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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再一次獲得「思想」上的「高潮」,literally;特發此文,以茲紀念
這一次主要是幾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至於圖像

摒除了最愛的Michel Foucault
意淫著熊樣豪邁的Karl Marx和銀髮瀟灑的Jacques Derrida,是另一大收穫
而我最近也發現太多帥氣的大師了
尤其是不得不令人眼睛一亮的Carl Schmitt、Ludwig Wittgenstein和Ken Wilber
Anyway,我又高潮了一次,by reading passages of socialism(恥感大作啊!)

II)話說,我自己是覺得某些娛樂性藥物
根據坊間口耳相傳的用法和劑量,坦白說很不容易上癮
(所以聽前輩的話是很重要的,尤其課本又不教的時候,就很麻煩)

就像是一種飲酒、下午茶文化一樣,不就圖個輕鬆舒緩
講講老闆的壞話、身體扭一扭、看對眼就做個愛
其實也不會比大量攝取乙醇跟高脂來得可怕到哪裡去

不過,當然各種成癮還是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成份特強的那幾款
使用時的方法跟氛圍、夥伴的角色、自己生活的現實面,都會產生微妙的影響
就像有人無法不在飯局上滑手機、無法不自拍、無法停止抽菸
無法超過數天不健身、無法不看漫畫、無法拒絕甜食一樣、無法不血拼
多半都是始於一個「攏絡」或「好奇」

但真要維持下去,卻可能需要憑藉極其誘人的動機
(有時候也包括跨越禁忌紅線的刺激感)
而有些成癮者的動力卻來自再純粹不過的「填」「補」感:
「害怕孤獨」或「逃離現實」

所以,或許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一下
究竟是什麼造成他們(有成癮現象者)孤獨?為什麼他們的孤獨讓人害怕?
他們面對著怎樣的現實?為什麼他們最後選擇逃離?

還是認為控管品質、打擊黑市是更重要的事
吞(拉)到摻了不知道什麼鬼東西的藥丸
對身體造成不可知的影響,遠比純的還可怕(假酒原理)
而且,價格失衡其實也對用藥者很不公平

Johann Hari在TED Talk裡關於《你對上癮的所有認知都是錯的》的節錄談話:

「一走就四萬八千公里以上,面訪無數個不同的人,從來自Brooklyn的布朗斯維爾區(Bushwick)販毒的跨性別者,至餵食貓鼬吃幻覺劑的科學家:研究牠們是否喜歡,結果貓鼬真的喜歡,但只限於某種情況下;一直走訪到唯一把毒品合法化的國家(從大麻到古柯鹼)都合法的國家—葡萄牙。」

「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毒之戰』(War on Drugs)裡,在Arizona,我跟一群婦女出去 她們受迫穿上『我是吸毒犯』的衣服,用鍊子栓成串的囚犯挖墳墓,人們看到都嘲笑她們,當那些婦女出獄後,她們便留下了犯罪紀錄,代表她們永遠無法在合法的經濟體制中工作,顯然這個鍊子栓成串的囚犯的例子太過極端了。」

「然而,事實上,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情形,我們對待染毒者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們懲罰他們,教讓他們羞愧,也留下犯罪紀錄(criminalisation: punishment  shaming  criminal record)。 」

「我們阻止他們擁有『再次(與社會/人際)連結』的機會。加拿大有位非常傑出的Gabor Maté醫生,他告訴我,若你想設計一個使上癮問題更糟的系統,這就是現在那個系統。」

「現在有一個地方決定去執行相反的模式,而我觀察了它們的運作方法:西元2000年的時候,葡萄牙是歐洲毒品最氾濫的國家,真的無法想像:1%的人口都有吸食海洛因(heroin), 而葡萄牙每年都大量效法美國的方式『懲罰並羞辱他們』,年復一年,問題每下愈況。」

「某日,葡萄牙總理和反對派的主席開會,基本上是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沒看過一個國家吸海洛因的人這麼多』,我們找科學家和醫生成立小組,組長是優秀的João Goulão醫生,去找出問題根絕的方法,探究這個新的事實。」

「研究完後他們說『毒品除罪化—從大麻到古柯鹼(decriminalise all drugs from cannabis to crack)』,但最關鍵的步驟:『使用那些我們曾經拿來對抗他們的錢(cutting addicts off)、曾經使他們脫離社會的錢(disconnecting them),用於幫助他們重新融入這個社會(reconnecting them with society)』。」

「此種毒品療法和我們想像的差異很大,尤其在美國和英國,他們的確也有戒毒中心(residential rehab)、也做心理治療(psychological therapy),多少都有些價值,然而跟我們的作法完全不同在於,葡萄牙提供染毒者大量不同的職缺、提供微型貸款給他們創業,『 你如果曾經是一位技工,當你準備好了,政府會去車廠幫你說話,你若雇用他工作一年,我們將會支付一半的薪資。』」

