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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女性主義路線之爭似乎又起了新的變化。有人覺得女性主義走到頭了，無法再為政治場域提供新的想像；也有人覺得後現代社會出現了一種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使得基進女性主義再度復甦，以對抗「失效」的文化政治路線。到底這些是在吵什麼呢？讓人想起二十幾年前Chantal Mouffe發表的那篇《女性主義、公民資格與基進民主政治》（Feminism, 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仍很有醒腦效果。
那篇文章原本收錄於1992年Judith Butler和Jean Scott合編那本後結構女性主義經典《女性主義者理論化政治性》（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中；後來於1995年時，再被Linda Nicholson和Steven Seidman選進合輯《社會後現代主義》（Social Postmodernism）。而Mouffe是當代知名的政治理論家，也是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代表人物之一，因其與Ernesto Laclau合著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受到學界與左翼運動的高度關注。
。‧。‧。‧。‧。
英美世界的女性主義者自1980年代末起就一直在討論兩個主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與（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雖然後現代主義者經常被視為本質主義的主要批評，但Mouffe認為應該要再更進一步區別，因為後來也有越來越多支持後現代立場的女性主義者開始捍衛某種形式的本質主義。
要參與這場辯論中，須先認識到，後現代主義並非一套完整、統一的理論工具，而經常混談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的情況，也導致相關論辯變成一團漿糊。20世紀以來，一直有針對啟蒙時代定義之理性或真理的各種批評，但這些針對普遍主義、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的各種批判來自四面八方，絕不僅限於所謂的「後結構主義」。
如果那些批評都能算上「後現代」的話，那總把後結構主義單挑出來罵實在沒什麼道理。又，如果批評後現代主義的人，指稱的是李歐塔和布希亞，那把德希達、拉岡或傅柯一起並列做撒尿牛丸，好像也沒什麼說服力（雖然批評者好像不太能區別他們的思想差異）。最後再用「後結構主義」的大標籤把全部人帶上，但這樣攪在一起談其實沒什麼論理上的幫助。
一旦我們把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分別來看，本質主義的問題就會呈現出不同面貌。這個區別對女性主義政治而言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這能幫助我們不「以偏概全」反而忽略了具有啟發性的觀點。Mouffe這篇文章就是想從反本質主義的批判中提煉出一種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tic）的女性主義政治想像。
必須先說明的是，他並不認為本質主義一定就會帶來保守政治，甚至很可能是進步的主張；但不諱言，本質主義的確可能會阻礙另類的民主政治目標與形式。Mouffe（以及合著作者Laclau）都認為，從本質主義出發所理解的「身分／認同」不僅不符合他們提出的基進的多元民主原則，也因此限制了重新構想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潛力。
。‧。‧。認同問題與女性主義
針對本質主義的批評中一個共同信仰就是要拋棄將主體範疇視為理性且透明的整體，因為那將把個人行動放置在整全的領域中，得到同質意義的詮釋。比如，精神分析就認為人格不是透過透明的「自我」組織而成，而是在意識及理性之外眾多層次交互作用而來。因此，主體（subject）的歷史，就是認同（identification）的歷史。
