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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語世界裡，Rosi Braidotti好像一直都是以他的後人文（post-human）的哲學思想聞名，尤其因為他後期的作品大都從科技、網絡、媒體出發探討主體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但他其實也是個知名的女性主義者，在歐洲奠下了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的基礎【註一】。
事實上，他早年甚至蠻反對在美國崛起的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因為他認為「性別」是一個穩固並可能本質化兩性差異的的概念。比如在Elizabeth Weed和Naomi Schor合編的那本《當女性主義遇上酷兒理論》（Feminism Meets Queer Theory, 1997）書中，同時收錄了Judith Butler對Braidotti和Gayle Rubbin的訪問，裡面真是刀光劍影。
他們反覆回到性／別（sex/gender）與性（sexuality）的基礎問題上，爭論著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概念之間「既不可分又不得不分」的糾結關係【註二】。而讓三人糾纏不清的癥結點就在於「什麼是女人」，或「女人是（或不是）什麼」這個問題上。這其實也反映了自七〇年代以降，大西洋兩岸的女性主義者對「女性主義」實踐與女權運動不同的理解及策略【註三】。
Braidotti著述頗豐，而且針對不同議題經常採取不同的論述策略，但唯一不變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對他的影響。雖然他對德勒茲的理解也是浮動的，但大致上還是可以捕捉到他如何試圖調和女性主義與差異哲學、遊牧主體之間的關係【註四】。
＊＊＊ 德勒茲：「生成女人」的遊牧主體 ＊＊＊
在強調「差異」的後結構思潮中，德勒茲的思想具有一個獨特的位置。他的遊牧主體性（nomadic subjectivity）理論，強調了主體的肯定性結構，也因此讓德勒茲不同於較為虛無或相對主義的當代哲學範式。相較於傅柯，德勒茲將主體政治（politics of the subject）重置於美學與倫理學的框架中來討論，並著重於主體欲望的情感動能與肯定意義。Braidotti觀察到德勒茲對主體性的再定義，在後來的著述中產生了兩種派別：其一強調社會與經濟面向，用以批判後工業時代的消費社會；另一強調美學面向，用以支持文化研究所開啟的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這兩種走向在Braidotti眼裡都是一種過分簡化德勒茲理解的解讀。
Braidotti首先從德勒茲探究現代哲學中「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這個問題出發。從尼采以降，「大寫單數女人」（Woman）就經常作為哲學上的大寫他者被討論著，形成以人文主義作為根基之現代哲學的「陰性／陰柔」面向。德勒茲面對這個問題時，並未佯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更不是書寫陰性的哲學家，反而是把「生成女人」作為概念結構的核心。相比與他的許多追隨者，德勒茲本人反而更留意到不同性（sexes）之間不相稱的權力關係。
不過，Braidotti認為德勒茲與瓜塔里仍然留下了一個未解的問題：在他們的差異哲學中，究竟該如何理解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一方面，德勒茲近似於女性主義對形而上差異的解構，假設性差異是所有其他差異的媒介。另一方面，德勒茲試圖將性差異包含在其他「生成」的形式中，包括生成動物、生成昆蟲、生成少數（becoming-minority）。然而，Braidotti認為與其追求一個最終的解方，不如重新探究這兩種途徑所創造的張力；而女性主義在這問題上是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
