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最近在PTT上有人（again）又貌似「不恐同」且「完全關心公共」之姿地討論起甲甲的人生，彷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而吾人也必須隨之起舞、無從異議。

從「公共」衛生／健康的角度來談，我覺得很難跳出原文的陷阱。問題是，是誰的「公共」，以誰作為標準的「衛生／健康」，這點才是酷兒學者反問的。

不過，把「同運（組織）」視為一個整體，顯然是真心不懂社會運動啊（或沒看我的文章XD）。同運的組成那麼複雜，本身就包含眾多分歧、紛雜的「公共」（Nancy Fraser那種），推廣陽光、清新、不嗑藥、不打砲的多的去了，但光是這樣並無法解決「所有性他者（sexual others）」面臨的問題。

　　　性，一種權力的展現。
　　　不是純粹行為本身，而是你怎麼想像、理解、追求這件事，並使其發生。

最近看到《打不倒的金咪》#UnbreakableKimmySchmidt 第三季裡有一集在開 #積極同意 的玩笑，戲中某場校園派對裡每個男生都事先擬好一份「性愛步驟同意書」。

聽說最近台灣在開工，舉島厭世XD而我都還沒真的過到年，除了除夕硬吃了個火鍋，跟到處跟高加索人拜年：Happy new year of the dog without a dog’s life!

這是一個法國朋友提醒我的，他不喜歡a life of a dog’s life的概念，所以我改祝他：“big orange, big luck!”

在趕去吃鍋的路上，聽到三個男孩在爭論（簡直 #入戲太深 與 #偷聽誤差）。過程太瑣碎了，總之，我始終覺得觀察別人是一門學問，就跟在臉書上承受各種地圖炮一樣，都是一個修行。

國際人道法是國際法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專門處理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所造成的重大人權侵害。有別於大致和平且還算穩定的社會，人道法通常處理的都是極端的動盪狀態，也因此主要包括了四種情況（及四個法律體系）：

　　　．　武裝衝突法：規範國際或國內武裝衝突時期的交戰方式及武器使用。
　　　．　災害應變法：協調各國預備和應對天災與極端氣候事件的法律制度。
　　　．　國際難民法：提供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政策支持並衡平國際責任。

前陣子在臉書上發了那篇《想像實驗。安理會／不會》，結果我自己收到比原作者更多回應，真是讓我受寵若驚，也從討論中理了一些思路，所以整理了一下分享出來。不過大致上的感想是，台獨的「解殖史觀」與中帝的「後殖命題」其實不謀而合地擁有若干相同預設，諸如：

一、「國家」是政治想像的唯一載體，因此國際史的連續或斷裂是依國而立的。
二、「人」擁有土地所有權並依此立國，因而史觀是屬人（甚或特定群體）的。
三、於是能不斷創造出新的「想像中」的敵人，以維繫我族的想像與共同宿命。

前陣子邱淳孝（心曦諮商所心理師）寫了篇《我愛你，但我還想要別人——談「開放式關係」的可能性》，講得蠻好的（下面留言則很可怕）。他談到愛情中的人們經常面對著「獨佔他人」與「自我選擇」兩個本質上互相矛盾的心理需求。事實上我自己也算是開放式關係的佈道者，試過很多方式論證它的優劣。

看了幾篇討論「開放式關係」的文章，都被罵得很慘；不過我感覺很多讀者似乎都誤會了作者的意思。他們無非是想分享不同伴侶關係的可能性、不同人對「愛情」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重點在於親密關係的參與者雖遷就但不委屈、雖妥協卻自由的想像。這只是另一種關係的形式，跟思想進步或保守其實無關。

．．．從對號入座論到姜太公定律

決定在【鳴人堂】上刊出李濬勳那篇《不配合安理會的北韓禁運令，或為台灣外交新出路？》果然很有效果，侵門踏戶了一堆中壢李姓官倌的心房。

這篇文章正如作者預料的，讓「許多學習國際法的人」看來「格外刺眼」。但就像邪教教主Martti Koskenniemi說的，國際法就是一場制定遊戲規則的另一場遊戲。

那篇文章一出，網路上馬上就很多人問：如果聯合國也對台灣（經濟）制裁呢？詢問或批評的信件也如雪花般飛來。

之前我曾在Queerology上寫過一篇文章，提醒性／別少數群體要當心，《永遠跟警察保持距離》，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國家權力隨時可能為了尋找代罪羔羊、創造「道德恐嚇」，而挑上政治上最無力反擊的這群人。

最近有三則新聞讓人心有戚戚也很難過，可惜在台灣沒有什麼報導，分別是：

• 俄羅斯法律漏洞意外承認的同婚伴侶，他們家事後被便衣警察惡意搜索；

太強調「共同遭遇」中的普遍議題，也可能對身處多重歧視的女人之處境視而不見，比如基於種族、階級、年齡、婚姻狀況、性傾向等理由所遭受的社會排斥。這些批判——包括反對個人主義且自由主義式的人權觀、重視社會弱勢的交織性等——其實都要到2000年之後才開始獲得國際（法）研究學界的重視。

然而，過於強調女人的弱勢，又可能預先將「所有」女人安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並忽略了不同女人之間亦存有的權力關係，因此加強了整體社會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粉飾了女人「賦權」（empowerment）與父權思維、自由市場之間潛在的共謀關係。

那「能力取徑」如何回應不同女人生命經驗之間的差異呢？事實上，Nussbaum曾提醒我們一個重大的危險，那就是不該混淆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在特定社會中女人的處遇」這兩件事。所有人都有差異（不只女人）——個人所處脈絡皆不同，因此實際「功能」當然也不同——但不代表為實現功能所需的「基本能力」也會不同。

女性主義有許多流派，這在人文哲學界幾乎已然是個常識，彼此間相互批判都是為了尋求更完善、多元的女性主義政治思想與行動策略。#MeToo風暴全球延燒，難得見到女性主義者們的團結——縱然也有來自女人的抗議或反思聲浪，但對抗「暴力」的意志是一致的，區別只在於針對暴力的定義與界限。

Anyway，有人認為這是「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feminist internationalism）再起的契機，或許能再見到早年女權運動國際串聯的光景，以促使新一波國際規範的生成，甚至希望以父權結構下「權力濫用受害者」之名（無論性別、具名或不具名）尋得解放意義的革命行動。

既然談到了國際法，事實上女性主義在其中的發展並不順利；僅管思想上流派眾多，但大致上對國際研究的領域而言，只有兩個階段的詮釋與批評產生具體反響。首波則是搭上各國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風潮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主要訴求在人權規範中將性別議題主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