若要解放身分認同，則涉及一種雙重運動。一方面是去中心運動（de-centering），防止在預先構成的點上座落一組固定位置。由於這種的不固定性，另方面會產生相反運動：節點（nodal points）組成，造成部分僵化，限制了所指與能指之間的流動性。但這種非固定／固定的辯證法，只在固定性非先驗的條件下（即主體性毋須透過認同建立）才能成立。
對於「主體」理性主義範式的批判，主張理性主義的構想無法成為意義的來源，因為概念意義是在概念無限指稱的語言遊戲中發生。這跟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很類似——在思想、語言、世界之間，沒有基本的統一性，而我們所能認識到的世界都是預定好的。這裡Mouffe並不是要梳理所有類似觀點，而是企圖找出它們相異之中的相似性，及其對女性主義的意義。
經常有人會批評，對認同的解構即是接受偶然性與模糊性的結果，而使得女性主義政治行動不再可能。許多女性主義者相信，將「女人」視為一個平滑一致的身分是建立女性主義政治的前提。Mouffe則持相反主張。他認為，解構本質認同是基進民主政治的前提，才可能將自由與平等原則適用於各種社會關係，也才可能真正理論化主從關係的雜多及反覆。
任何人都可能是某關係中的被壓迫者，又同時是另一關係中的壓迫者，因此社會關係中的能動者（social agent）是由眾多「主體位置」所構成，而無法被一個封閉系統所定義。他的位置是由話語的多樣性所建構，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而不斷在定性與懸置中變動——既偶然亦岌岌可危。因此在討論特定社會能動者時，只能用多元（plurality）的方式接近，取決於各種話語所建構的主體位置。但這種「多元」，並非一個個身分的共存並置，而是不斷被彼此定義、顛覆、取代而無法固定下來。
這個理論進路對當代女性主義實踐很重要。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中，Mouffe和Laclau試圖勾勒出一個基於基進多元民主的政治藍圖。他們主張，在不同民主抗爭間應建立起「等同之鏈」（chain of equivalence），因此在女人、黑人、工人、同性戀者及其他政治訴求中創造出一個彼此等價的鏈接。他們並非像其他非本質主義者一樣，只看重去整全化或去中心化的面向，比如李歐塔。
雖然他們兩人不認為主體位置之間存有一個先驗、必然的連結，但這不代表它們之間不存在歷史的、偶然的、可變的連結——即所謂「構連」（articulation）。因為任何主體位置都是藉由一連串不斷被構連實踐顛覆並轉化而來，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性的身分認同是能確保恆常的。這不代表我們不能保留諸如「勞工階級」、「男人」、「女人」、「黑人」等指稱集合主體的概念。不過一旦共同本質不復存在時，他們彼此間的結合與統一應視為透過眾多節點所創造的暫時固化。
對女性主義來說，接受這樣的立場對政治行動是很重要的。若「女人」不再是一個統一且一致的範疇，那女性主義的主要問題就會變成：「女人」這個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知識型裡被建構而成的？在社會關係中，性差異是如何被製造成永久有效的區別？當我們不再堅持「女人」是同質意義的整體時，便能輕易發現差異與平等的對立是個假命題。若此為真，那麼多重社會關係中「被恆定」的性差異就應該用不同方式對待。
。‧。‧。公民資格與女性主義政治
最終，女性主義政治需要提出新的基礎問題。目前，大部分關心民主政治的女性主義者，不是追求能表達「女人」利益的政治主張，就是希望「女性」價值能成為新的民主政治態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一直都在為女人爭取各式各樣的權利，以使女人成為平等公民，卻沒有挑戰自由主義模型中的公民和政治等概念。
因此，他們也受到其他女性主義者質疑，認為當今對「政治」的理解是男性、陽剛的。比如Carol Gilligan就提出「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以反對男性、自由主義式的「正義倫理學」（ethics of justice）。關懷倫理學試圖證成身為女人的經驗價值，像是家庭私領域中的母性、關愛和友誼。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總將現代公民身分定義為公領域的、男性形象的，因而順勢將女人推到私領域內。