德勒茲關於「物質」（matter）的思想起點是重新定義「內在性」（immanence）這個概念──其指稱的是主體之單一但非本質化的物質性具現，也用來描述「生成」、複雜性、斷層與生命體的運動（vital movement）。延續經驗主義的傳統，德勒茲總在攻擊西方哲學中形上學的核心地位，尤其在拉岡式的精神分析話語中。特別讓德勒茲不順眼的是精神分析中將性化的身體（sexed body）神聖化，而證成具現化自我的內在真實；此外，精神分析最終將陽剛與陰柔兩個極端制度化，以將性差異定義為「陽具中心主義」單向經濟的驅力。最後，精神分析學派也偷渡了黑格爾的思想，將欲望視為匱乏且包含其否定意義。
德勒茲反對這種由許多二元對立所構建而成的理論框架，因此他提出一種去本質化的活力論（vitalism）。德勒茲所理解的身體，是一個可供眾多生成的空間——非個人的、多晶體的組成。這是一種基進的反人文主義，主體的肉身及其物質性是一個由潛能與強度所構築而成的動態網絡，隨時在行動、隨時在變化，因此不如形上學所預設那般，能作為自我的再現。
德勒茲不接受有所謂穩定且具有根本基礎的「單一／認同」（identity）；他否定「自我」具有根源；他反對「經驗」是一種單一完整概念——這些構成了所謂的遊牧學（nomadology），強調主體是在生成空間中產生，也因此會不斷變化。比如在西方哲學中，「陽剛性」經常作為理性、自制、自我再現、超驗性及其定律等內涵的象徵參照，也因此具有指稱並安置他者性（otherness）的權力，作為主體性參數所排除而出——「以外」之組成。德勒茲認為，陽剛性與中心的穩定性相吻合，而構成西方哲學所謂之「存在」（Being），也因此陽剛性是與生成過程相悖的，因為後者創造差異、撼動「自我」。
＊＊＊ 亦友亦敵：「生成女人」與女性主義 ＊＊＊
這個推論結果顯而易見：德勒茲再陰柔性視為生成的動力，也成為自我去本質化的主要途徑，而這也是為何「生成女人」會成為德勒茲哲學中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概念之一。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女人」（woman）並不是女性（female）具現的事實或經驗；相反地，德勒茲消解了形上學兩性之作為兩極的穩定性，並試圖取消在認同範疇中「經驗」的權威性。因此，「生成女人」是一個兩性皆能參與之多形態的變化過程，包括經驗意義中的女人。女人做為疆界流動的象徵，也能潛在地擾亂「陰柔性」本身（即在陽具中心的傳統哲學中，被視為兩極中之必要「他極」）。
在這點上，德勒茲與許多女性主義者立場一致，都反對「伊底帕斯情結所理解的陰柔性」，其將女人化約成陽剛性之反射及補充物。而德勒茲所概念化的女人，作為一個持續生成的過程，接納反伊底帕斯女人（non-Oedipal woman）的積極意義；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抗拒陽具中心主義的生育象徵性，反對以性差異（以及由其出發所建構的性知識）作為兩極——即否定陰柔性及其象徵地位的女人。對Braidotti而言，欲「生成女人」的女性主義者，則需要反抗傳統人文主義的思考方式——比如所謂的平等主義、強調性／別差異的女性主義流派——進一步放棄整套的女性本質主義。
Braidotti認為，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是德勒茲遊牧主體的原型，而也成為Braidotti自己理論中的另類主體（alternative subjectivity）。這種主體追求概念化之前的情感與強度，其不僅關注哲學命題的內容，更在乎「做」哲學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力——如何另類思考、如何提出不同的思考路徑，成了德勒茲哲學與女性主義的交會點——比如德勒茲提出的塊莖（rhizome）、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等概念，都是為了取代原本固著的思考範式。
德勒茲思想對女性主義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無法否認歐洲女性主義具有人文主義的基礎，既強調女性生命經驗的實證性，也著重兩性間權力關係的相對性與不對稱性。不過自從後結構主義興起後，女性主義者又進一步提出反人文主義式的女性主義，強調以性差異的積極意義作為逃離人文主義的路徑——基於「在陽具中心文化系統中，差異性被貶斥」的假設，於是導致「差異」自然化的結果，卻也去歷史脈絡地本質化了「差異」。
主張性差異的女性主義哲學，視「差異」為針對女性主體建構系統性剝奪權力及羞辱的參數，即所謂象徵性缺席（symbolic absence）。女性主義者透過探查「差異」，以推翻原本具有貶低、壓迫意味的「差異」，並試圖給予「差異」積極的意義。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全地重新評估女性主體的單一性；也就是說，性差異的主體不是作為「大寫單數男人」（Man）的「大寫單數女人」（Woman），而是具有反身參照意義的女性—女性主義主體（female feminist subjects），因此：「大寫複數女人」（Women）是「非男人他者」的其他。
