其中，「宰制」（domination）作為一種鎮壓、征服、抑制（subjugate）的機制，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由「權力關係」、「權力策略」和二者之間互動所構成。
策略（並非由某特定社會階級專有）亦有可能是在權力關係中受宰制的人所貢献的策略。針對這些「機制」之研究，是一種「對身體的政治技術」。目前，相關技術（能散播、增殖各種繁雜的apparatuses的）沒有一致的論述和作法，它也不僅存在於特定的結構中。因此，Foucault並沒有直接批判「權力」勢必是邪惡或錯誤的，只是在檢驗知識、論述，甚至「事實」時，不得不察的要素。
此外，Foucault也企圖避免馬克思主義將權力簡約成階級、位置的問題；只用「壓抑」或「邊緣化」來解釋這個系統的產生是不夠的，還需要包括整個networks of power的描述，包括一連串的決定、技術、交涉和妥協。因此，這個分析架構的重點不在「權力的目的」，而是「權力如何對『被形塑』的主題（體）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認為「權力分析」還是應該避免過於簡化，不能妄判權力是位於「結構」和「制度」之中，而是其在歷史上是如何被定位的。雖然權力是有目標的，但它不是「該目的」或「人們宰制他者原因」的結果；它是「影響身體的」以及「身體如何透過不同力量而『被構建』的the ongoing subjugation」。
舉例來說，「知識」就是權力的一種形式，甚至包括該知識何時該（或不該）被應用；這種權力亦能使知識證明其為「真實」，透過真實生活的經驗與應用，但其實就是其作為「權力」，如何約束人的行為的證據。再比如說，「性」從未免除汙名，但直到現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才越來越受到壓抑；然而，與此同時，受宰制的知識體系越被形塑，「性」的生產卻越旺盛。
Foucault認為這些都是應該是誠實描述的，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他更覺得那些被稱作「主權／權力」的東西，其實是從不存在的，無論是被假設為「集中」（Baudrillard）或「發散」（Deleuze）地普遍存在著。Foucault自己的研究從來都不是要分析「權力」本身，而是在看「個人／事物如何透過『客體化』成為今天的主題／體」，而這項工作須透過一種影響著現存社會關係的「歷史理解」來檢驗，這種研究方法就是Nietzsche的genealogy。
專注在權力如何作用，也可能忽略了權力的效果及其源頭，因此不能偏廢。形成「權力關係」的不是「暴力」或「同意」，儘管它們是條件之一；真正形成「權力關係」的是一個壓制其他行動的行動結構，也就是一種「指導」行為的行為（conduct of conduct），所以「權力的行使」就是所謂govermentality。又，權力是在社會網絡「之中」（而非「之上」）進行的，因此權力之所在，行動之所在（權力卻是無所不在），故其是具有實踐性、生產力的。
把權力／論述想像是「環狀」，而非「由上至下」的，則剛好與Baudrillard的定義（永遠關於壓迫）是不太一樣。不過關於反制權力的方法，Baudrillard巧妙地點出，Foucault也有一個與「權力」相同的問題，就是靠內在的同一和普遍的原則（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不就正好是他所極力反對的嗎？一個「追求同一」，一個「堅持變態」，Deleuze在這部分，則顯得像是他們之間的折衷說了。
【 德勒茲 與 慾望 】
Deleuze對「慾望」的闡釋，其實跟Foucault的權力有點類似，這可以從《Anti Oedipus》、《Desire and Pleasure》，和他所詮釋的《Foucault》（在Foucault過世後出版）觀察到。Deleuze與老朋友Felix Guattari共同提出了反伊底帕斯情結（anti-Oedipus complex）和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等主張，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假設對「慾望—生產」太過簡化了（就跟Foucault檢討馬克思的「權力—宰制」很像）。
事實上，精神分析中的Oedipus complex假設「無意識」會壓抑「慾望機器」：認為所有事物都能簡約成性慾（libido）及「自生的」超我（部分有意識，代表良知或內在的道德判斷）、自我（大部分有意識，負責處理現實世界）和本我（完全無意識，代表慾望，受意識遏抑）。反之，anti-Oedipus認為無意識應是具有生產力的機器裝配（或慾望的集合物）。
Deleuze眼中的「慾望」是具有生產力的，而非受壓抑的；它是介於精神分裂／機械反應／無意識界之中的。「機器」可以用來解釋生活中的「連結」（connectedness）和「協作」（collaboration）。「慾望生產」是將佛洛伊德（慾望是受抑的，是因為「缺乏」而生成）和馬克思（生產關係及其歷史，是僅限於物質的、經濟的面向）包涵在Nietzsche的分析框架之中（諸如Apollonian-Donysian；will to power；Übermensch）。
也就是說，慾望是自「生產」的社會範疇中所生，而「慾望之生產」則是因機械作用而產出。Libido是無意識自產的，不像「興趣／利益」是自外而生（普遍滲透的、通情達理的），因為desire／libido是由內而生的、具有革命潛力的，但兩者是緊密連接的，是「人」與「社會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則同時包含有意識的「興趣」和無意識的「慾望」。
