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幾年前1986年，瓊史考特（Joan Wallach Scott）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讓他聲明大噪，在歷史學界中掀起不小波瀾，他不僅揚棄傳統男性中心史觀，也不全然苟同所謂「她史」（herstory）那一套。
在「性別」似乎已成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中必要之分析範疇的今天，2010年時，史考特反而寫了另一篇〈性別：仍是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嗎？〉（Gender: Still a Useful Category of Analysis?, Diogenes, 225: 7–14），反詰性／別自然化、理所當然化、去基進化、去政治化、學院化等種種現象。
。‧。‧。「性別」從不等於生理意義上的差異
先說結論：史考特認為，只有當「性別」被視為一個問題時，才是個有用的概念。也就是說，這個概念不能受制語言的管束，而性別也曾被女性主義者用來討論，解剖意義的性差異，在不同時空背景中是如何被用來指涉不同意涵的。是「性別」讓這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產生內在固有的重要性。
然而，在大眾的用法中，社會性別（gender）與生理性別（sex）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也因此1992年第三版的《美國傳統英語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將「（社會）性別」定義如下：
傳統上，性別被主要用來指涉文法中的陽性、陰性和中性等範疇；
但近來這個詞也逐漸被確定為指涉「以性為基礎的範疇」
（sex-based categories），如在性別落差（gender gap）和
性別政治（politics of gender）等用法中…這區別，
原則上很有用，但在實際使用上，卻出現非常多不同用法上的差異。
這其實就發生在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前夕。在開會前幾週，美國代表處一個下級委員會邀集了共和黨議員和「生命權團體」（right-to-life groups）的代表們，針對「性別」這個概念的潛在顛覆意涵，召開了一場公聽會。他們警告，倫理與家庭價值正受到那些五種性別（男人、女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倡議者的攻擊。
因此他們堅稱，那場在北京的聯合國會議已經被「那些相信所有我們以為是自然現象的事都是源於男人壓迫女人（如男子氣概、母性、異性戀、婚姻與家庭），而透過文化固化的性別女性主義者」挾持了！這些女性主義者認為「那些性別角色都是社會建構而來的，因此並非完全無法改變」。
這些參與公聽會的議員與保守團體之宣稱，彷彿那些概念的意思都是不證自明的，毫無歧義和誤解等可能性似的。這個作法，正是要透過否認爭議存在的手段，來達到解決爭議的目的——「性別」成了不同性之間差異的同義詞。
。‧。‧。發明「性別」：女性主義的批判政治
在1970、80年代時，「性別」為女性主義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但它其實沒有「一般通用的用法」。「性別」開創了一整套的分析問題：任一「性」（sex）是如何且在何條件下，被安置、定義其角色與功能的？「男人」和「女人」的意義，是如何隨著時空背景、人際關係互動而產生改變的？
此外，「性別」更經常拿來反詰：性別氣質的規範是怎麼被創造和實施的？定義陽剛和陰柔時，權力和權利的議題都扮演了什麼角色？象徵結構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日常實踐的？透過話語和知識對特定身體的作用，性認同又是怎麼形塑而成的？
到了1990年代中期（至少在美國），性別這個用語似乎逐漸
失去批判力道，正是因為它的意思越來越被視為理所當然。
史考特不禁反思，「性別」對女性主義來說，
是不是失去了功效與用途？
有太多時候，「性別」指示著一個計畫性或方法論上的途徑，而其中「男人」和」女人」的意思被視為固著穩定的——被用來描述不同的社會角色，而非質問、挑戰它們——然而，重點不應該放在女人跟男人被分配的社會角色，而是性差異的建構（以及差異的意義）本身。
比如在歷史這個領域，太多著作都把「女人」的意思視為理所當然：女性身體的生理共性被視作「女人」集體地位的同義詞。儘管不乏創新的性／別研究， 但大部分還是指涉了一組永恆的男／女對立參照，一種規範性的異性戀配搭，就算研究主題是關於同性性行為。
結果是，儘管我們再宣稱「女人」這個概念是透過話語建構而成的，
但我們仍把它視為一個自然現象來處理。
。‧。‧。性別分析的是「女人」的生成與話語