＊＊＊ 伊瑞葛來：「生成女人」對陰性的迴避 ＊＊＊
然後，Braidotti認為，後結構女性主義卻陷入了其內在矛盾之中——捨棄或保留（保留多少）人文主義的精神。比如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強調以「模仿」（mimesis）作為性差異理論的實踐策略，暫且再強調其欲推翻之二元論中之雙極中的一極。總體來說，女性主義實踐總是趨於一種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因為其為賦權於專屬女人的存在／當下、象徵性權威及思想；但女性主義哲學欲背離了這樣基礎主義的基礎，甚至當它批評「平等」這個概念有其極限時，誤將「平等」視為性差異的敵人。當女性主義採取了極端的反基礎主義時，就會將性差異所造成的傷害換譯為女性主義主體的另類生成。
當女性主義者對科技（及其社會和象徵系統）表現出躊躇不決的質疑時，女性主義的人文主義色彩更為鮮明。就算是強調虛擬肉身、科技與自我具現間之多重交集的數位女性主義的先趨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都無法完全自「女性經驗」的召喚中抽離，而這也是Braidotti認為女性主義實踐的重要成分之一。最後，哈洛威還是著眼於「認同」的問題——何為「人」？——而捨棄了討論解轄域化主體（de-territorialized subjectivities）的可能性——何為「非人」？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不難想像為何德勒茲對「生成女人」的重新定義招致了不少反對，尤其在女性主義陣營中。Luce Irigaray在《此性非一》中就對德勒茲對「女人」的詮釋（總是流動、邊緣、不「存在」的將來主體）持保留態度。Irigaray認為這種「去本質化」的企圖並沒有考慮到不同性別（sexes）之間不相稱的權力關係，及其對具現經驗的影響。
Irigaray也提到，德勒茲作為一個白人異性戀男子的位置，卻沒有真正鬆動其「做哲學」時的發話位置，如何證明「生成女人」的真實性。而這點也是Braidotti認為德勒茲在這個問題上會自相矛盾的原因：只有在歷史上擁有「穩定主體」特權者，才有資格與能力置疑「認同固化」（solidity）的問題。Gayatri Spivak也曾作出類似批評，唯有在陽具中心世界裡保持穩定者，才會注意到穩定這件事，並起身批判之，卻也落入穩固／流動、集中／逸散的二元論。
當女性主義後來不再關注形而上「女人」的整體，而強調「所謂女性」的多元性時，也越來越將「女人」的概念發散出去，成為不同種族、文化、性傾向、年齡、階級的女人（們），也使得女性主義能避免本質化的陷阱，但也越來越難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何謂女人」——女人不再抽象，不再隸屬於「陰性」，也不再「同一」。
然而，這也是Braidotti認為德勒茲思想再度與女性主義產生交集的地方，儘管德勒茲仍然沒有回答「生成女人」與真實的女性經驗之間的關係，但德勒茲這難以言喻、無法自己概念化的發話位置，正是他與女性主義糾葛之處。Braidotti試想，若德勒茲承認了「陰性」的絕對從屬地位，那他是否就與不分性別「多重生成」的主體理論相互矛盾了？這個張力源於德勒茲假設「性」是欲望流及其強度所構成，而非出於匱乏（lack）。
＊＊＊ 再嫁接：既是女性主義也是遊牧哲學的「生成女人」 ＊＊＊
不過Braidotti認為，這卻與後結構女性主義產生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女性」不在中心也不在邊緣，女人不隸屬陰陽矩陣中任何一極，女性主義者的主體是隨時改變、移動的，既模仿任何其他主體，卻也從未真正成為誰。女性主義者的「女人」是「所有他者之其他」。而再進一步，Braidotti主張女性主義的行動策略是「反記憶」（countermemory）——拒絕遺忘（或拒絕遺忘）弱勢的生命經驗，承擔「為成為他者而生」的另類主體，但是是以德勒茲式的積極欲望與肯定式政治為原則。