因此，Deleuze跟Guattari試圖為大家勾勒的是眾多逃逸的線路或計畫，基於慾望的，屬於思想的奔躍或身體的遷徏，不過他們並非提倡「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政治策略（很多人都誤會了），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分析無意識的界面（只是不像佛洛伊德一樣限於個人、家庭的，而是社會、歷史且天生要件共同形成的）。
Foucault不問權利打哪來，而只看它如何作用、被運用，以建構知識、形塑主體，並加以規訓、馴化社會中的個人，但也刺激反作用的抵抗力，反而生成更多「應被抑制的論述／身體」；而Deleuze則對權力打哪來更感興趣，在他眼中，這些networks of power其實是assemblage of desires所造成，還包括了由能量關係所決定的圖像（diagram）。
因此，對現代「權力」的詮釋，Foucault視其為「正常化」、「規訓」的工具，但Deleuze視其為「編碼」、「解轄化」的契機；這是因為Foucault不問權力的目的為何，而Deleuze假定慾望之生成是為權力的起源。至於面對「權力」的策略，Foucault主張「挖掘被剔除的知識」、「解放受抑制的身體」，是一種「抵抗」式的革命；而Deleuze則傾向「逃出被命定的網絡」、「解轄樹狀化的視野」，是一種「游牧」式的革命。
Deleuze說，Foucault堅信其所稱「慾望」是出於「匱乏」而想要，因此Foucault自己把「積極生產的（而非出於匱乏的）」基礎替換成「愉悅」（pleasure）的概念。同時，Baudrillard則視Foucault的「愉悅」是反對「性的交換價值」的，而構成「身體的使用價值」，也就是直接自身體產出的。就此，Deleuze都不認同，他認為自己的「慾望」是各自運作的異質元素的「集合體」（assemblage），像一台被組裝起來的機器。
這個比喻發展出Deleuze所謂由無限密集與流變共構的「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因其在慾望的內在平面上擁有了許多解轄域的點；反之，權力就是「愉悅」，其試圖解消這個平面。透過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主體會在biopoliticisation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我（涉及動能與知識的互動關係），進而完成「主體化」（subjectivation／Subjectification）的形塑。
Deleuze認為Foucault的「權力」概念並非壓抑的，而是在許多「解轄域」的點之間流轉著；因此，權力關係並非來自一個單一源頭，而是遊離在數個動能（forces）的領域中，是發散的、有策略的。然而，Deleuze進一步將權力關係的分析方法加進了「皺褶」的概念（pli／fold：殊異點系列的多重部署）；也就是說，當內、外褶疊的時候，會偶然地、（知識、慾望、權力etc）相互牽連地產生「新的主體」。
這個過程中也會同時引發「抗爭」（這點跟Foucault的結論一致，只是推論不太一樣）。當抗爭發生（如拒絕成為研究主題、拒絕被外部宰制、拒絕被特定身份同一，甚至拒絕被知識系統再現等），這個時點可以視為一種不連續的斷裂、一個思想上危機，因其同時構成「歷史」與「當下」的平行對疊，同時是回憶也是現實。Deleuze這個突發奇想正好呼應了Foucault的history of the present。
再者，Deleuze認為Foucault的「權力」概念雖然點出了「權力」對主體的「組成作用」，但卻迴避討論「建構媒介」（constructive agency）是如何被部署的。反之，Deleuze的「慾望生產」正好補充說明了作用過程中，構成因果的組成要件。換言之，Foucault把權力的概念及實踐都包含在權力關係的結果中，因此迴避了關於「抵抗」（resistance）的重大討論（因其直接被當作權力的組成要件之一）。
進一步而言，Deleuze提出的「慾望作為動能」，是為社會形式之生產的緣故（回到了個人作為社會關係中的主—客體的假定）。Deleuze認為Foucault對「權力」的詮釋是功能主義的，其雖是局部的，但卻在社會系統中發散，而在現代社會中，「權力」的作用是為創造規訓並標準化集體。
放在「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脈絡中， Deleuze（及Guattari）所關注的「如何產生」慾望及其作用，其實也是類似的詮釋，只是進到了更「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的層次，其關注政治行動繁雜多元的脈絡，相信政治實踐的變異性及其效度；由於接受行動者的歧異性，它所關注的這些局部的抗爭，及行動者對特定解放所提出的要求。
【 布希亞 與 誘惑 】
衝著這一點，Baudrillard就是覺得他們的理論觀點根本是雞生蛋、蛋生雞，魚幫水、水幫魚的。Baudrillard要大家（包括Foucault自己）《Forget Foucault》，因為他認為Foucault自己的文章就是具有權力的論述，企圖捕捉有意識的知識及真相。所以他自己將權力視為是「變態」範疇內的，本身是不具任何目的的，取代「象徵性的譬喻」，並將「誘惑」推到前端；而「誘惑」這個概念是延伸自Batallie的「象徵性交易」，是為拋棄過時的生產論述。