「目的是讓每位葡萄牙的染毒者,每天早上能夠有一個起床的動力,而當我去拜訪葡萄牙的染毒者時,他們表示『重新找到生活的目的時,他們也重新找回了生活連結,並與廣大的社會有了關係』。」

「實驗至今已經實施了十五年了,得到的結果是:根據英國犯罪學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葡萄牙的注射性毒物使用量(injecting drug use)下降,下降了50%,吸毒過量的數據明顯下降,染毒者感染愛滋的機率也大幅下降,每份報告皆表示了大幅下降的毒品用量,這個方法成功的其中一項結果就是:『沒有任何一位葡萄牙人想回舊制(毒品入罪化)』。」

「我從環境作家Bill McKibben的研究中發現(我認為跟這件事有很大的關係),他觀察了:一般美國人所認定親密的朋友,是在危機出現時可以依靠的人,但自從1950年代開始,這個數字不停地往下掉,每個人家裡的建坪大小穩定且持續地變大,我覺得這個譬喻是『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做了一個選擇,就是用建坪換走朋友、用物質取得連結』,這樣的結果造成我們成為了史上最孤立的社會體系。」

「那位研究老鼠樂園(Rat Park)的Bruce Alexander教授提到,我們常常在討論個人戒癮的治療(individual recovery),討論是對的,但我們更需要的是社會性的治療(social recovery):誰發生不好的事,這不只是他的問題,而是整個群體—我們所創造出的社會體系—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個社會就像是一個獨立的牢籠(isolated cage ),完全不像個(老鼠)樂園。」

「若你們曾經看過Intervetion(實境秀),它的內容很簡單,找個癮君子,找到他生命中的所有人,把他們聚在一起告訴癮君子:『如果你不能戒毒,我們只好跟你切斷關係。』他們把上癮者所有的關係人找出來,要脅切斷關係;而我開始思考為什麼這種方式無效,這幾乎就像是『毒品戰爭』的思維,灌輸到我們的私生活中。」

「要如何應用葡萄牙人的方式呢?與其說這件事很簡單,不如說,我想加深我和染上毒癮的朋友們彼此的關係,對他們說:『我愛你,無論你現在的狀況如何,如果你需要我,我會陪在你身邊,我不想讓你孤單一個人或獨自感受寂寞。』」

「這些訊息的核心就是:你一點都不孤單。我們傳達給上癮者的訊息,必須是包含每一個層級的—包括,社會、政治和個人層面。過了一個世紀,我們還在對毒癮者唱戰歌,我想應該要對他們唱的是情歌;因為成癮(addiction)的反面不是戒斷(清醒)(sobriety),而是連結(connection)。」

主張吸毒喪志,害得家破人亡的反方,可以思考一下家破人亡的起點(緣由)
及其與用藥入罪化、用藥者汙名化之間的連結
還有,何謂喪志?玩物者。為何玩物?為何執迷不悔?
為何而悔?為自己的行為,還是身上的標籤?

我覺得他主要想傳達的意思可能是:
社福—再社會化—管制,似乎很難真的從龐大的政府功能中完美切割
比如衛福部似已涵括全部,與其撥錢到其他部門,何不全做再社會化等舉措
(以及他話中有影射到的公賣制度)

再進一步去看涉及法務部、內政部和司法院的職責部分
應該評價的就剩「使用毒品」這個行為本身(如你提到的)
是否具有侵害社會法益的的可課責性?
若會?又到底是什麼社會法益如此重大
重大到足以依行為犯(或甚至危險犯)的方式約束之?

就一個對他人並不會產生傷害的自傷行為(若有)入罪化,似不合乎刑事政策
如反社會人格,本身並沒有錯,儘管它可能目前還被視為一種精神疾患
會被譴責且應受懲罰的可能是該性格所招致特定的傷人結果
不然怎麼開車跟飲酒一直被原諒?
前者可能還能以更大的公益(交通便捷,不論大眾交通工具再多發達)正當化
但後者又如何解釋呢?似乎只能走向文化特質來合理化
但若是如此,又為何不能視「用藥」為次文化呢?
它真的比飲酒危險或傷身嗎?這方面的證據仍是可疑的

III)王顥中在臉書上再發「雙性戀」文
提到了群體、文化、想像、認同之間的關係,但下列這些話最有觸動:
「酷兒是主體化多於一的過程,是凸顯共同體內外界線矛盾與撩撥不適的超額建構。」
「酷兒不要成為一個可被再現的身分,酷兒拒絕自己的意見與權利預先被身分給客觀決定。」
「酷兒反對當代以『增補身分』的方式來取代傳統『排除』的治理邏輯。」
「酷兒不是色情網站的分類單元或搜索標籤,酷兒反對共識。」

IV)一個美國大兵在菲律賓的故事:趁休假尋求性服務,被口交後
因觸摸到不符期待的性器官,而深感遭到性詐欺及性侵害
出於羞憤「失手」(辯方律師表示)殺死了性工作者。
「早知是個『他』,我就不會要了」他說。但他真的不是『他』啊,airhead!
(還企圖主張正當防衛勒!哇操!)