1988年，萊麗（Denise Riley）出版了《我是那名字嗎?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也是史考特出版《性別與歷史的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那年，他們不約而同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解構方法認為「性」（sex）和性別一樣，必須理解為關乎特質之意義的
一套系統——兩者皆非自然而是文化的產物，因此「性」（以其差異）
不是不證自明的天然現象，而這也是女性主義者開始反思「何謂女人」
的起點。
是女性主義政治把「女人」變成歷史研究的對象；諷刺的是，女性主義創造了當代女性主義主體——一個主動的、對抗集體性的、爭取權利的、渴望自壓迫中解放的能動者——卻也模糊了差異的的界線，無論是時間上的、文化的或社會的差異。也因此，女性主義的政治與知識介入，不僅止於「女人」的問題。
由此出發，史考特主張，「性別」是用來研究圍繞著「性」（sexuality）的規範界（the normative）與精神界（the psychic）互動的動態關係——前者集體化一個關於性差異的幻想與圖像，為政治或社會目的所用，比如建國大業或家庭結構。在這個過程中，是「性別」為性與身體差異創造了意義，而非身體上的性差異定義了我們所理解的性別。
若此為真，性（sex）與性別（gender）無法區分，而性別對歷史分析而言才是一個有用的範疇，因為它要求歷史化（historicize）性與身體差異的意義是如何為社會所理解；它變成一個開放性的問題：這些意義是如何被建立並確認？它們指涉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範圍有多大，又在什麼脈絡下有效？
在某種意義下，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就是性別運作的領域中。
如果我們視男女間的對立為一個問題，而非解答，
那麼性別角色需要在特定語境中定義並理解，因其是不斷被反覆建構的。
由此出發，性別（作為分析範疇）不是用來說明或正當化那個對立位置的，而是拿來反詰「性差異」是如何被賦予「差異」的意義，並且成為影響個人認同與社會生活的「性別」。這樣看性別，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其他分析範疇，比如階級、種族、國籍等。
。‧。‧。性別要平等，不等於假裝沒有差異
美國社會學家斯威爾（William H. Sewell Jr.）曾如此評論史考特後結構主義範式的「性別」理論：史考特將性別視為分析工具，而非分析對象的方法論，突破了早期女性主義關於「平等 v. 差異」的政治難題。
史考特認為主流的女人史學研究主要有兩大派（有所重疊亦有差別）：女人史作為社會史（social history）或作為「她史」（her-story）。女人史作為社會史的一部分，限制了女性主義觀點的發展，因為這支傳統傾向完全接受社會史的「經濟決定論」的假設。因此，這個路線將縮小性別差異與女人能動性的重要性。
反之，「她史」的作法是以編年史的方式書寫、重現「以女人為主體／主題」的獨特經驗，因此反而須以女人的能動性為前提。但這麼做，好像就把女人的歷史從社會的歷史抽離出來，成為「獨特且分開的史觀」。
簡言之，社會史雖將女人包括在社經結構變遷的大敘事中，但卻粉飾了性別差異附著的權力關係與經驗落差。反觀「她史」對「男人」、「女人」經驗差異的堅持，反而建構了一個屬於女人的大敘事，但也將性別的範疇劃歸成專屬女性研究者的領域。
更進一步，有論者又將社會史與「她史」簡化成
「女人屬於社會一部分的『平等派』」與
「女人有別於男人的『差異派』」的知識論及方法論上的分歧。
然而，這個二分法根本是假議題，因為對立於「差異」的是「同一」而非「平等」。事實上，平等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個人或不同群體間的差異出於特定目的而被視為「等同」（equivalent）而非「同一」（identical）。
不過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社會史或她史的方法，都假設了一個穩定的「女人」的概念（指稱一個相對於「男人」、超越時空的群體）。因此史考特提醒我們，女性主義的歷史實踐應以「性別的歷史」為核心，而非「女人的歷史」——這其實也間接回應了今天許多女權運動的倡議。
從史考特的方法論出發，性別指稱的是不同身體、話語、主體之間的權力關係，流動且多元，也隨時空變化，是一切社會組織的構成要件。這之中，語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如何在人們疏忽、沿用、承襲、重複之中，將偏頗的角色分配固定下來，並賦予規範力。因此若將「兩性平等」視為性別平等的策略，未反省「性」被賦予的意涵，也是治標不治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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