「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作為「前資本社會」的基礎，是在描述消耗、浪費和破壞（比起重視生產及使用的經濟模式）；因而，Baudrillard認為對於「生產」的執著，就是Foucault的「權力」和Deleuze的「慾望」落入的陷阱。Baudrillard的誘惑是一種「反生產」，而權力就在誘惑的輪迴中被翻轉。
因此，誘惑更強於生產，縱然生產無所不在，並總是企圖消滅「誘惑」，以建立管控能量關係的單一經濟模型；比如說色情作品中的性，只在乎「愉悅」的生產，卻欠缺了真實生活中應有的「誘惑」。因為「權力無所不在」，只是不斷變換形態，所以對Foucault而言，「壓迫」根本無法跟權力分開討論（因為前者已經完全被後者包攝），而這與他自己的結論卻有點落差。
Baudrillard肯定Foucault透過genealogy的方法去考察慾望和歷史的經濟化（類似Marxism以生產模式詮釋歷史發展），而結構性的權力（或暴力）似乎再也沒有化約的可能；反之，Deleuze更進一步往前再推論「慾望」（作為能量點）突破權力平面。在這之中，Baudrillard認為他們所共同忽略的是「權力的擬仿物」（the simulacrum of power itself），也就是說，所謂「權力」只是一種擬真的觀點，但並非真實本身。
人類（生活）原本複雜多元，但因易受「真實的『擬像』（simulation）」的誘惑，即所謂「超真實」（hyperreality），並非指社會已不現實，而是越來越快地產生一致、不作判斷、過於簡易的敘事（類似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中的極權社會）。要之，Baudrillard對權力的理解是「（可）交易」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誘惑與質疑（challenge：對「死去的」真實的立即回應）接替交換。
不過，Baudrillard本人根本不那麼在意權力或性如何如何，因為他認為這兩者都在消亡當中，只有誘惑不受真實秩序的限制（因為根本不屬於任何動能的關係中）。Baudrillard認為，總歸一句，就是Foucault被power斯瞞了，如同多數社會學家被「消費」的意識型態蒙蔽了，又如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被啟蒙時代的理性誤導了，事實上它們都是某種事物的simulacrum。
比起Foucault和Deleuze理論化的權力、宰制—抵抗、慾望—生產、愉悅都是具有功能主義特色的；反之，Baudrillard更像帶有情境者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風情（甚至有學者拿Guy-Ernest Debord的《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與之比較），獨樹一幟但卻顯得更加孤芳自賞。
＊＊＊ 《 品牌 》 ＊＊＊
朋友的部落格【黃語語遊倫敦】在舉辦徵文抽獎的活動；要求文章說明「為什麼值得被抽到？」，而禮物是朋友打工的Burberry皮裝筆記本。其實我本來一開始是興致缺缺的，因為一來，我對精品本來就沒太大興趣；二來，我當下實在沒想花太多心思參與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自己一動筆，一定會大書特書（使乏味化），果不其然。
「品牌」這件事，讓我想到這幾天讀到的Jean Baudrillard。這個社會學家提到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事物除了（馬克思提到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外，還有「符號價值」。好比精品包除了「包」的實用性外，也包括了它「從製造到出售」層層剝削的過程中，所累積的「超過其自身實用性」的價值。
不過「設計」是一種無形資產，所以很難「評價」，但也因此提高品牌形象，最後產生一種象徵，代表著某種社經地位，以及「消費者」對物件的共鳴與認同。Baudrillard覺得這一切都「超現實」（hyperreal）了，因為人們渴求與消費的是符號，而不是物體本身；是擬仿物（simulacrum）非真實物體本身。
在我來看，半真半假，假如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認同」也有可能為真，許多符號都是這麼被創造出來的，如同gay life的樣貌與展現，ㄧ層層剝削卻也帶來一次次「認可」、再伺機反動，所以我覺得「超現實」有些言過其實了，因為過程中每個人都同時扮演著正邪的雙面角色。
如果說我為什麼支持他的活動，是因為在他處理此物件的這個階段，他使用了另類的方式「中斷」了交換價值的提昇，精品變成「給予認同者的贈品」，以提高自身（和這個部落格）的「符號價值」，但卻是發起人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無關乎品牌，只是「他」自己。
若任何人（包括我自己）能得到它，都是對ㄧ種「平凡且自足」的幽默態度表示欣賞、接納，而早已跳脫Burberry本身，於是我們共同顛覆了它原本想剝削（或制約需求者）我們的目的和機會。所以「配不配得起」的念頭從未閃現過我腦海，而是和他互動的時候，我想的是「能不能得到」。
留下這些文字，或許與朋友想要的不一樣，但我卻藉此想翻轉整個討論串，因為吸引到這些文字的其實是「他」，而不是Burberry，所以大家才想與他合作這個大工程：因為朋友是個任真自得的人，所以我想要這個筆記本，這轉手的過程，已經實踐了一次規模有限、「屬於這部落格（as a field）的」、對抗Burberry精品帝國的小小革命。
＊＊＊ 《 家鄉的雪 》 ＊＊＊