V)關於禁菸政策的續航力,新新聞直批,我也大動肝火:那就這樣繼續下去吧!
反正一個社會就是得持續創造女巫,統治的馭(藝)術才能一直維持其正當性
眼看現下這個夾在新道德主義跟「想像中的」解放論述之間而持續爆走的台灣社會
不主攻比較容易取得「社會共鳴」吸毒、抽菸、者
難道攻擊「可能會被打爆」的身心障礙者、性傳染病患等其他解放陣線的主力?
(唔?好像也沒真的鞭比較小力,只是話術技能與對話模型,可能業已獲得提升)

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其他慢性病患,歐美已經開打「三高戰」(糖、鹽、油)了
台灣的政府是否也該趕快進化?
話說,真希望有一天酒精也能成為戰俘之一
實在很好奇會獲得怎樣(以女明星為首)激烈的社會反饋
讓我們從酒駕肇事反省起(這樣才能快速地提升高舉新自由大旗的公衛戰力)

VI)那天讀到經濟學人刊出的《亞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文字很感人,字字都是小人物劫後餘生的回憶和血淚
日本戰敗已七十載,對於戰爭的記憶,仍然割裂著整個東亞,只有日本人感受不到
不平靜的過去中,最可怕的還是戰爭
任何名義的侵略與武力,拆解的不只是象徵性的和平狀態
更是無情地剝蝕一個個真實的生命、尊嚴

VII)繼土地拓墾、殖民時序、一統脈絡、漢族本位、華夏文化、多元繼承
情感認同、原民作為先祖、戰爭作為界限等文章紛紛論爭後
一個更新穎的故事大綱出現了:海島(盜)史觀
(參Derrick Hsu《豬頭翔講國家的故事》(24/8/2015))

不過我早說了,什麼民族啊、國家啊、主權啊,根本都是近代話術
又或者洋派的治理之術,太迷信從這些角度來尋找所謂具有歷史意義的根源
難免有產生按圖索嘸驥的惆悵感

這樣很好,雖然吵吵鬧鬧的不一定真會解決了什麼
但這個過程中,我相信每個人都開始重新探究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上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來過哪些人、說過怎樣的話、(被)打過什麼仗
最後縱使仍然各自表述、各自認同,似乎也沒什麼不好
這不就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精神嗎?

或許台灣能作為「地球村」理想的起點(或「東亞文化」的交匯處)
若是台灣人如此自詡,可能就能看淡很多企圖強加於彼此的論述之間的矛盾
換言之,說不定是另一種從現代邁向後現代的表徵
(唔?我又太樂觀了嗎?)

VIII)Brené Brown在TED Talk《脆弱的力量》裡談到了:
承認脆弱、面對羞恥、接受恐懼,才能產生同情、歸屬、愛的能力
進而形成:勇氣(courage);她指的是「全心全意地坦誠。」
聽起來或許陳腔濫調,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又能做到多少「勇於...」呢?

因此,在最近疲(無奈)於向校外找房子的過程中,我才發現
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多工(multitasking)的能力及天份了
因為生活與工作儼然是分開的兩件事情,所以難以同時專注
當生活不穩定且外在壓力逼進時,稱為「工作」的學習只好先停擺

某個當下,我才突然感覺到一件習以為常卻極為不公道的一件事
那就是,埋怨或批評每天生活都必須戰戰兢兢的人們總是不積極學習
在某些情況中,他們就是無能為力,根本不是意願的問題
不一定是因為沒錢學習,但就是無法學習,專注只能用在一件「大事」上

就連搬家的事情如此微不足道,都足以讓我受盡干擾了
那些連溫飽都有困難的人們,他們想要的、喜歡的
可能從來都不是他們眼前能優先追求的事情(priortised)

所以我這陣子的感想,剛好符合了這場演講裡的某個想法:
「只有感受到『相對』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時,才可能獲取(部分)快樂」
當時寫下這句話時,我當然知道沒有人是絕對自由的,所以只能相對得到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每當有人唱起Life’s a Struggle,其他人總會唱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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