但會不會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生成多元的女人」（becoming-diverse of women）與德勒茲所謂「生成女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呢？事實上，總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版德勒茲的Braidotti在批判德勒茲思想上從未鬆懈過，他甚至曾說過：德勒茲的「生成女人」無法完全連結到真實生活中女性的生活、經驗、困境、運動，而這種「省略不談」的哲學是危險的，不論德勒茲再如何有創意地組裝象徵意義上的「女人」，並賦予「陰性」攪動秩序的積極意義【註五】。
Braidotti最後認為，真正的癥結點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無法再現的（女性主體）與得以再現的（陰性之象徵力量）之交集，並使之產生顛覆主體化程序既定規範的能力？於是最終，任何人都是「女人」，任何人都能遁入遊離的陰性中（或因附隨陰性空間而不再固著），那將是一個「後女人」（post woman）的時代——陰／陽界限的模糊，但女性主義者設想的「生成多元的女人」仍不該化約成「無性差別」（sexually undifferentiated ）的多重性。就這點而言，Braidotti還是堅持女性主體在「性」上的意義，即便那個意義反覆、逸散且不固定——諸如當時興起的怪胎（queerness）、跨性（trans-ness）的女人等。
我們可以稱這些為新主體：在特定時空、女性主義實踐下，「正在成形的主體」（subject-in-process）；又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他們是：受到反性差異伊底帕斯化所驅動之欲望，為突破陽具中心帝國轄域而生的新主體，利用陰／陽互補且矛盾的哲學意義解消陰／陽界限。但Braidotti自己視這些「新女人」為一種遊牧主體——永遠生成中，卻無法定型的非陽性他者（non-masculine others）的其他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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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他最有名的成就就是在1991年時，於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開展了一項「歐洲跨領域女性研究網」（Net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W♀men’s Studies in Europe）的計畫，又稱噪音（NOI♀SE），持續至今。
【註二】前者訪談文章是Feminism by Any Other Name，而後者訪談文章題名為Sexual Traffic。
【註三】關於法國女性主義，包括Hélène Cixous、Luce Irigaray與Julia Kristeva三大家的立場，以及他們與英美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參考施舜翔這篇《西蒙波娃之後：法國女性主義及其不滿》。
【註四】本文主要參考Braidotti早期的文章與訪談，尤其是那篇刊於Man and World上的《包含差異的遊牧理論》（Normadism with a difference, 1996）。
【註五】參見Bolette Blaagaard與Iris van der Tuin合編的《布拉伊多蒂的主體》（The Subject of Rosi Braidotti, 2014），其中第一章即點出Braidotti來回遊移德勒茲思想的雀躍與躊躇，而這顯然受Irigaray對德勒茲的批評影響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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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草稿，預計投稿至【01哲學】。
事實上，他早年甚至蠻反對在美國崛起的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因為他認為「性別」是一個穩固並可能本質化兩性差異的的概念。比如在Elizabeth Weed和Naomi Schor合編的那本《當女性主義遇上酷兒理論》（Feminism Meets Queer Theory, 1997）書中，同時收錄了Judith Butler對Braidotti和Gayle Rubbin的訪問，裡面真是刀光劍影。