最近位於亞熱帶的台灣，陸陸續續下起雪來，眾人欣喜；當然也會有很解（喔！不，是理性、務實）的climate change-worrying文。不過，憑良心講，在所有文化現象中，「天氣」是最有趣的，因為所有「能指」（signifiers）總是充滿情緒、想像的空間，中今中外、貫穿人類史啊！
什麼雲啊、太陽的，霪雨霏霏、薄霧冥冥，從神話到文學，從劇作到歌詞；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真的很奧妙，從豐收到歉收，從開朗到抑鬱，我們受其影響還是受自己影響，明知「心隨境轉，境由心生」的道理，但又不知如何能做到「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無法「無我」，只好處處惹塵埃。
暫且撇開政治化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等論述不談，看到大家齊聲討論「雪」（或僅僅是「霰」）的時候，明明知其起因猛爆型的重炮寒流（「霸王」的稱號好聳），明明濕冷的天氣讓人不舒服，但因為它的unusualness，它是如此遙遠地遠離亞熱帶的農耕世界。
縱然是因為「聖嬰」激動爆走，雪在台灣也不是真的那麼稀奇，只是總與「山嵐神木」綁在一起，低緯度的現實使得只有高海拔能獨享皚皚風光，縱然只是一片銀灰碎晶，也足以令平原上的世人狂歡，那結在窗沿上的、落在枝頭上的、捷運車廂外的，彷彿超現實的都能真實了，不用再執著於鏡頭對面的「擬像」之中。
它的「所指」（the signified）是如此與「天朝」的詩詞歌賦、「帝國」的童話世界、「殖民者」的浪漫愛情相互連結，但在此刻，眾人終於塑造出台灣人自身對「雪」的經驗、觀察、想像，弄不好日後就會成為某文學作品的背景，比如「那個飄起如鹽屑般細雪的主日清晨...」。然後，我們就擁有了屬於自己的「雪的文學」（管它是霰、是雨、是霜、是霧（還是霾））。
不論是略帶童真的，或旁徵典故的，其實蠻可愛的，因為人們在想像「被部分滿足」的情境中著手集體創作，透過一趟趟造訪半山腰、一記記打卡、一件件厚重大衣、一杯杯熱茶，興致高昂、圖文並茂的文字裝載我的溫帶生活（而我這裡甚至感覺沒那麼冷），兩相對照之下，我在室內穿著短袖、透過網路，也目瞪口呆地看著澎湖、六福村的銀白新貌。
暫且撇開本體論的假設不看，Foucault的權力、Deleuze的慾望和Baudrillard的誘惑都頗具有「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特色；尤其前兩者的權力和慾望相生相息之間，都在探究多樣性（multiplicity）及其效益（effectiveness），構成了類似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提出的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的範式，它主要為解決在此之前宏觀與微觀方面極端化發展的困境所生的折衷分析框架。
1972年3月4日，Foucault與Deleuze以《Intellectuals and Power》為題的對話，對理論和實踐（從權力出發）的問題展開了深入的透視，尤其對女性、同性戀者和囚犯的鬥爭，及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都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在那場對話中，Deleuze認為，理論是一個接一個的實踐，作為（以增殖的方式）對抗（細瑣且發散的）權力的工具；反之，Foucault主張理論就是實踐，就是為了破壞（循環的，而非線型的）權力結構。
借用了Nietzsche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Wille zur Macht），兩個人的共識集中在：越深不可測的權力，越具有增殖性，因為它將使人難以指認擁有權力的主體，和權力關係的位置，雖然我們總能從「控制」（control）和「監視」（surveillance）兩種策略作為推測的起點。
＊＊＊ 《 抽離與回歸 》 ＊＊＊
法國的政治社會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經說過一句話：「法國人是歐洲中最聰明但也最危險的一批人，因此也最容易成為敬仰、厭惡、憐憫或恐怖的對象，但絕不會被冷處理。」（The French constitute the most brilliant and the most dangerous nation in Europe and the best qualified in turn to become an object of admiration, hatred, pity or terror, but never indifference.）
這句話完成說中了我到英國求學之後，頭兩年幾乎呈現自廢武功的狀態，從頭打造一副新的「眼鏡」看世界，所謂世界是指體內積累的舊知識，我所理解的人、事、物，文化、情境與感受。我從未接觸過或認為自己會需要「哲學」，直到被迫學習「方法論」，才一頭投入新的領域，一個要我重新審視法律目的、功能、詮釋的思維模式，最重要的是，它影響了我對「人」和「人權」的看法。
法學家試圖證成「人權」的核心價值時，社會學家會問：「什麼是核心價值？」接著再問：「價值怎麼來的？」法學家可能直接用「法源」推託，比較負責任的，會開始講述歷史。我是從這個點出發，對哲學產生共鳴的，因為它能幫我理解與我平行且平凡的生活週遭、頭頂上網羅著我的規範網絡、腳底下視線無法觸及的立足點，和我自己（從過往經驗到今天縈繞著我的價值觀）。