簡言之，關懷倫理學最主要的政治目標就是為了建立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與社會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包括Sara Ruddick和Jean Elshtain。他們認為女性主義政治應優先彰顯私領域的重要性，以及「女人作為母親」的角色。這裡，家庭成為政治場域，作為人類共性的起源，所有的衝突、矛盾、希望都從這裡發生。因此母性主義者（maternalists）希望能罷黜男性自由主義式的政治——以同一形象形塑他者平等的正義想像——以愛、親密、共感不同成員不同需求的母性取而代之。
對母性主義的批判可見於Mary Dietz的著作，他認為這個倫理原則並沒有明確連結到民主政治，且可能會再本質化女人的形象。此外，母親與孩子之間不對等的關係，是親密、排他且特定的，並不符合民主原則下的公民資格，因為後者期待的是集體、包容且普遍的。簡單來說就是，母／孩關係可能並不適合當作公民身分的理論模型。
另一種針對自由主義式公民資格論的女性主義批判來自Carole Pateman。他的立場更接近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因此重點不在母／孩間的照護關係，而是男／女間的對抗關係。從這裡立論，當前的公民資格是一個父權的範疇，因為何謂「公民」，是依照陽剛的形象建構而成。雖然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女人也已經成為公民，但女人作為公民，被要求依男人的方式理解並實踐政治，否則就被視為不理性、不懂政治。
然而這也陷入了所謂的「沃斯通考夫特困境」（Wollstonecraft dilemma）：若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則必須接受父權形式的公民概念，而女人的特質、能力、活動仍將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因此Pateman在批判當代社會契約論中的父權思想後，主張公民身分及其權利應該同時包含男女有別的特質，其中母職與母性是最應被彰顯的。在政治中，應該與男人的愛國心視為同等重要的公民特質——但Mouffe認為，即使並列承認男／女的公民特質與重要性，仍然陷入了一種「女人」的本質主義。
Mouffe澄清，他並非否認Pateman的論據，認為當代「個人」形象、範疇、權利，及其構成的普遍、同質的「公共」是一種父權律法的延伸。但他不同意的是Pateman的解決方案——並列「雙重性別」的公民概念——因為這反倒會加強現代父權對女人加諸的各種刻板印象，並加重公／私、感性／理性、責任／自由、自然／契約、男／女等二分句式。就結果而論，就跟上述的母性主義沒有兩樣。
Mouffe也認為現代「公民」概念的限制應該被正視並改善，但不是透過「政治化」性差異的方式，而應該重建一個與性差異完全脫鉤的公民概念。而這個構想，就需要借助他上面試圖說明的「社會關係能動者」，以構連每個人多重的主體位置，而這些位置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偶然且危急的。事實上，儘管在所有場域中，性差異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但這不代表那個要素應該被維持下去，也沒理由保留它。
Mouffe並非主張，性差異的區別應該全面消失，更不認為男女平權需要一個性別中立的社會；實際上，在很多時候，性差異及相應的差別待遇仍可能合理且有效。但在政治場域中，尤其公民這件事上，性差異簡直毫無正當性。他相信，基進多元民主需要的不是性差異為基礎的公民資格（各自為政、視為同等重要），而是設想民主政治社群中的成員究竟「是什麼」、該做些什麼，以取代現有的概念。
。‧。‧。關於「公民」：基進民主的構想
自由主義設定的公民資格，問題不限於女人的問題，而有意促進基進多元民主政治的女性主義者，應該要注意到這點。自由主義相信「人生而自由且平等」，因而建構了普遍的公民概念，但也將公民身分化約成一種法律地位，且只及於對抗國家的個人權利。這個設想完全沒考慮到權利如何行使的問題，只要權利人不違法，或不干擾其他人的權利就好。因此自由主義思想家幾乎不曾考慮過公共精神、公民活動、政治參與等問題，遑論如何促進它們。
此外，現代公民實踐政治的「公共領域」也未考慮到私領域中的權力關係與分配，也因此不會注意到個人自由權利在公／私領域中的分配，可能變成社會排除（exclusion）的依據。誠然，後來有許多女性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如承認積極自由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公共財、政治參與、參與能力等問題的討論，而不限於個人的利益和欲望。