他們反覆回到性／別（sex/gender）與性（sexuality）的基礎問題上，爭論著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概念之間「既不可分又不得不分」的糾結關係【註二】。而讓三人糾纏不清的癥結點就在於「什麼是女人」，或「女人是（或不是）什麼」這個問題上。這其實也反映了自七〇年代以降，大西洋兩岸的女性主義者對「女性主義」實踐與女權運動不同的理解及策略【註三】。
Braidotti著述頗豐，而且針對不同議題經常採取不同的論述策略，但唯一不變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對他的影響。雖然他對德勒茲的理解也是浮動的，但大致上還是可以捕捉到他如何試圖調和女性主義與差異哲學、遊牧主體之間的關係【註四】。
＊＊＊ 德勒茲：「生成女人」的遊牧主體 ＊＊＊
在強調「差異」的後結構思潮中，德勒茲的思想具有一個獨特的位置。他的遊牧主體性（nomadic subjectivity）理論，強調了主體的肯定性結構，也因此讓德勒茲不同於較為虛無或相對主義的當代哲學範式。相較於傅柯，德勒茲將主體政治（politics of the subject）重置於美學與倫理學的框架中來討論，並著重於主體欲望的情感動能與肯定意義。Braidotti觀察到德勒茲對主體性的再定義，在後來的著述中產生了兩種派別：其一強調社會與經濟面向，用以批判後工業時代的消費社會；另一強調美學面向，用以支持文化研究所開啟的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這兩種走向在Braidotti眼裡都是一種過分簡化德勒茲理解的解讀。
Braidotti首先從德勒茲探究現代哲學中「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這個問題出發。從尼采以降，「大寫單數女人」（Woman）就經常作為哲學上的大寫他者被討論著，形成以人文主義作為根基之現代哲學的「陰性／陰柔」面向。德勒茲面對這個問題時，並未佯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更不是書寫陰性的哲學家，反而是把「生成女人」作為概念結構的核心。相比與他的許多追隨者，德勒茲本人反而更留意到不同性（sexes）之間不相稱的權力關係。
不過，Braidotti認為德勒茲與瓜塔里仍然留下了一個未解的問題：在他們的差異哲學中，究竟該如何理解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一方面，德勒茲近似於女性主義對形而上差異的解構，假設性差異是所有其他差異的媒介。另一方面，德勒茲試圖將性差異包含在其他「生成」的形式中，包括生成動物、生成昆蟲、生成少數（becoming-minority）。然而，Braidotti認為與其追求一個最終的解方，不如重新探究這兩種途徑所創造的張力；而女性主義在這問題上是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
德勒茲關於「物質」（matter）的思想起點是重新定義「內在性」（immanence）這個概念──其指稱的是主體之單一但非本質化的物質性具現，也用來描述「生成」、複雜性、斷層與生命體的運動（vital movement）。延續經驗主義的傳統，德勒茲總在攻擊西方哲學中形上學的核心地位，尤其在拉岡式的精神分析話語中。特別讓德勒茲不順眼的是精神分析中將性化的身體（sexed body）神聖化，而證成具現化自我的內在真實；此外，精神分析最終將陽剛與陰柔兩個極端制度化，以將性差異定義為「陽具中心主義」單向經濟的驅力。最後，精神分析學派也偷渡了黑格爾的思想，將欲望視為匱乏且包含其否定意義。
德勒茲反對這種由許多二元對立所構建而成的理論框架，因此他提出一種去本質化的活力論（vitalism）。德勒茲所理解的身體，是一個可供眾多生成的空間——非個人的、多晶體的組成。這是一種基進的反人文主義，主體的肉身及其物質性是一個由潛能與強度所構築而成的動態網絡，隨時在行動、隨時在變化，因此不如形上學所預設那般，能作為自我的再現。
德勒茲不接受有所謂穩定且具有根本基礎的「單一／認同」（identity）；他否定「自我」具有根源；他反對「經驗」是一種單一完整概念——這些構成了所謂的遊牧學（nomadology），強調主體是在生成空間中產生，也因此會不斷變化。比如在西方哲學中，「陽剛性」經常作為理性、自制、自我再現、超驗性及其定律等內涵的象徵參照，也因此具有指稱並安置他者性（otherness）的權力，作為主體性參數所排除而出——「以外」之組成。德勒茲認為，陽剛性與中心的穩定性相吻合，而構成西方哲學所謂之「存在」（Being），也因此陽剛性是與生成過程相悖的，因為後者創造差異、撼動「自我」。