先前正好讀到《跟傅柯分手的德勒茲》（睫狀肌譯）這篇文章，讓我不禁思考自己常在「抵抗哲學」與「遊牧哲學」之間徘徊、游移的緣故（有人說是micropolitics中的衝突，只是茶壺裡的風暴罷了）。憑良心講，原文版《Deleuze, a Split with Foucault）（Mathias Schönher，17/10/2015，FoucaultBlog）還比較易讀好懂，雖然中文翻譯中「已讀不回」的梗讓我笑了好久。
半路出家的我曾追著幾個朋友問哲學的目的、作用與偏愛，沒想到在Foucault跟Deleuze之間也曾是意見相左的主題，現在再加上Baudrillard，還有前幾天唸完的Butler跟朋友幫我普及的Bourdieu，我腦中的小宇宙又快「內爆」（imploded）了。或許是因為自己仍然無法在「現實或理想」、「同一或差異」、「改造或創造」、「存有或生成」等不同態樣的革命形式中拿主意。
把「權力」視為光束波，一道道攻擊、能量被吸收（加上反作用？），還有慾望「流」與「誘惑」的力量，我對哲學的用語充滿想像，藉著在腦海中插圖的方式試圖接近箇中巧妙，自溺又自虐；這一遭思想與實踐之間的諸多衝突和撞擊，雖趣味盎然但煞費心力。當我一頭哉進了眾多思潮中，每個人都用極具說服力的口吻「解釋」著我，而我的興趣始終來自於自己身上難以數計的身份、標籤、場域和「慣習」。
因緣際會，我被Foucault對「權力」的執著、Deleuze對「慾望」的迷戀，還有Baudrillard口中的「擬仿」所吸引，讓我進入久久無法逃開的撞牆期。終於下定決心做出一個切割（實踐上，非思想上的），作為「現在的我」與「過去的我」和解的分水嶺，儘管我仍會繼續追問：「為什麼我非得這樣想事情？究竟是什麼經驗讓我這樣判斷是非？我為什麼討厭『法律』和一切約束？我要什麼？我怕什麼？」
如同我先前在臉書上發的狀態：「以為要跟指導教授來個大和解了，結果在回信中被痛罵一頓，但這次的語氣不像是唱衰或不理解，更像是愛之深責之切，所以自己的情緒反應也從慣性的忿忿不平，轉為尷尬和慚愧。」我試圖用另一種方式自我轉化負面感受，讓自己解讀自己：究竟是我自己的反思被觸發，而內在地起了作用？還是純粹自己身陷此境地，顯得他們的話術（管理技術）變強了？
使我停下腳步、回歸「正軌」的是這篇被加拿大York University 的Bill Blackstock教授分享在Academia.edu上的文章《Foucault, Deleuze, and Baudrillard on Power, Desire and Seduction》；從引註和語氣來看，應該還只是一則草稿或筆記。碰巧把我集中最多心力的三個思想家並列了，所以把它當作這個階段的「分號」可以讓自己心平氣和冷靜下來，我也異常認真地讀它，滿足這最後一刻的「抽離」。
＊＊＊ 《 權力、慾望與誘惑 》 ＊＊＊
【 傅柯 與 權力 】
要了解Foucault對「權力」的認識，至少要從《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Society Must Be Defended》及《The Subject and Power》等處著手，從國家（全體人民的政治組織，body politic）的規訓.到具有馴化個體功能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其中，「宰制」（domination）作為一種鎮壓、征服、抑制（subjugate）的機制，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由「權力關係」、「權力策略」和二者之間互動所構成。
策略（並非由某特定社會階級專有）亦有可能是在權力關係中受宰制的人所貢献的策略。針對這些「機制」之研究，是一種「對身體的政治技術」。目前，相關技術（能散播、增殖各種繁雜的apparatuses的）沒有一致的論述和作法，它也不僅存在於特定的結構中。因此，Foucault並沒有直接批判「權力」勢必是邪惡或錯誤的，只是在檢驗知識、論述，甚至「事實」時，不得不察的要素。
此外，Foucault也企圖避免馬克思主義將權力簡約成階級、位置的問題；只用「壓抑」或「邊緣化」來解釋這個系統的產生是不夠的，還需要包括整個networks of power的描述，包括一連串的決定、技術、交涉和妥協。因此，這個分析架構的重點不在「權力的目的」，而是「權力如何對『被形塑』的主題（體）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認為「權力分析」還是應該避免過於簡化，不能妄判權力是位於「結構」和「制度」之中，而是其在歷史上是如何被定位的。雖然權力是有目標的，但它不是「該目的」或「人們宰制他者原因」的結果；它是「影響身體的」以及「身體如何透過不同力量而『被構建』的the ongoing subjugation」。
舉例來說，「知識」就是權力的一種形式，甚至包括該知識何時該（或不該）被應用；這種權力亦能使知識證明其為「真實」，透過真實生活的經驗與應用，但其實就是其作為「權力」，如何約束人的行為的證據。再比如說，「性」從未免除汙名，但直到現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才越來越受到壓抑；然而，與此同時，受宰制的知識體系越被形塑，「性」的生產卻越旺盛。
Foucault認為這些都是應該是誠實描述的，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他更覺得那些被稱作「主權／權力」的東西，其實是從不存在的，無論是被假設為「集中」（Baudrillard）或「發散」（Deleuze）地普遍存在著。Foucault自己的研究從來都不是要分析「權力」本身，而是在看「個人／事物如何透過『客體化』成為今天的主題／體」，而這項工作須透過一種影響著現存社會關係的「歷史理解」來檢驗，這種研究方法就是Nietzsche的genealogy。
