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的筆記，來自Michel Foucault與Gilles Deleuze的對談（1972年3月4日）。雖然文很長，但內容很有趣，也比他們各自的著作容易懂些。當時針對法國社會的談話，放到當今的台灣社會，似乎仍然點中了一些關於「知識階級的焦慮」、「社會運動發展的旨趣」以及「庶民抗爭的困境」。
幾乎可以全然聯想到：「後太陽時代」的選舉、婦／同／跨／性運糾葛、全民「滅頂行動」、「反廢死」的普羅、「司法陽光網」爭議、陸生納保v.（政治）言論自由、軍宅買手v.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布農族狩獵案v.漢人對「安全」和「保育」的現代想像等等等。
不過，最讓人有感覺的，應該就是「知識分子作為社運背書／批判者」以及「行動分子作為知識生產／掏空者」的各種角色置換、混淆、跳脫。尤其這一、兩年來的密切追蹤下，更是一下子充滿困惑和解答啊！（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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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ze：人們有時將實踐視為理論的應用，像是某種結果；有時，相反地，卻像是實踐先行啟發了理論，像是某種將來理論的創造者。…理論性知識分子再也不是一個主體，或一個有代表地位或具代表性的良心。行動並鬥爭的人們，已經不再受那些，將代表權竊為己有的黨派或工會所代表。
誰在說話，誰去行動？永遠是某種繁多，就算只是一個正在說話或正在行動的人之內，也不簡單。我們是一個又一個的小團體。在連結或網絡的關係裡，再也沒有代表，只有行動：理論的行動，實踐的行動。
Foucault：傳統上，知識分子的政治化從兩方面開始：其在布爾喬亞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裡「知識份子」的位置，與這個位置所生產或強加的意識型態（被剝削、被悲慘化、被排拒、被「詛咒」、被指控為顛覆或不道德等）；以及，視其論述為揭露某種真相、發現某種不曾被想像過的政治關連。當權力以暴力回應時…知識分子對還那些看不清楚的人們，以那些無法發言的人們之名，來說出真相：基於良心與雄辯。
知識分子在近來的壓力之中發現，大眾並不需要他們就可以知道；大眾完整而清晰地得知，甚至比他們更知道，也能有力地發言。…知識分子自己便構成了這個權力體系的一部份，認為他們是「良心」與論述的代理人，這種想法也構成這個體系的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再是把自己放在「有點前進或有點並行」的位置來說出被肅靜的真相；而較接近於去面對他們身在其中，從屬其中並作為其工具的各種權力型態，來進行鬥爭。
Deleuze：一種理論就像是一個工具箱。這不是什麼高深的意指…它必須有用處，它必須能運作。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如果對任何人而言它都沒有用，甚至對那位因此而再也不是理論家的理論家也沒有用，它便毫無價值，或得以發揮的時刻還沒到來。…理論並不會自我總體化，它自我繁殖並繁殖自我。操弄總體性是權力的本性…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改革的概念如此愚蠢而偽善。
要不總是那些自認為代表，並製造出「為他人發言、以他人為名」這種專業的人們，才來研議改革措施，而這正是權力的布置，是某種權力分布，伴隨著已增長的壓迫。要不，便是一項因應要求的改革，受到那些被影響的人們所堅持，它因而不再是種改革，而是一種革命性的行動，在其局部性特質的深處，堅決地質疑權力的總體性及其階序。
Foucault：（比如說）將某人關入監獄，將他留置在監獄，剝奪他的食物、溫暖，禁止外出、做愛，等等，正是在那裡，權力的展現是我們能想像之譫妄的極限。…監獄是權力得以赤裸展現其最誇張的面向，並自我合理化為有道德權力的唯一場所。…這是在監獄裡最引人入勝之處，此時權力不自我隱藏、不自我偽裝、表現為推展至最枝微末節的暴政、卻忝不知恥；而同時它卻無比純粹，完全「合理化」，只因它能在一種規約其實踐的道德之內自我形塑：它粗魯的暴政展現為善對於惡、秩序對於失序等安穩的宰制。
