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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三一八看見統／獨，卻從同運看見左／右，於是一切變得混沌彷徨；直到反課綱，我才正視了這個各為光譜的網格呈現，從最保守到最反動（似乎能如此理解）：從右統（ROC憲法主義）、右獨（新自由主義式民族自決），到左統（PRC憲法主義）、左獨（馬克思主義式民族自決）。
右派是個人主義、市場導向的，經濟資本、政治實力決定一切，所以是現實的、當今的、理性的，卻也是相對保守而不討喜；左派是集體意識、抗爭路線的，社會正義、審議民主決定一切，所以是理想的、未來的、批判的，但也常過於激進而不討巧。但在四向網格中，去統治的「安那其」是沒有角色的，去國族的「世界主義」是沒有能見度的，所以選擇題裡，似乎沒有「以上皆非」的選項。
關於「亞細亞的酷（孤）兒，嚴防新自由同化」的口號不斷被提出時，在平等之前，須先想想我們要的是同化於主流創建的結構中，因此「判定」「包容」的優先順序（最大群的先納入），還是真實地承認文化的多元性、主體的流動性？這為何重要？因為這將影響整個運動的策略以及「攏絡（以為破除傳統就是超越現代）民眾」的說帖。
法律學者尤其尷尬，因而會有「這是理想，但不是現實」的感慨。「而且也有問題：同化是同化於何種價值還是社會結構？同化的方式一定是有先後順序或因此涉及群體對象？馴化、同化與異化真的沒有歷史上的必然性與階段性？其他議題的類比在LGBTI上有什麼不同？」當然，最大的難題，卻也最重要的還是：「怎麼做？獨立建國？回到原子化的社會？」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酷兒批判」常常停留在「文化研究」之中。作為學問，它提供了一個想像空間；作為政治，它涵養了一批反政府主義者（或文化相對論者，或理性懷疑論者，或法律浪漫主義者）。作為運動，它又只好退居幕後了，終究悖離了人性（如果我們相信人性真有天生，而非全然建構而成），就像失敗告終的共產制度、消聲匿跡的全球公民一樣。
「性／別運動」似乎還是應該回到生活中、社區中去實踐與討論。現今很多運動的論述都在都會中、學院中、社運中，但常民生活（尤其常民知識、觀感和文化實踐）裡卻不見顯著改善或議題的能見度，因此知識與實踐彷彿常處於斷裂的狀態。這幾年，感覺距離又拉更大了，早年還更有從草根出發的感覺（可能草長長了，紛紛有可收割的錯覺了）。
讓人比較困惑的是，如果真想「探究」民心之所向，為何不「量化」呢？當然從源源不絕的文本產出也能窺見一二，但終究是菁英的論述工具，代表性也當然不足，這背後定有不能言說、無法面對的真相，就像我們看待「氣候變遷會導致世界末日」一樣inconvenient。不過，即使拒絕常民（多半都會被直接判定公民素養不足，儘管公民素養也是知識階層定義的），菁英之間似乎也無法對話。
一種文人相輕之風再度揚起，這樣還算是追求民族自決嗎？（從獨的角度而言，統者本是受限於「先國家再民族」、「先法治再民主」等受限的想像力，而只看得見憲政體制下的社會，而非憲法文本亦為一種社會集體創作的後驗事實。以憲法「自始正當」為前提的情況，就是無法溝通，舉凡涉及「撕毁」、「割裂」、「斬斷」等偏激論述，卻反而突顯了法治人的驕傲、社運者的矛盾。
如何重新定義酷兒？當其目標是為「一切性／別化、種／族化、文／史化、階級化」，進而去性／別、去種／族、去文／史、去階級，酷兒不再只是「新公民的認同或接納」，而是去公民的，讓所有的主體「各自為主」，結果還是殊途同歸地回到了安那其；爾後，當「各自為主」的主體相互緊密連結，甚至再產出新的社會特質時，早已不在乎任何會導致區隔之本質，訴諸後現代世界的遺忘能力。
不論量化、質性的研究，斷章取義、片面詮釋的結論都是有失偏頗的，所以每當看到有人提出「證據」二字，除了推論的邏輯外，都也應該要特別注意證據何來，及其在脈絡裡的有效性與解釋力。若從這個標準來看，當今台灣社會裡的各種言說，還是多半淪於各自言說著，憑恃著本就沒有要讓凡夫俗子懂的「形而上學」加「邏輯分析」（貌似對立）的能力，解構脈絡、超越經驗、忽視實踐。
詮釋故事變得比創造故事還重要，每個人都顯得「清新脫俗」，沒有人有私心，沒有人能做自己，每個人都受制於大時代而非得說上話，於是互批是為了真理、互捧是為了戰力，「戲說社會」的結果，到最後竟真像是一場RPG遊戲了：選角、結盟、問候、集結、打怪、死掉、重來、打怪、打怪、打大魔王、任何形式之GG...（反正死掉還能重來、裝備可以再買，而遊戲也會一直更新下去）。
以上，是我這兩天剛好讀到最近人氣頗高的兩篇文章的小心得（又不務正業了）：（一）Sherman Tan的“Gay Asia should resist liberal assimilation”（28/08/2015）和（二）丘琦欣的《左統到底在害怕什麼？》（08/31/2015）。一直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不切實際的安那其共產和平主義者，真的好嗎？