然而，這個進路所指向的社群主義政治，也有其局限性和潛在危險，而忽略了其他形式被壓迫者的處境。社群主義形式的民主政治強調共善（common good）和共享道德價值的實質內容，其實並不符合現代民主追求的多元主義原則。反之，Mouffe認為當代「權利」的核心概念應該被保留，但應該要由更積極主動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社群歸屬感來補充。
Mouffe提議的公民資格應被視為一種政治身分，並建立在多元民主的政治原則上——讓所有人（for all）都能自由與平等。即便每個人參與的政治議題和程度不同，也對「善」有不同詮釋，但都應該對更大的政治社群有貢獻的機會。換言之，公民身分不該只是眾多認同之一（像自由主義設想的那樣），也毋須超越任何其他認同（像公民共和主義設想的那樣）。
相反地，公民身分應是一個連結社會能動者所有主體位置的原則，同時允許社會關係的多元性和個人自由。在這構想中，公／私分際並未被揚棄，而是用另一種方式討論。它們的界限並不建立在完全分隔的領域；每個情況都是一次「私」與「公」的交會。個人的想望、選擇、決定是私人的，因為涉及個人責任，但其實踐是公共的。在這裡，「民主等同」（democratic equivalence）原則是為建構一個集體政治認同，但等同（而非平等）不等於消滅差異，而是讓所有差異產生交集。
這種基進民主式的公民資格，顯然跟Pateman主張的「性差異」觀點不符，但也與另一種女性主義的切入方式有別，比如試圖以族群差異（group differentiated），提出自由主義公民新解讀的Iris Young。一樣是從對公／私分際的批判出發，但他認為公領域的排除效果不只影響女人，也包括其他許多因族裔、種族、年齡、障礙等原因受到邊緣化的族群。對他來說，核心問題在公民身分的公共範圍被假定為一種「普遍的共同意志」而超越所有差異。
因此Young主張，應該「再政治化」公共生活，而毋庸創設一個公共空間讓公民只針對共同意志或共善問題進行討論。他提議建立一個異質公共（heterogeneous public），讓受到壓迫或貶斥的群體的聲音和觀點能被有效呈現。實踐層次上。他構想出規範性的理由，使得政治不需要再假裝客觀，也不用透過理性抑制情感和欲望。因此Young認為哈伯馬斯的溝通道德在這裡可以起到作用。
儘管Young也考慮到了其他壓迫，Mouffe卻覺得「族群差異公民身分」這個概念很有問題。Mouffe認為，那種「族群身分」或許對原住民會很有用，但拿來描述其他群體（比如女人、老人、障礙者等）似乎不太恰當，而且可能會有本質化「族群」（group）這個概念的可能。事實上，Young的批評者認為他那套跟他自己批評的利益團體多元主義（interest-group pluralism）相去不遠，只是是哈伯馬斯的版本，所以強調公益而非私利。
與Young不同的是，Mouffe設想的基進民主「公民」是一種共同的政治身分，並構連各種社會關係、實踐和制度。因此Young偏好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只是基進民主政治的第一步。Mouffe認為，那些現有相悖的政治主張，是無法靠溝通調和的，需要一個更高的政治身分，在確保民主等同的情況下，各自訴求也變成彼此的政治目標。因此就算這些受壓迫的群體，未取得一個特定、本質的族群身分，也不影響共同的政治目標和行動。
。‧。‧。女性主義政治與基進民主
在《性別麻煩》裡，Judith Butler問：「當作為共同基礎的女性認同不再拘束女性主義政治時，會出現怎樣的新政治形態？」Mouffe的答案是：想像一種女性主義政治，企圖構連對抗壓迫的不同行動，為民主政治開啟更多機會。而最終出現的，就是他倡議的那種基進多元的民主。為了適當形塑這種政治，必須屏除「生為女人」的本質想像。
因為女性主義的目標不只是為「生為／作為女人」利益的政治行動，而是為了更廣泛語境中的各種解放主張——包括建構「女人」身分的各種話語、實踐與社會關係，及其暗示的從屬地位。當然，那些女性主義的目標可能透過不同的知識型而有不同樣貌：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基進區隔、基進民主等等。因此，應該揚棄追求一種唯一「真實」女性主義政治的企圖。
若是以「對抗從屬地位」為政治目標的女性主義者，就會發現，不只在性別上，而是所有社會關係中都有主從關係。因此需要做的是了解一個主體是如何透過不同話語，被放置在不同主體位置上，而非退回到處理單一問題（性別）。這也是為什麼對本質主義的批判（及其不同形式）——人本主義、理性主義、普遍主義——不是消解女性主義民主政治動能的障礙，而是使之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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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潤飾，預計投稿至【01哲學】。