Deleuze：然而，相反亦為真。不只是囚犯被當成嬰孩對待，嬰孩也被當成囚犯。孩子們臣服於不屬於他們的幼兒化過程。這樣說來，學校的確就有點像是監獄，工廠則非常接近監獄。…當人們為了自己而發言或行動…他們不會用另一種代表性來對立於權力擁有的虛假代表性。例如說，我記得您說過，並沒有一種對立於司法的人民司法，那會過渡到另一個層次。
Foucault：在人民對司法、法官、法庭、監獄的恨意之下，不應只看到另一種更好也更正義的司法概念，而首先要看到一個獨特的關照，即權力倚賴人民付出的代價而行。反對司法的鬥爭是一種反對權力的鬥爭，我不相信那只是去對抗不義、對抗司法不公並支持一個司法機關更好的運作。仍然令人驚訝的是，每次有騷亂、造反與暴動時，司法機器總被當成目標。
例如在革命時的那些人民法庭，是與大眾結盟的小布爾喬亞如何收割、捕捉反對司法鬥爭的一種形式。為了要捕捉它，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裁判體系，根據可能公正的正義，並推舉一個可能達成公正判決的法官。這法庭的形式本身，就屬於布爾喬亞的司法意識型態。
Deleuze：當下諸多壓迫形式，從權力的觀點來看，很容易就能一概而論：對抗移民的種族壓迫、工廠裡的壓迫、教育體系裡的壓迫，和普遍對抗年輕人的壓迫。…所有專業範疇都會受鼓勵去執行越來越精確的警察功能：教授、心理師、所有教育者，等等…所有監禁結構的強化。然而，面對這個權力的全面性政策，我們形成區域性的回擊、防火牆、投入實戰或預防性的防禦措施。…無論如何，我們的真實完全不能進入傳統意義上的權力競爭與分配。
Foucault：我們在尋找適當鬥爭形式時的尷尬，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仍不知道何為權力才導致的嗎？國家理論，對國家機器的傳統分析，顯然並無法窮盡實踐的場域與權力的功能。今天這是個重要的未知數：誰實踐權力？在何處實踐？當前，我們大約知道是誰剝削、在何處獲利、是誰經手，又會重新被投注在什麼地方，然而關於權力...我們明知道並不是治理者們掌握著權力，但「統治階級」的概念既不清晰也無深化。…凡有權力之處，權力必然展現。嚴格來說沒人能持有它；而，它總是朝著特定方向進行，兩側站著不同的人；我們無法正確地說誰擁有它；但我們知道誰沒有。
每次鬥爭都是在權力的某個據點周圍發展（有無數這類小據點，例如一個小主管、社會住宅門房、監獄主任、法官、工會負責人、報紙總編）。如果說去指出、去揭露，或公開地談論這些據點等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鬥爭，那不是因為一切都無人知曉，而是因為就此主題發言、逼迫體制性的訊息網絡、點名、說出誰做了甚麼、指明目標等，這些是最初的權力翻轉，是對權力進行其他鬥爭的第一步。
鬥爭的論述所對抗的並非無所知曉：它對抗的是秘密。這聽起來比較沒意思了，但如果我說它有更多意義呢？有著一整批與「掩蓋」、「壓抑」、「默契」相等的事物，可以輕易地「精神分析」出應予鬥爭的對象。秘密或許比全然無知要更難以解決。
Deleuze：我們很清楚是誰剝削、是誰獲利、誰治理，但權力是更為分散的東西，我對此有個假說：就算是，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也使用利益的語彙來決定問題（權力被一個受其利益決定的宰制階級所襲奪）。而我們會因此碰上一個問題：那些沒有太多利益的人們為什麼讓自己直接與權力結合，並從其中乞求一點碎屑？
或許，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既依照經濟規則又有點無意識地，利益並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有慾望的投資，可以解釋說我們為何能去慾望；這並非與利益相悖，因為利益永遠伴隨出現在欲望將其置放的所在；而是以一種比利益更深刻更分散的方式去慾望。…這是投注在社會實體上的慾望的本質，能解釋為什麼那些具有以階級利益為名，樂於或必得有革命投注的政黨或工會，可能會有些改革的，或在欲望層面上徹底反動的投資。
Foucault：在法西斯時空下的群眾，慾望著某些人，特別是那些不與他們混同的人，能去實踐權力，因為權力在他們身上且依賴他們的付出而運作，直到他們的死亡、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屠殺，而他們慾望這個權力，他們慾望這個權力的實行。…連知道什麼是剝削都花了很長的時間。而慾望，它曾是也仍是個長期的問題。現下發生的鬥爭，以及這些區域性、地方性的理論，可能會截斷正在這些鬥爭之中深化的理論，並與鬥爭確實地結合，這應該會是發現權力運作方法的開端。