專注在權力如何作用，也可能忽略了權力的效果及其源頭，因此不能偏廢。形成「權力關係」的不是「暴力」或「同意」，儘管它們是條件之一；真正形成「權力關係」的是一個壓制其他行動的行動結構，也就是一種「指導」行為的行為（conduct of conduct），所以「權力的行使」就是所謂govermentality。又，權力是在社會網絡「之中」（而非「之上」）進行的，因此權力之所在，行動之所在（權力卻是無所不在），故其是具有實踐性、生產力的。
把權力／論述想像是「環狀」，而非「由上至下」的，則剛好與Baudrillard的定義（永遠關於壓迫）是不太一樣。不過關於反制權力的方法，Baudrillard巧妙地點出，Foucault也有一個與「權力」相同的問題，就是靠內在的同一和普遍的原則（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不就正好是他所極力反對的嗎？一個「追求同一」，一個「堅持變態」，Deleuze在這部分，則顯得像是他們之間的折衷說了。
【 德勒茲 與 慾望 】
Deleuze對「慾望」的闡釋，其實跟Foucault的權力有點類似，這可以從《Anti Oedipus》、《Desire and Pleasure》，和他所詮釋的《Foucault》（在Foucault過世後出版）觀察到。Deleuze與老朋友Felix Guattari共同提出了反伊底帕斯情結（anti-Oedipus complex）和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等主張，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假設對「慾望—生產」太過簡化了（就跟Foucault檢討馬克思的「權力—宰制」很像）。
事實上，精神分析中的Oedipus complex假設「無意識」會壓抑「慾望機器」：認為所有事物都能簡約成性慾（libido）及「自生的」超我（部分有意識，代表良知或內在的道德判斷）、自我（大部分有意識，負責處理現實世界）和本我（完全無意識，代表慾望，受意識遏抑）。反之，anti-Oedipus認為無意識應是具有生產力的機器裝配（或慾望的集合物）。
Deleuze眼中的「慾望」是具有生產力的，而非受壓抑的；它是介於精神分裂／機械反應／無意識界之中的。「機器」可以用來解釋生活中的「連結」（connectedness）和「協作」（collaboration）。「慾望生產」是將佛洛伊德（慾望是受抑的，是因為「缺乏」而生成）和馬克思（生產關係及其歷史，是僅限於物質的、經濟的面向）包涵在Nietzsche的分析框架之中（諸如Apollonian-Donysian；will to power；Übermensch）。
也就是說，慾望是自「生產」的社會範疇中所生，而「慾望之生產」則是因機械作用而產出。Libido是無意識自產的，不像「興趣／利益」是自外而生（普遍滲透的、通情達理的），因為desire／libido是由內而生的、具有革命潛力的，但兩者是緊密連接的，是「人」與「社會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則同時包含有意識的「興趣」和無意識的「慾望」。
因此，Deleuze跟Guattari試圖為大家勾勒的是眾多逃逸的線路或計畫，基於慾望的，屬於思想的奔躍或身體的遷徏，不過他們並非提倡「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政治策略（很多人都誤會了），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分析無意識的界面（只是不像佛洛伊德一樣限於個人、家庭的，而是社會、歷史且天生要件共同形成的）。
Foucault不問權利打哪來，而只看它如何作用、被運用，以建構知識、形塑主體，並加以規訓、馴化社會中的個人，但也刺激反作用的抵抗力，反而生成更多「應被抑制的論述／身體」；而Deleuze則對權力打哪來更感興趣，在他眼中，這些networks of power其實是assemblage of desires所造成，還包括了由能量關係所決定的圖像（diagram）。
因此，對現代「權力」的詮釋，Foucault視其為「正常化」、「規訓」的工具，但Deleuze視其為「編碼」、「解轄化」的契機；這是因為Foucault不問權力的目的為何，而Deleuze假定慾望之生成是為權力的起源。至於面對「權力」的策略，Foucault主張「挖掘被剔除的知識」、「解放受抑制的身體」，是一種「抵抗」式的革命；而Deleuze則傾向「逃出被命定的網絡」、「解轄樹狀化的視野」，是一種「游牧」式的革命。
Deleuze說，Foucault堅信其所稱「慾望」是出於「匱乏」而想要，因此Foucault自己把「積極生產的（而非出於匱乏的）」基礎替換成「愉悅」（pleasure）的概念。同時，Baudrillard則視Foucault的「愉悅」是反對「性的交換價值」的，而構成「身體的使用價值」，也就是直接自身體產出的。就此，Deleuze都不認同，他認為自己的「慾望」是各自運作的異質元素的「集合體」（assemblage），像一台被組裝起來的機器。
這個比喻發展出Deleuze所謂由無限密集與流變共構的「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因其在慾望的內在平面上擁有了許多解轄域的點；反之，權力就是「愉悅」，其試圖解消這個平面。透過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主體會在biopoliticisation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我（涉及動能與知識的互動關係），進而完成「主體化」（subjectivation／Subjectification）的形塑。