那篇文章原本收錄於1992年Judith Butler和Jean Scott合編那本後結構女性主義經典《女性主義者理論化政治性》（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中；後來於1995年時，再被Linda Nicholson和Steven Seidman選進合輯《社會後現代主義》（Social Postmodernism）。而Mouffe是當代知名的政治理論家，也是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代表人物之一，因其與Ernesto Laclau合著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受到學界與左翼運動的高度關注。
。‧。‧。‧。‧。
英美世界的女性主義者自1980年代末起就一直在討論兩個主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與（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雖然後現代主義者經常被視為本質主義的主要批評，但Mouffe認為應該要再更進一步區別，因為後來也有越來越多支持後現代立場的女性主義者開始捍衛某種形式的本質主義。
要參與這場辯論中，須先認識到，後現代主義並非一套完整、統一的理論工具，而經常混談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的情況，也導致相關論辯變成一團漿糊。20世紀以來，一直有針對啟蒙時代定義之理性或真理的各種批評，但這些針對普遍主義、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的各種批判來自四面八方，絕不僅限於所謂的「後結構主義」。
如果那些批評都能算上「後現代」的話，那總把後結構主義單挑出來罵實在沒什麼道理。又，如果批評後現代主義的人，指稱的是李歐塔和布希亞，那把德希達、拉岡或傅柯一起並列做撒尿牛丸，好像也沒什麼說服力（雖然批評者好像不太能區別他們的思想差異）。最後再用「後結構主義」的大標籤把全部人帶上，但這樣攪在一起談其實沒什麼論理上的幫助。
一旦我們把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分別來看，本質主義的問題就會呈現出不同面貌。這個區別對女性主義政治而言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這能幫助我們不「以偏概全」反而忽略了具有啟發性的觀點。Mouffe這篇文章就是想從反本質主義的批判中提煉出一種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tic）的女性主義政治想像。
必須先說明的是，他並不認為本質主義一定就會帶來保守政治，甚至很可能是進步的主張；但不諱言，本質主義的確可能會阻礙另類的民主政治目標與形式。Mouffe（以及合著作者Laclau）都認為，從本質主義出發所理解的「身分／認同」不僅不符合他們提出的基進的多元民主原則，也因此限制了重新構想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潛力。
。‧。‧。認同問題與女性主義
針對本質主義的批評中一個共同信仰就是要拋棄將主體範疇視為理性且透明的整體，因為那將把個人行動放置在整全的領域中，得到同質意義的詮釋。比如，精神分析就認為人格不是透過透明的「自我」組織而成，而是在意識及理性之外眾多層次交互作用而來。因此，主體（subject）的歷史，就是認同（identification）的歷史。
若要解放身分認同，則涉及一種雙重運動。一方面是去中心運動（de-centering），防止在預先構成的點上座落一組固定位置。由於這種的不固定性，另方面會產生相反運動：節點（nodal points）組成，造成部分僵化，限制了所指與能指之間的流動性。但這種非固定／固定的辯證法，只在固定性非先驗的條件下（即主體性毋須透過認同建立）才能成立。
對於「主體」理性主義範式的批判，主張理性主義的構想無法成為意義的來源，因為概念意義是在概念無限指稱的語言遊戲中發生。這跟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很類似——在思想、語言、世界之間，沒有基本的統一性，而我們所能認識到的世界都是預定好的。這裡Mouffe並不是要梳理所有類似觀點，而是企圖找出它們相異之中的相似性，及其對女性主義的意義。
