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揪團的Lumiere London 2016，那是一個落雪前、飄雨後的傍晚。穿梭在萬頭鑽動的Piccadilly Circus，被一個個漂浮在半空的魔形、幻獸驚艷，傳統與現代之間、真實與虛擬之間、感官與想像之間，很有趣的體驗，彷彿置身科幻小說之中。
身體「被嵌入」（embodied）在他人的故事裡、背景中，自己也藉此書寫與其他觀賞人的距離和關聯，所有參與者一同創作著這個夜晚，也終將成為最後作品的一部份。好比我與亞洲、我與台灣、我與其他性／別少數群體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問？因為一股Queer Asia的風潮，終於從北美、歐陸颳進英國了。
延續著Amir（我的指導教授，經過這個假期的沉思，我想自己是誤會他了）分享的【Queer Perspectives on Law】研討會，Aeyal Gross教授也有講題，就在我仍在摸索他對postmoder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的立場與方法時。回到亞洲，是否能撇開帝國主義不談？又，與當代的天朝主義有多大牽扯？
所以我好奇著：屆時會仍然是South Asia Studies的天下，還是East Asian studies會旱地拔蔥呢？（畢竟這十年有許多新進東亞學者留在英國打拚）。雖然「亞洲」是個備具爭議、殖氣濃厚的地理劃分，但帝國之眼裡，似乎這樣的版圖是desirable的，對許多「亞洲人」來說，疆域中立化也逐漸成為tolerable的現象。
不過，我更想說的其實是，在相關會議中，往往中亞、中東研究是嚴重缺席的，這點實在可惜，這樣的情況連在亞洲的許多會議，包括去年參加的ILGA-Asia也很嚴重，能獲得的narratives太少，我從未有機會見聞first-hand data。
憑新聞故事、NGO報告所揭露、勾勒出的想像中，那裡的queer beings似乎瀟灑地有如the nomad，但更是從歷史上「被失聲」有如the subjugated，時而現身、時而陌生，輕巧地抵抗惡政，卻也幽然地消聲匿跡。
與此同時，我直覺地聯想到近來關於「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的種種事件，一直提醒著我Deleuze的「蛻化哲學」（becoming），一個無止盡變動的過程，去轄域化自身的可能性，是否有宣稱「唯一的認同就是沒有認同」的正當性，這個想法對抗的除了國家機器，似乎現在也需要對抗任何「二分法」中的情感凝聚。
前陣子讀到一些becoming-transgender跟becoming-queer的論述，覺得很有趣，但也很矛盾，因為trans*或queer本身已有變異和流動的飄浮感，其理論基礎本來就隱含著becoming（相對於being）的意義，如何becoming-becoming呢？至於becoming-Taiwanese又何解？「台灣人」究竟是形塑的過程還是結果，具有固定意義或光譜性的呢？
假如我們把「想像的共同體」視為一層層摺皺，上面佈滿了各種「認同」的點，其中我們挑出「國／族的」、「性／別的」、「政治傾向的」、「學科背景的」，甚至「慣習」（habitus），或許能發現每個人的存在（being）都不會是（也不該是）一條平直而不變動的線索。
任何糾結、困頓、雜異、變動，都是自我尋求加上社會建構的過程，也只會有過程，沒有結果（當然會有吞沒，也有反噬），畢竟權力關係之間，有宰制就有抵抗（類似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互動、解消），直到being結束，becoming才會終止，給予壓迫，假「探求真義」之名行「要求歸屬」之實，洵非必要。
我想這才可能是「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的目的，叛國的、愛國的都是賊，順性的、跨性的都有別，除了標榜自己的政治議程外，或許還能多想一下「國」是什麼，及其與「賊」之間的關係？
猶如性／別學者總是在挑戰的「僵化」，難道真有絕對的超驗正義或先驗本質嗎？若這個問題令你眉頭皺了一下，又怎麼可能相信「認同」或「放到情境中，可再詮釋的發言或展演」有是非對錯呢？甚至，當我們把是項「認同」所牽涉的語言解構來看，沒有人說得準什麼代表什麼，什麼象徵什麼，因為它是政治的、有目的性的、意念繁雜的。
大黑學長指著蕭阿勤的《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和《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略帶反諷語氣地）對我說：「簡單講，若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看，國族認同，只不過從頭到尾就是前人的建構，後人的承繼，一個盤旋在心中的念頭。」話雖如此，但我不是從這個角度在發問。