＊＊＊ 亦友亦敵：「生成女人」與女性主義 ＊＊＊
這個推論結果顯而易見：德勒茲再陰柔性視為生成的動力，也成為自我去本質化的主要途徑，而這也是為何「生成女人」會成為德勒茲哲學中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概念之一。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女人」（woman）並不是女性（female）具現的事實或經驗；相反地，德勒茲消解了形上學兩性之作為兩極的穩定性，並試圖取消在認同範疇中「經驗」的權威性。因此，「生成女人」是一個兩性皆能參與之多形態的變化過程，包括經驗意義中的女人。女人做為疆界流動的象徵，也能潛在地擾亂「陰柔性」本身（即在陽具中心的傳統哲學中，被視為兩極中之必要「他極」）。
在這點上，德勒茲與許多女性主義者立場一致，都反對「伊底帕斯情結所理解的陰柔性」，其將女人化約成陽剛性之反射及補充物。而德勒茲所概念化的女人，作為一個持續生成的過程，接納反伊底帕斯女人（non-Oedipal woman）的積極意義；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抗拒陽具中心主義的生育象徵性，反對以性差異（以及由其出發所建構的性知識）作為兩極——即否定陰柔性及其象徵地位的女人。對Braidotti而言，欲「生成女人」的女性主義者，則需要反抗傳統人文主義的思考方式——比如所謂的平等主義、強調性／別差異的女性主義流派——進一步放棄整套的女性本質主義。
Braidotti認為，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是德勒茲遊牧主體的原型，而也成為Braidotti自己理論中的另類主體（alternative subjectivity）。這種主體追求概念化之前的情感與強度，其不僅關注哲學命題的內容，更在乎「做」哲學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力——如何另類思考、如何提出不同的思考路徑，成了德勒茲哲學與女性主義的交會點——比如德勒茲提出的塊莖（rhizome）、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等概念，都是為了取代原本固著的思考範式。
德勒茲思想對女性主義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無法否認歐洲女性主義具有人文主義的基礎，既強調女性生命經驗的實證性，也著重兩性間權力關係的相對性與不對稱性。不過自從後結構主義興起後，女性主義者又進一步提出反人文主義式的女性主義，強調以性差異的積極意義作為逃離人文主義的路徑——基於「在陽具中心文化系統中，差異性被貶斥」的假設，於是導致「差異」自然化的結果，卻也去歷史脈絡地本質化了「差異」。
主張性差異的女性主義哲學，視「差異」為針對女性主體建構系統性剝奪權力及羞辱的參數，即所謂象徵性缺席（symbolic absence）。女性主義者透過探查「差異」，以推翻原本具有貶低、壓迫意味的「差異」，並試圖給予「差異」積極的意義。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全地重新評估女性主體的單一性；也就是說，性差異的主體不是作為「大寫單數男人」（Man）的「大寫單數女人」（Woman），而是具有反身參照意義的女性—女性主義主體（female feminist subjects），因此：「大寫複數女人」（Women）是「非男人他者」的其他。
＊＊＊ 伊瑞葛來：「生成女人」對陰性的迴避 ＊＊＊
然後，Braidotti認為，後結構女性主義卻陷入了其內在矛盾之中——捨棄或保留（保留多少）人文主義的精神。比如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強調以「模仿」（mimesis）作為性差異理論的實踐策略，暫且再強調其欲推翻之二元論中之雙極中的一極。總體來說，女性主義實踐總是趨於一種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因為其為賦權於專屬女人的存在／當下、象徵性權威及思想；但女性主義哲學欲背離了這樣基礎主義的基礎，甚至當它批評「平等」這個概念有其極限時，誤將「平等」視為性差異的敵人。當女性主義採取了極端的反基礎主義時，就會將性差異所造成的傷害換譯為女性主義主體的另類生成。