Deleuze：當下的革命性運動基於繁多的據點，而這並不是種弱點或不足，因為一種總體化應該歸屬於權力及它的回應。…但要怎麼構想那些網絡，那些不連續的活動據點之間、國與國或國家以內的橫向聯繫？
Foucault：當我們對剝削進行鬥爭時，普羅階級不僅帶起了鬥爭，也定義了鬥爭的目標、方法、所在與工具；與普羅階級結盟，意味著加入其立場、其意識型態，是重拾他們戰鬥的動機。那是將自我消解。但若是為了對抗權力而鬥爭，那麼所有苦於權力濫施的人們，所有認為這無法忍受的人們，都會從自身的行動（或被動）開始，從所在之處發起鬥爭。
自然是要以普羅階級作為盟友，因為，如果權力施展如其所是，那便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剝削。他們真切地在壓迫對他們施展的所在，為了普羅階級革命的使命而服務。…這樣的鬥爭形成當下革命性運動的一部分，只要這些鬥爭保持基進，不妥協也不採改革主義，不傾向以更換「人頭」的方式建造同樣的權力。
Deleuze：當我們不去面對這分散的整體，便無法成就某種應用，自此我們被引導，從最小的「權利主張」開始進行。一切革命的區域性防禦或攻擊，都會以這個面向加入工人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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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全文：http://blog.roodo.com/ancorena/archives/25335058.html
原文全文：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110.html
PS: 好啦！其實是因為本人是Foucault跟Deleuze的迷弟，所以不分享對不住自己，希望有天找到他們跟Derrida的對談，我大概又會高潮一次。先預定下次要來瞭解一下Jacques Derrida的 “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Writing and Difference》，1978，pp. 36-76），聽說大批了Michel Foucault的《History of Madness》（尤其2006年的Routledge英文版，裡面有Foucault的反擊），太帥了，兩個大叔針鋒相對，好性感。（噗）
幾乎可以全然聯想到：「後太陽時代」的選舉、婦／同／跨／性運糾葛、全民「滅頂行動」、「反廢死」的普羅、「司法陽光網」爭議、陸生納保v.（政治）言論自由、軍宅買手v.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布農族狩獵案v.漢人對「安全」和「保育」的現代想像等等等。
不過，最讓人有感覺的，應該就是「知識分子作為社運背書／批判者」以及「行動分子作為知識生產／掏空者」的各種角色置換、混淆、跳脫。尤其這一、兩年來的密切追蹤下，更是一下子充滿困惑和解答啊！（菸）
...。‧...。‧...。‧...。‧...。‧...。‧...
Deleuze：人們有時將實踐視為理論的應用，像是某種結果；有時，相反地，卻像是實踐先行啟發了理論，像是某種將來理論的創造者。…理論性知識分子再也不是一個主體，或一個有代表地位或具代表性的良心。行動並鬥爭的人們，已經不再受那些，將代表權竊為己有的黨派或工會所代表。
誰在說話，誰去行動？永遠是某種繁多，就算只是一個正在說話或正在行動的人之內，也不簡單。我們是一個又一個的小團體。在連結或網絡的關係裡，再也沒有代表，只有行動：理論的行動，實踐的行動。
Foucault：傳統上，知識分子的政治化從兩方面開始：其在布爾喬亞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裡「知識份子」的位置，與這個位置所生產或強加的意識型態（被剝削、被悲慘化、被排拒、被「詛咒」、被指控為顛覆或不道德等）；以及，視其論述為揭露某種真相、發現某種不曾被想像過的政治關連。當權力以暴力回應時…知識分子對還那些看不清楚的人們，以那些無法發言的人們之名，來說出真相：基於良心與雄辯。
知識分子在近來的壓力之中發現，大眾並不需要他們就可以知道；大眾完整而清晰地得知，甚至比他們更知道，也能有力地發言。…知識分子自己便構成了這個權力體系的一部份，認為他們是「良心」與論述的代理人，這種想法也構成這個體系的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再是把自己放在「有點前進或有點並行」的位置來說出被肅靜的真相；而較接近於去面對他們身在其中，從屬其中並作為其工具的各種權力型態，來進行鬥爭。