該書探討了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的重要力量；結論似乎與我之前寫的文章相悖，或許我太渴望解放、太執迷遊牧，又或者我只是在想「台灣人」這個概念，是否已經有固定、確定的詮釋，還是「建構中」，因為我實在不確定，尤其從複雜的憲政或多元的文化的角度來解。
「臺灣意識，都是外來的衝擊所形塑，不斷變動，根本就沒有先驗的概念存在。」大黑再補充。如此一來，至少這部分就跟我當時的假設（as geopolitical, as postcolonial）一樣了，只是我從沒有機會field work，以證成我的想像。曾從婦運／同運／性運的軌跡來間接推導所謂的Taiwaneseness，但仍缺了「主流文化」的補述，這本書真是及時雨。
大黑學長表示，「悲哀的是，所謂臺灣意識，是在邊陲、殖民還有戒嚴及大中國強灌下的反動。我們有悲情的過去。」但我卻想，慶幸的是，我們還有反動、有反思，共構著一種多元的文化性（且非常有可能逐漸脫離漢人本位、帝國之眼），一直持續當中，也會繼續下去，或許最後會生成難以「被總和化」（totalised）的身份。
不過，就算最後每個人的想像和情感無法被一致化，這個過程至少讓我們有機會探尋共識和異質，儘管難以立（符合遊戲規則的）國，卻可能成為舉世唯一的自由和平領域。自承是反「民族—國家主義」者，所以我的期待與很多朋友的努力方向有些落差，但我仍然找得到與每個人的共鳴，憑藉這些經驗，我已經能看見台灣成為更好的地方的潛質。
里昂哥卻以另一個「務實」的低度來凝視這個話題，宣稱「任何區域或國家意識都不重要，也在漸漸式微，經濟與利益才重要」。這樣一來，則又正中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陷阱裡了。追求自由，不應以「經濟自由」為限，否則仍會正當化遊牧性格的鼓舞和展現。
「追求經濟利益」也是要「有相當能力、關係」的人才有機會，所以仍然得在考慮到社會正義的情況下，談消弭旺盛的國族意識才符合倫理，否則又顯得太過於菁英、傲慢。所以我還是會傾向不用「地球村」、「國際化」作為論述的出發點，因為會讓人誤認「同質化式」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必然唯一的選項。
身體「被嵌入」（embodied）在他人的故事裡、背景中，自己也藉此書寫與其他觀賞人的距離和關聯，所有參與者一同創作著這個夜晚，也終將成為最後作品的一部份。好比我與亞洲、我與台灣、我與其他性／別少數群體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問？因為一股Queer Asia的風潮，終於從北美、歐陸颳進英國了。
延續著Amir（我的指導教授，經過這個假期的沉思，我想自己是誤會他了）分享的【Queer Perspectives on Law】研討會，Aeyal Gross教授也有講題，就在我仍在摸索他對postmoder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的立場與方法時。回到亞洲，是否能撇開帝國主義不談？又，與當代的天朝主義有多大牽扯？
所以我好奇著：屆時會仍然是South Asia Studies的天下，還是East Asian studies會旱地拔蔥呢？（畢竟這十年有許多新進東亞學者留在英國打拚）。雖然「亞洲」是個備具爭議、殖氣濃厚的地理劃分，但帝國之眼裡，似乎這樣的版圖是desirable的，對許多「亞洲人」來說，疆域中立化也逐漸成為tolerable的現象。
不過，我更想說的其實是，在相關會議中，往往中亞、中東研究是嚴重缺席的，這點實在可惜，這樣的情況連在亞洲的許多會議，包括去年參加的ILGA-Asia也很嚴重，能獲得的narratives太少，我從未有機會見聞first-hand data。
憑新聞故事、NGO報告所揭露、勾勒出的想像中，那裡的queer beings似乎瀟灑地有如the nomad，但更是從歷史上「被失聲」有如the subjugated，時而現身、時而陌生，輕巧地抵抗惡政，卻也幽然地消聲匿跡。
與此同時，我直覺地聯想到近來關於「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的種種事件，一直提醒著我Deleuze的「蛻化哲學」（becoming），一個無止盡變動的過程，去轄域化自身的可能性，是否有宣稱「唯一的認同就是沒有認同」的正當性，這個想法對抗的除了國家機器，似乎現在也需要對抗任何「二分法」中的情感凝聚。