Deleuze認為Foucault的「權力」概念並非壓抑的，而是在許多「解轄域」的點之間流轉著；因此，權力關係並非來自一個單一源頭，而是遊離在數個動能（forces）的領域中，是發散的、有策略的。然而，Deleuze進一步將權力關係的分析方法加進了「皺褶」的概念（pli／fold：殊異點系列的多重部署）；也就是說，當內、外褶疊的時候，會偶然地、（知識、慾望、權力etc）相互牽連地產生「新的主體」。
這個過程中也會同時引發「抗爭」（這點跟Foucault的結論一致，只是推論不太一樣）。當抗爭發生（如拒絕成為研究主題、拒絕被外部宰制、拒絕被特定身份同一，甚至拒絕被知識系統再現等），這個時點可以視為一種不連續的斷裂、一個思想上危機，因其同時構成「歷史」與「當下」的平行對疊，同時是回憶也是現實。Deleuze這個突發奇想正好呼應了Foucault的history of the present。
再者，Deleuze認為Foucault的「權力」概念雖然點出了「權力」對主體的「組成作用」，但卻迴避討論「建構媒介」（constructive agency）是如何被部署的。反之，Deleuze的「慾望生產」正好補充說明了作用過程中，構成因果的組成要件。換言之，Foucault把權力的概念及實踐都包含在權力關係的結果中，因此迴避了關於「抵抗」（resistance）的重大討論（因其直接被當作權力的組成要件之一）。
進一步而言，Deleuze提出的「慾望作為動能」，是為社會形式之生產的緣故（回到了個人作為社會關係中的主—客體的假定）。Deleuze認為Foucault對「權力」的詮釋是功能主義的，其雖是局部的，但卻在社會系統中發散，而在現代社會中，「權力」的作用是為創造規訓並標準化集體。
放在「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脈絡中， Deleuze（及Guattari）所關注的「如何產生」慾望及其作用，其實也是類似的詮釋，只是進到了更「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的層次，其關注政治行動繁雜多元的脈絡，相信政治實踐的變異性及其效度；由於接受行動者的歧異性，它所關注的這些局部的抗爭，及行動者對特定解放所提出的要求。
【 布希亞 與 誘惑 】
衝著這一點，Baudrillard就是覺得他們的理論觀點根本是雞生蛋、蛋生雞，魚幫水、水幫魚的。Baudrillard要大家（包括Foucault自己）《Forget Foucault》，因為他認為Foucault自己的文章就是具有權力的論述，企圖捕捉有意識的知識及真相。所以他自己將權力視為是「變態」範疇內的，本身是不具任何目的的，取代「象徵性的譬喻」，並將「誘惑」推到前端；而「誘惑」這個概念是延伸自Batallie的「象徵性交易」，是為拋棄過時的生產論述。
「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作為「前資本社會」的基礎，是在描述消耗、浪費和破壞（比起重視生產及使用的經濟模式）；因而，Baudrillard認為對於「生產」的執著，就是Foucault的「權力」和Deleuze的「慾望」落入的陷阱。Baudrillard的誘惑是一種「反生產」，而權力就在誘惑的輪迴中被翻轉。
因此，誘惑更強於生產，縱然生產無所不在，並總是企圖消滅「誘惑」，以建立管控能量關係的單一經濟模型；比如說色情作品中的性，只在乎「愉悅」的生產，卻欠缺了真實生活中應有的「誘惑」。因為「權力無所不在」，只是不斷變換形態，所以對Foucault而言，「壓迫」根本無法跟權力分開討論（因為前者已經完全被後者包攝），而這與他自己的結論卻有點落差。
Baudrillard肯定Foucault透過genealogy的方法去考察慾望和歷史的經濟化（類似Marxism以生產模式詮釋歷史發展），而結構性的權力（或暴力）似乎再也沒有化約的可能；反之，Deleuze更進一步往前再推論「慾望」（作為能量點）突破權力平面。在這之中，Baudrillard認為他們所共同忽略的是「權力的擬仿物」（the simulacrum of power itself），也就是說，所謂「權力」只是一種擬真的觀點，但並非真實本身。
人類（生活）原本複雜多元，但因易受「真實的『擬像』（simulation）」的誘惑，即所謂「超真實」（hyperreality），並非指社會已不現實，而是越來越快地產生一致、不作判斷、過於簡易的敘事（類似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中的極權社會）。要之，Baudrillard對權力的理解是「（可）交易」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誘惑與質疑（challenge：對「死去的」真實的立即回應）接替交換。
不過，Baudrillard本人根本不那麼在意權力或性如何如何，因為他認為這兩者都在消亡當中，只有誘惑不受真實秩序的限制（因為根本不屬於任何動能的關係中）。Baudrillard認為，總歸一句，就是Foucault被power斯瞞了，如同多數社會學家被「消費」的意識型態蒙蔽了，又如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被啟蒙時代的理性誤導了，事實上它們都是某種事物的simulacrum。