Deleuze：一種理論就像是一個工具箱。這不是什麼高深的意指…它必須有用處，它必須能運作。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如果對任何人而言它都沒有用，甚至對那位因此而再也不是理論家的理論家也沒有用，它便毫無價值，或得以發揮的時刻還沒到來。…理論並不會自我總體化，它自我繁殖並繁殖自我。操弄總體性是權力的本性…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改革的概念如此愚蠢而偽善。
要不總是那些自認為代表，並製造出「為他人發言、以他人為名」這種專業的人們，才來研議改革措施，而這正是權力的布置，是某種權力分布，伴隨著已增長的壓迫。要不，便是一項因應要求的改革，受到那些被影響的人們所堅持，它因而不再是種改革，而是一種革命性的行動，在其局部性特質的深處，堅決地質疑權力的總體性及其階序。
Foucault：（比如說）將某人關入監獄，將他留置在監獄，剝奪他的食物、溫暖，禁止外出、做愛，等等，正是在那裡，權力的展現是我們能想像之譫妄的極限。…監獄是權力得以赤裸展現其最誇張的面向，並自我合理化為有道德權力的唯一場所。…這是在監獄裡最引人入勝之處，此時權力不自我隱藏、不自我偽裝、表現為推展至最枝微末節的暴政、卻忝不知恥；而同時它卻無比純粹，完全「合理化」，只因它能在一種規約其實踐的道德之內自我形塑：它粗魯的暴政展現為善對於惡、秩序對於失序等安穩的宰制。
Deleuze：然而，相反亦為真。不只是囚犯被當成嬰孩對待，嬰孩也被當成囚犯。孩子們臣服於不屬於他們的幼兒化過程。這樣說來，學校的確就有點像是監獄，工廠則非常接近監獄。…當人們為了自己而發言或行動…他們不會用另一種代表性來對立於權力擁有的虛假代表性。例如說，我記得您說過，並沒有一種對立於司法的人民司法，那會過渡到另一個層次。
Foucault：在人民對司法、法官、法庭、監獄的恨意之下，不應只看到另一種更好也更正義的司法概念，而首先要看到一個獨特的關照，即權力倚賴人民付出的代價而行。反對司法的鬥爭是一種反對權力的鬥爭，我不相信那只是去對抗不義、對抗司法不公並支持一個司法機關更好的運作。仍然令人驚訝的是，每次有騷亂、造反與暴動時，司法機器總被當成目標。
例如在革命時的那些人民法庭，是與大眾結盟的小布爾喬亞如何收割、捕捉反對司法鬥爭的一種形式。為了要捕捉它，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裁判體系，根據可能公正的正義，並推舉一個可能達成公正判決的法官。這法庭的形式本身，就屬於布爾喬亞的司法意識型態。
Deleuze：當下諸多壓迫形式，從權力的觀點來看，很容易就能一概而論：對抗移民的種族壓迫、工廠裡的壓迫、教育體系裡的壓迫，和普遍對抗年輕人的壓迫。…所有專業範疇都會受鼓勵去執行越來越精確的警察功能：教授、心理師、所有教育者，等等…所有監禁結構的強化。然而，面對這個權力的全面性政策，我們形成區域性的回擊、防火牆、投入實戰或預防性的防禦措施。…無論如何，我們的真實完全不能進入傳統意義上的權力競爭與分配。
Foucault：我們在尋找適當鬥爭形式時的尷尬，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仍不知道何為權力才導致的嗎？國家理論，對國家機器的傳統分析，顯然並無法窮盡實踐的場域與權力的功能。今天這是個重要的未知數：誰實踐權力？在何處實踐？當前，我們大約知道是誰剝削、在何處獲利、是誰經手，又會重新被投注在什麼地方，然而關於權力...我們明知道並不是治理者們掌握著權力，但「統治階級」的概念既不清晰也無深化。…凡有權力之處，權力必然展現。嚴格來說沒人能持有它；而，它總是朝著特定方向進行，兩側站著不同的人；我們無法正確地說誰擁有它；但我們知道誰沒有。
每次鬥爭都是在權力的某個據點周圍發展（有無數這類小據點，例如一個小主管、社會住宅門房、監獄主任、法官、工會負責人、報紙總編）。如果說去指出、去揭露，或公開地談論這些據點等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鬥爭，那不是因為一切都無人知曉，而是因為就此主題發言、逼迫體制性的訊息網絡、點名、說出誰做了甚麼、指明目標等，這些是最初的權力翻轉，是對權力進行其他鬥爭的第一步。