經常有人會批評，對認同的解構即是接受偶然性與模糊性的結果，而使得女性主義政治行動不再可能。許多女性主義者相信，將「女人」視為一個平滑一致的身分是建立女性主義政治的前提。Mouffe則持相反主張。他認為，解構本質認同是基進民主政治的前提，才可能將自由與平等原則適用於各種社會關係，也才可能真正理論化主從關係的雜多及反覆。
任何人都可能是某關係中的被壓迫者，又同時是另一關係中的壓迫者，因此社會關係中的能動者（social agent）是由眾多「主體位置」所構成，而無法被一個封閉系統所定義。他的位置是由話語的多樣性所建構，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而不斷在定性與懸置中變動——既偶然亦岌岌可危。因此在討論特定社會能動者時，只能用多元（plurality）的方式接近，取決於各種話語所建構的主體位置。但這種「多元」，並非一個個身分的共存並置，而是不斷被彼此定義、顛覆、取代而無法固定下來。
這個理論進路對當代女性主義實踐很重要。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中，Mouffe和Laclau試圖勾勒出一個基於基進多元民主的政治藍圖。他們主張，在不同民主抗爭間應建立起「等同之鏈」（chain of equivalence），因此在女人、黑人、工人、同性戀者及其他政治訴求中創造出一個彼此等價的鏈接。他們並非像其他非本質主義者一樣，只看重去整全化或去中心化的面向，比如李歐塔。
雖然他們兩人不認為主體位置之間存有一個先驗、必然的連結，但這不代表它們之間不存在歷史的、偶然的、可變的連結——即所謂「構連」（articulation）。因為任何主體位置都是藉由一連串不斷被構連實踐顛覆並轉化而來，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性的身分認同是能確保恆常的。這不代表我們不能保留諸如「勞工階級」、「男人」、「女人」、「黑人」等指稱集合主體的概念。不過一旦共同本質不復存在時，他們彼此間的結合與統一應視為透過眾多節點所創造的暫時固化。
對女性主義來說，接受這樣的立場對政治行動是很重要的。若「女人」不再是一個統一且一致的範疇，那女性主義的主要問題就會變成：「女人」這個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知識型裡被建構而成的？在社會關係中，性差異是如何被製造成永久有效的區別？當我們不再堅持「女人」是同質意義的整體時，便能輕易發現差異與平等的對立是個假命題。若此為真，那麼多重社會關係中「被恆定」的性差異就應該用不同方式對待。
。‧。‧。公民資格與女性主義政治
最終，女性主義政治需要提出新的基礎問題。目前，大部分關心民主政治的女性主義者，不是追求能表達「女人」利益的政治主張，就是希望「女性」價值能成為新的民主政治態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一直都在為女人爭取各式各樣的權利，以使女人成為平等公民，卻沒有挑戰自由主義模型中的公民和政治等概念。
因此，他們也受到其他女性主義者質疑，認為當今對「政治」的理解是男性、陽剛的。比如Carol Gilligan就提出「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以反對男性、自由主義式的「正義倫理學」（ethics of justice）。關懷倫理學試圖證成身為女人的經驗價值，像是家庭私領域中的母性、關愛和友誼。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總將現代公民身分定義為公領域的、男性形象的，因而順勢將女人推到私領域內。
簡言之，關懷倫理學最主要的政治目標就是為了建立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與社會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包括Sara Ruddick和Jean Elshtain。他們認為女性主義政治應優先彰顯私領域的重要性，以及「女人作為母親」的角色。這裡，家庭成為政治場域，作為人類共性的起源，所有的衝突、矛盾、希望都從這裡發生。因此母性主義者（maternalists）希望能罷黜男性自由主義式的政治——以同一形象形塑他者平等的正義想像——以愛、親密、共感不同成員不同需求的母性取而代之。