比起Foucault和Deleuze理論化的權力、宰制—抵抗、慾望—生產、愉悅都是具有功能主義特色的；反之，Baudrillard更像帶有情境者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風情（甚至有學者拿Guy-Ernest Debord的《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與之比較），獨樹一幟但卻顯得更加孤芳自賞。
＊＊＊ 《 品牌 》 ＊＊＊
朋友的部落格【黃語語遊倫敦】在舉辦徵文抽獎的活動；要求文章說明「為什麼值得被抽到？」，而禮物是朋友打工的Burberry皮裝筆記本。其實我本來一開始是興致缺缺的，因為一來，我對精品本來就沒太大興趣；二來，我當下實在沒想花太多心思參與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自己一動筆，一定會大書特書（使乏味化），果不其然。
「品牌」這件事，讓我想到這幾天讀到的Jean Baudrillard。這個社會學家提到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事物除了（馬克思提到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外，還有「符號價值」。好比精品包除了「包」的實用性外，也包括了它「從製造到出售」層層剝削的過程中，所累積的「超過其自身實用性」的價值。
不過「設計」是一種無形資產，所以很難「評價」，但也因此提高品牌形象，最後產生一種象徵，代表著某種社經地位，以及「消費者」對物件的共鳴與認同。Baudrillard覺得這一切都「超現實」（hyperreal）了，因為人們渴求與消費的是符號，而不是物體本身；是擬仿物（simulacrum）非真實物體本身。
在我來看，半真半假，假如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認同」也有可能為真，許多符號都是這麼被創造出來的，如同gay life的樣貌與展現，ㄧ層層剝削卻也帶來一次次「認可」、再伺機反動，所以我覺得「超現實」有些言過其實了，因為過程中每個人都同時扮演著正邪的雙面角色。
如果說我為什麼支持他的活動，是因為在他處理此物件的這個階段，他使用了另類的方式「中斷」了交換價值的提昇，精品變成「給予認同者的贈品」，以提高自身（和這個部落格）的「符號價值」，但卻是發起人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無關乎品牌，只是「他」自己。
若任何人（包括我自己）能得到它，都是對ㄧ種「平凡且自足」的幽默態度表示欣賞、接納，而早已跳脫Burberry本身，於是我們共同顛覆了它原本想剝削（或制約需求者）我們的目的和機會。所以「配不配得起」的念頭從未閃現過我腦海，而是和他互動的時候，我想的是「能不能得到」。
留下這些文字，或許與朋友想要的不一樣，但我卻藉此想翻轉整個討論串，因為吸引到這些文字的其實是「他」，而不是Burberry，所以大家才想與他合作這個大工程：因為朋友是個任真自得的人，所以我想要這個筆記本，這轉手的過程，已經實踐了一次規模有限、「屬於這部落格（as a field）的」、對抗Burberry精品帝國的小小革命。
＊＊＊ 《 家鄉的雪 》 ＊＊＊
最近位於亞熱帶的台灣，陸陸續續下起雪來，眾人欣喜；當然也會有很解（喔！不，是理性、務實）的climate change-worrying文。不過，憑良心講，在所有文化現象中，「天氣」是最有趣的，因為所有「能指」（signifiers）總是充滿情緒、想像的空間，中今中外、貫穿人類史啊！
什麼雲啊、太陽的，霪雨霏霏、薄霧冥冥，從神話到文學，從劇作到歌詞；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真的很奧妙，從豐收到歉收，從開朗到抑鬱，我們受其影響還是受自己影響，明知「心隨境轉，境由心生」的道理，但又不知如何能做到「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無法「無我」，只好處處惹塵埃。
暫且撇開政治化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等論述不談，看到大家齊聲討論「雪」（或僅僅是「霰」）的時候，明明知其起因猛爆型的重炮寒流（「霸王」的稱號好聳），明明濕冷的天氣讓人不舒服，但因為它的unusualness，它是如此遙遠地遠離亞熱帶的農耕世界。
縱然是因為「聖嬰」激動爆走，雪在台灣也不是真的那麼稀奇，只是總與「山嵐神木」綁在一起，低緯度的現實使得只有高海拔能獨享皚皚風光，縱然只是一片銀灰碎晶，也足以令平原上的世人狂歡，那結在窗沿上的、落在枝頭上的、捷運車廂外的，彷彿超現實的都能真實了，不用再執著於鏡頭對面的「擬像」之中。
它的「所指」（the signified）是如此與「天朝」的詩詞歌賦、「帝國」的童話世界、「殖民者」的浪漫愛情相互連結，但在此刻，眾人終於塑造出台灣人自身對「雪」的經驗、觀察、想像，弄不好日後就會成為某文學作品的背景，比如「那個飄起如鹽屑般細雪的主日清晨...」。然後，我們就擁有了屬於自己的「雪的文學」（管它是霰、是雨、是霜、是霧（還是霾））。
不論是略帶童真的，或旁徵典故的，其實蠻可愛的，因為人們在想像「被部分滿足」的情境中著手集體創作，透過一趟趟造訪半山腰、一記記打卡、一件件厚重大衣、一杯杯熱茶，興致高昂、圖文並茂的文字裝載我的溫帶生活（而我這裡甚至感覺沒那麼冷），兩相對照之下，我在室內穿著短袖、透過網路，也目瞪口呆地看著澎湖、六福村的銀白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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