鬥爭的論述所對抗的並非無所知曉：它對抗的是秘密。這聽起來比較沒意思了，但如果我說它有更多意義呢？有著一整批與「掩蓋」、「壓抑」、「默契」相等的事物，可以輕易地「精神分析」出應予鬥爭的對象。秘密或許比全然無知要更難以解決。
Deleuze：我們很清楚是誰剝削、是誰獲利、誰治理，但權力是更為分散的東西，我對此有個假說：就算是，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也使用利益的語彙來決定問題（權力被一個受其利益決定的宰制階級所襲奪）。而我們會因此碰上一個問題：那些沒有太多利益的人們為什麼讓自己直接與權力結合，並從其中乞求一點碎屑？
或許，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既依照經濟規則又有點無意識地，利益並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有慾望的投資，可以解釋說我們為何能去慾望；這並非與利益相悖，因為利益永遠伴隨出現在欲望將其置放的所在；而是以一種比利益更深刻更分散的方式去慾望。…這是投注在社會實體上的慾望的本質，能解釋為什麼那些具有以階級利益為名，樂於或必得有革命投注的政黨或工會，可能會有些改革的，或在欲望層面上徹底反動的投資。
Foucault：在法西斯時空下的群眾，慾望著某些人，特別是那些不與他們混同的人，能去實踐權力，因為權力在他們身上且依賴他們的付出而運作，直到他們的死亡、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屠殺，而他們慾望這個權力，他們慾望這個權力的實行。…連知道什麼是剝削都花了很長的時間。而慾望，它曾是也仍是個長期的問題。現下發生的鬥爭，以及這些區域性、地方性的理論，可能會截斷正在這些鬥爭之中深化的理論，並與鬥爭確實地結合，這應該會是發現權力運作方法的開端。
Deleuze：當下的革命性運動基於繁多的據點，而這並不是種弱點或不足，因為一種總體化應該歸屬於權力及它的回應。…但要怎麼構想那些網絡，那些不連續的活動據點之間、國與國或國家以內的橫向聯繫？
Foucault：當我們對剝削進行鬥爭時，普羅階級不僅帶起了鬥爭，也定義了鬥爭的目標、方法、所在與工具；與普羅階級結盟，意味著加入其立場、其意識型態，是重拾他們戰鬥的動機。那是將自我消解。但若是為了對抗權力而鬥爭，那麼所有苦於權力濫施的人們，所有認為這無法忍受的人們，都會從自身的行動（或被動）開始，從所在之處發起鬥爭。
自然是要以普羅階級作為盟友，因為，如果權力施展如其所是，那便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剝削。他們真切地在壓迫對他們施展的所在，為了普羅階級革命的使命而服務。…這樣的鬥爭形成當下革命性運動的一部分，只要這些鬥爭保持基進，不妥協也不採改革主義，不傾向以更換「人頭」的方式建造同樣的權力。
Deleuze：當我們不去面對這分散的整體，便無法成就某種應用，自此我們被引導，從最小的「權利主張」開始進行。一切革命的區域性防禦或攻擊，都會以這個面向加入工人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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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全文：http://blog.roodo.com/ancorena/archives/25335058.html
原文全文：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110.html
PS: 好啦！其實是因為本人是Foucault跟Deleuze的迷弟，所以不分享對不住自己，希望有天找到他們跟Derrida的對談，我大概又會高潮一次。先預定下次要來瞭解一下Jacques Derrida的 “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Writing and Difference》，1978，pp. 36-76），聽說大批了Michel Foucault的《History of Madness》（尤其2006年的Routledge英文版，裡面有Foucault的反擊），太帥了，兩個大叔針鋒相對，好性感。（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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