對母性主義的批判可見於Mary Dietz的著作，他認為這個倫理原則並沒有明確連結到民主政治，且可能會再本質化女人的形象。此外，母親與孩子之間不對等的關係，是親密、排他且特定的，並不符合民主原則下的公民資格，因為後者期待的是集體、包容且普遍的。簡單來說就是，母／孩關係可能並不適合當作公民身分的理論模型。
另一種針對自由主義式公民資格論的女性主義批判來自Carole Pateman。他的立場更接近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因此重點不在母／孩間的照護關係，而是男／女間的對抗關係。從這裡立論，當前的公民資格是一個父權的範疇，因為何謂「公民」，是依照陽剛的形象建構而成。雖然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女人也已經成為公民，但女人作為公民，被要求依男人的方式理解並實踐政治，否則就被視為不理性、不懂政治。
然而這也陷入了所謂的「沃斯通考夫特困境」（Wollstonecraft dilemma）：若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則必須接受父權形式的公民概念，而女人的特質、能力、活動仍將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因此Pateman在批判當代社會契約論中的父權思想後，主張公民身分及其權利應該同時包含男女有別的特質，其中母職與母性是最應被彰顯的。在政治中，應該與男人的愛國心視為同等重要的公民特質——但Mouffe認為，即使並列承認男／女的公民特質與重要性，仍然陷入了一種「女人」的本質主義。
Mouffe澄清，他並非否認Pateman的論據，認為當代「個人」形象、範疇、權利，及其構成的普遍、同質的「公共」是一種父權律法的延伸。但他不同意的是Pateman的解決方案——並列「雙重性別」的公民概念——因為這反倒會加強現代父權對女人加諸的各種刻板印象，並加重公／私、感性／理性、責任／自由、自然／契約、男／女等二分句式。就結果而論，就跟上述的母性主義沒有兩樣。
Mouffe也認為現代「公民」概念的限制應該被正視並改善，但不是透過「政治化」性差異的方式，而應該重建一個與性差異完全脫鉤的公民概念。而這個構想，就需要借助他上面試圖說明的「社會關係能動者」，以構連每個人多重的主體位置，而這些位置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偶然且危急的。事實上，儘管在所有場域中，性差異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但這不代表那個要素應該被維持下去，也沒理由保留它。
Mouffe並非主張，性差異的區別應該全面消失，更不認為男女平權需要一個性別中立的社會；實際上，在很多時候，性差異及相應的差別待遇仍可能合理且有效。但在政治場域中，尤其公民這件事上，性差異簡直毫無正當性。他相信，基進多元民主需要的不是性差異為基礎的公民資格（各自為政、視為同等重要），而是設想民主政治社群中的成員究竟「是什麼」、該做些什麼，以取代現有的概念。
。‧。‧。關於「公民」：基進民主的構想
自由主義設定的公民資格，問題不限於女人的問題，而有意促進基進多元民主政治的女性主義者，應該要注意到這點。自由主義相信「人生而自由且平等」，因而建構了普遍的公民概念，但也將公民身分化約成一種法律地位，且只及於對抗國家的個人權利。這個設想完全沒考慮到權利如何行使的問題，只要權利人不違法，或不干擾其他人的權利就好。因此自由主義思想家幾乎不曾考慮過公共精神、公民活動、政治參與等問題，遑論如何促進它們。
此外，現代公民實踐政治的「公共領域」也未考慮到私領域中的權力關係與分配，也因此不會注意到個人自由權利在公／私領域中的分配，可能變成社會排除（exclusion）的依據。誠然，後來有許多女性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如承認積極自由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公共財、政治參與、參與能力等問題的討論，而不限於個人的利益和欲望。
然而，這個進路所指向的社群主義政治，也有其局限性和潛在危險，而忽略了其他形式被壓迫者的處境。社群主義形式的民主政治強調共善（common good）和共享道德價值的實質內容，其實並不符合現代民主追求的多元主義原則。反之，Mouffe認為當代「權利」的核心概念應該被保留，但應該要由更積極主動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社群歸屬感來補充。