右派是個人主義、市場導向的，經濟資本、政治實力決定一切，所以是現實的、當今的、理性的，卻也是相對保守而不討喜；左派是集體意識、抗爭路線的，社會正義、審議民主決定一切，所以是理想的、未來的、批判的，但也常過於激進而不討巧。但在四向網格中，去統治的「安那其」是沒有角色的，去國族的「世界主義」是沒有能見度的，所以選擇題裡，似乎沒有「以上皆非」的選項。
關於「亞細亞的酷（孤）兒，嚴防新自由同化」的口號不斷被提出時，在平等之前，須先想想我們要的是同化於主流創建的結構中，因此「判定」「包容」的優先順序（最大群的先納入），還是真實地承認文化的多元性、主體的流動性？這為何重要？因為這將影響整個運動的策略以及「攏絡（以為破除傳統就是超越現代）民眾」的說帖。
法律學者尤其尷尬，因而會有「這是理想，但不是現實」的感慨。「而且也有問題：同化是同化於何種價值還是社會結構？同化的方式一定是有先後順序或因此涉及群體對象？馴化、同化與異化真的沒有歷史上的必然性與階段性？其他議題的類比在LGBTI上有什麼不同？」當然，最大的難題，卻也最重要的還是：「怎麼做？獨立建國？回到原子化的社會？」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酷兒批判」常常停留在「文化研究」之中。作為學問，它提供了一個想像空間；作為政治，它涵養了一批反政府主義者（或文化相對論者，或理性懷疑論者，或法律浪漫主義者）。作為運動，它又只好退居幕後了，終究悖離了人性（如果我們相信人性真有天生，而非全然建構而成），就像失敗告終的共產制度、消聲匿跡的全球公民一樣。
「性／別運動」似乎還是應該回到生活中、社區中去實踐與討論。現今很多運動的論述都在都會中、學院中、社運中，但常民生活（尤其常民知識、觀感和文化實踐）裡卻不見顯著改善或議題的能見度，因此知識與實踐彷彿常處於斷裂的狀態。這幾年，感覺距離又拉更大了，早年還更有從草根出發的感覺（可能草長長了，紛紛有可收割的錯覺了）。
讓人比較困惑的是，如果真想「探究」民心之所向，為何不「量化」呢？當然從源源不絕的文本產出也能窺見一二，但終究是菁英的論述工具，代表性也當然不足，這背後定有不能言說、無法面對的真相，就像我們看待「氣候變遷會導致世界末日」一樣inconvenient。不過，即使拒絕常民（多半都會被直接判定公民素養不足，儘管公民素養也是知識階層定義的），菁英之間似乎也無法對話。
一種文人相輕之風再度揚起，這樣還算是追求民族自決嗎？（從獨的角度而言，統者本是受限於「先國家再民族」、「先法治再民主」等受限的想像力，而只看得見憲政體制下的社會，而非憲法文本亦為一種社會集體創作的後驗事實。以憲法「自始正當」為前提的情況，就是無法溝通，舉凡涉及「撕毁」、「割裂」、「斬斷」等偏激論述，卻反而突顯了法治人的驕傲、社運者的矛盾。
如何重新定義酷兒？當其目標是為「一切性／別化、種／族化、文／史化、階級化」，進而去性／別、去種／族、去文／史、去階級，酷兒不再只是「新公民的認同或接納」，而是去公民的，讓所有的主體「各自為主」，結果還是殊途同歸地回到了安那其；爾後，當「各自為主」的主體相互緊密連結，甚至再產出新的社會特質時，早已不在乎任何會導致區隔之本質，訴諸後現代世界的遺忘能力。
不論量化、質性的研究，斷章取義、片面詮釋的結論都是有失偏頗的，所以每當看到有人提出「證據」二字，除了推論的邏輯外，都也應該要特別注意證據何來，及其在脈絡裡的有效性與解釋力。若從這個標準來看，當今台灣社會裡的各種言說，還是多半淪於各自言說著，憑恃著本就沒有要讓凡夫俗子懂的「形而上學」加「邏輯分析」（貌似對立）的能力，解構脈絡、超越經驗、忽視實踐。
詮釋故事變得比創造故事還重要，每個人都顯得「清新脫俗」，沒有人有私心，沒有人能做自己，每個人都受制於大時代而非得說上話，於是互批是為了真理、互捧是為了戰力，「戲說社會」的結果，到最後竟真像是一場RPG遊戲了：選角、結盟、問候、集結、打怪、死掉、重來、打怪、打怪、打大魔王、任何形式之GG...（反正死掉還能重來、裝備可以再買，而遊戲也會一直更新下去）。
以上，是我這兩天剛好讀到最近人氣頗高的兩篇文章的小心得（又不務正業了）：（一）Sherman Tan的“Gay Asia should resist liberal assimilation”（28/08/2015）和（二）丘琦欣的《左統到底在害怕什麼？》（08/31/2015）。一直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不切實際的安那其共產和平主義者，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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