前陣子讀到一些becoming-transgender跟becoming-queer的論述，覺得很有趣，但也很矛盾，因為trans*或queer本身已有變異和流動的飄浮感，其理論基礎本來就隱含著becoming（相對於being）的意義，如何becoming-becoming呢？至於becoming-Taiwanese又何解？「台灣人」究竟是形塑的過程還是結果，具有固定意義或光譜性的呢？
假如我們把「想像的共同體」視為一層層摺皺，上面佈滿了各種「認同」的點，其中我們挑出「國／族的」、「性／別的」、「政治傾向的」、「學科背景的」，甚至「慣習」（habitus），或許能發現每個人的存在（being）都不會是（也不該是）一條平直而不變動的線索。
任何糾結、困頓、雜異、變動，都是自我尋求加上社會建構的過程，也只會有過程，沒有結果（當然會有吞沒，也有反噬），畢竟權力關係之間，有宰制就有抵抗（類似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互動、解消），直到being結束，becoming才會終止，給予壓迫，假「探求真義」之名行「要求歸屬」之實，洵非必要。
我想這才可能是「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的目的，叛國的、愛國的都是賊，順性的、跨性的都有別，除了標榜自己的政治議程外，或許還能多想一下「國」是什麼，及其與「賊」之間的關係？
猶如性／別學者總是在挑戰的「僵化」，難道真有絕對的超驗正義或先驗本質嗎？若這個問題令你眉頭皺了一下，又怎麼可能相信「認同」或「放到情境中，可再詮釋的發言或展演」有是非對錯呢？甚至，當我們把是項「認同」所牽涉的語言解構來看，沒有人說得準什麼代表什麼，什麼象徵什麼，因為它是政治的、有目的性的、意念繁雜的。
大黑學長指著蕭阿勤的《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和《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略帶反諷語氣地）對我說：「簡單講，若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看，國族認同，只不過從頭到尾就是前人的建構，後人的承繼，一個盤旋在心中的念頭。」話雖如此，但我不是從這個角度在發問。
該書探討了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的重要力量；結論似乎與我之前寫的文章相悖，或許我太渴望解放、太執迷遊牧，又或者我只是在想「台灣人」這個概念，是否已經有固定、確定的詮釋，還是「建構中」，因為我實在不確定，尤其從複雜的憲政或多元的文化的角度來解。
「臺灣意識，都是外來的衝擊所形塑，不斷變動，根本就沒有先驗的概念存在。」大黑再補充。如此一來，至少這部分就跟我當時的假設（as geopolitical, as postcolonial）一樣了，只是我從沒有機會field work，以證成我的想像。曾從婦運／同運／性運的軌跡來間接推導所謂的Taiwaneseness，但仍缺了「主流文化」的補述，這本書真是及時雨。
大黑學長表示，「悲哀的是，所謂臺灣意識，是在邊陲、殖民還有戒嚴及大中國強灌下的反動。我們有悲情的過去。」但我卻想，慶幸的是，我們還有反動、有反思，共構著一種多元的文化性（且非常有可能逐漸脫離漢人本位、帝國之眼），一直持續當中，也會繼續下去，或許最後會生成難以「被總和化」（totalised）的身份。
不過，就算最後每個人的想像和情感無法被一致化，這個過程至少讓我們有機會探尋共識和異質，儘管難以立（符合遊戲規則的）國，卻可能成為舉世唯一的自由和平領域。自承是反「民族—國家主義」者，所以我的期待與很多朋友的努力方向有些落差，但我仍然找得到與每個人的共鳴，憑藉這些經驗，我已經能看見台灣成為更好的地方的潛質。
里昂哥卻以另一個「務實」的低度來凝視這個話題，宣稱「任何區域或國家意識都不重要，也在漸漸式微，經濟與利益才重要」。這樣一來，則又正中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陷阱裡了。追求自由，不應以「經濟自由」為限，否則仍會正當化遊牧性格的鼓舞和展現。
「追求經濟利益」也是要「有相當能力、關係」的人才有機會，所以仍然得在考慮到社會正義的情況下，談消弭旺盛的國族意識才符合倫理，否則又顯得太過於菁英、傲慢。所以我還是會傾向不用「地球村」、「國際化」作為論述的出發點，因為會讓人誤認「同質化式」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必然唯一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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