Mouffe提議的公民資格應被視為一種政治身分，並建立在多元民主的政治原則上——讓所有人（for all）都能自由與平等。即便每個人參與的政治議題和程度不同，也對「善」有不同詮釋，但都應該對更大的政治社群有貢獻的機會。換言之，公民身分不該只是眾多認同之一（像自由主義設想的那樣），也毋須超越任何其他認同（像公民共和主義設想的那樣）。
相反地，公民身分應是一個連結社會能動者所有主體位置的原則，同時允許社會關係的多元性和個人自由。在這構想中，公／私分際並未被揚棄，而是用另一種方式討論。它們的界限並不建立在完全分隔的領域；每個情況都是一次「私」與「公」的交會。個人的想望、選擇、決定是私人的，因為涉及個人責任，但其實踐是公共的。在這裡，「民主等同」（democratic equivalence）原則是為建構一個集體政治認同，但等同（而非平等）不等於消滅差異，而是讓所有差異產生交集。
這種基進民主式的公民資格，顯然跟Pateman主張的「性差異」觀點不符，但也與另一種女性主義的切入方式有別，比如試圖以族群差異（group differentiated），提出自由主義公民新解讀的Iris Young。一樣是從對公／私分際的批判出發，但他認為公領域的排除效果不只影響女人，也包括其他許多因族裔、種族、年齡、障礙等原因受到邊緣化的族群。對他來說，核心問題在公民身分的公共範圍被假定為一種「普遍的共同意志」而超越所有差異。
因此Young主張，應該「再政治化」公共生活，而毋庸創設一個公共空間讓公民只針對共同意志或共善問題進行討論。他提議建立一個異質公共（heterogeneous public），讓受到壓迫或貶斥的群體的聲音和觀點能被有效呈現。實踐層次上。他構想出規範性的理由，使得政治不需要再假裝客觀，也不用透過理性抑制情感和欲望。因此Young認為哈伯馬斯的溝通道德在這裡可以起到作用。
儘管Young也考慮到了其他壓迫，Mouffe卻覺得「族群差異公民身分」這個概念很有問題。Mouffe認為，那種「族群身分」或許對原住民會很有用，但拿來描述其他群體（比如女人、老人、障礙者等）似乎不太恰當，而且可能會有本質化「族群」（group）這個概念的可能。事實上，Young的批評者認為他那套跟他自己批評的利益團體多元主義（interest-group pluralism）相去不遠，只是是哈伯馬斯的版本，所以強調公益而非私利。
與Young不同的是，Mouffe設想的基進民主「公民」是一種共同的政治身分，並構連各種社會關係、實踐和制度。因此Young偏好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只是基進民主政治的第一步。Mouffe認為，那些現有相悖的政治主張，是無法靠溝通調和的，需要一個更高的政治身分，在確保民主等同的情況下，各自訴求也變成彼此的政治目標。因此就算這些受壓迫的群體，未取得一個特定、本質的族群身分，也不影響共同的政治目標和行動。
。‧。‧。女性主義政治與基進民主
在《性別麻煩》裡，Judith Butler問：「當作為共同基礎的女性認同不再拘束女性主義政治時，會出現怎樣的新政治形態？」Mouffe的答案是：想像一種女性主義政治，企圖構連對抗壓迫的不同行動，為民主政治開啟更多機會。而最終出現的，就是他倡議的那種基進多元的民主。為了適當形塑這種政治，必須屏除「生為女人」的本質想像。
因為女性主義的目標不只是為「生為／作為女人」利益的政治行動，而是為了更廣泛語境中的各種解放主張——包括建構「女人」身分的各種話語、實踐與社會關係，及其暗示的從屬地位。當然，那些女性主義的目標可能透過不同的知識型而有不同樣貌：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基進區隔、基進民主等等。因此，應該揚棄追求一種唯一「真實」女性主義政治的企圖。
若是以「對抗從屬地位」為政治目標的女性主義者，就會發現，不只在性別上，而是所有社會關係中都有主從關係。因此需要做的是了解一個主體是如何透過不同話語，被放置在不同主體位置上，而非退回到處理單一問題（性別）。這也是為什麼對本質主義的批判（及其不同形式）——人本主義、理性主義、普遍主義——不是消解女性主義民主政治動能的障礙，而是使之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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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潤飾，預計投稿至【01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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