當女性主義者對科技（及其社會和象徵系統）表現出躊躇不決的質疑時，女性主義的人文主義色彩更為鮮明。就算是強調虛擬肉身、科技與自我具現間之多重交集的數位女性主義的先趨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都無法完全自「女性經驗」的召喚中抽離，而這也是Braidotti認為女性主義實踐的重要成分之一。最後，哈洛威還是著眼於「認同」的問題——何為「人」？——而捨棄了討論解轄域化主體（de-territorialized subjectivities）的可能性——何為「非人」？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不難想像為何德勒茲對「生成女人」的重新定義招致了不少反對，尤其在女性主義陣營中。Luce Irigaray在《此性非一》中就對德勒茲對「女人」的詮釋（總是流動、邊緣、不「存在」的將來主體）持保留態度。Irigaray認為這種「去本質化」的企圖並沒有考慮到不同性別（sexes）之間不相稱的權力關係，及其對具現經驗的影響。
Irigaray也提到，德勒茲作為一個白人異性戀男子的位置，卻沒有真正鬆動其「做哲學」時的發話位置，如何證明「生成女人」的真實性。而這點也是Braidotti認為德勒茲在這個問題上會自相矛盾的原因：只有在歷史上擁有「穩定主體」特權者，才有資格與能力置疑「認同固化」（solidity）的問題。Gayatri Spivak也曾作出類似批評，唯有在陽具中心世界裡保持穩定者，才會注意到穩定這件事，並起身批判之，卻也落入穩固／流動、集中／逸散的二元論。
當女性主義後來不再關注形而上「女人」的整體，而強調「所謂女性」的多元性時，也越來越將「女人」的概念發散出去，成為不同種族、文化、性傾向、年齡、階級的女人（們），也使得女性主義能避免本質化的陷阱，但也越來越難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何謂女人」——女人不再抽象，不再隸屬於「陰性」，也不再「同一」。
然而，這也是Braidotti認為德勒茲思想再度與女性主義產生交集的地方，儘管德勒茲仍然沒有回答「生成女人」與真實的女性經驗之間的關係，但德勒茲這難以言喻、無法自己概念化的發話位置，正是他與女性主義糾葛之處。Braidotti試想，若德勒茲承認了「陰性」的絕對從屬地位，那他是否就與不分性別「多重生成」的主體理論相互矛盾了？這個張力源於德勒茲假設「性」是欲望流及其強度所構成，而非出於匱乏（lack）。
＊＊＊ 再嫁接：既是女性主義也是遊牧哲學的「生成女人」 ＊＊＊
不過Braidotti認為，這卻與後結構女性主義產生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女性」不在中心也不在邊緣，女人不隸屬陰陽矩陣中任何一極，女性主義者的主體是隨時改變、移動的，既模仿任何其他主體，卻也從未真正成為誰。女性主義者的「女人」是「所有他者之其他」。而再進一步，Braidotti主張女性主義的行動策略是「反記憶」（countermemory）——拒絕遺忘（或拒絕遺忘）弱勢的生命經驗，承擔「為成為他者而生」的另類主體，但是是以德勒茲式的積極欲望與肯定式政治為原則。
但會不會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生成多元的女人」（becoming-diverse of women）與德勒茲所謂「生成女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呢？事實上，總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版德勒茲的Braidotti在批判德勒茲思想上從未鬆懈過，他甚至曾說過：德勒茲的「生成女人」無法完全連結到真實生活中女性的生活、經驗、困境、運動，而這種「省略不談」的哲學是危險的，不論德勒茲再如何有創意地組裝象徵意義上的「女人」，並賦予「陰性」攪動秩序的積極意義【註五】。
Braidotti最後認為，真正的癥結點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無法再現的（女性主體）與得以再現的（陰性之象徵力量）之交集，並使之產生顛覆主體化程序既定規範的能力？於是最終，任何人都是「女人」，任何人都能遁入遊離的陰性中（或因附隨陰性空間而不再固著），那將是一個「後女人」（post woman）的時代——陰／陽界限的模糊，但女性主義者設想的「生成多元的女人」仍不該化約成「無性差別」（sexually undifferentiated ）的多重性。就這點而言，Braidotti還是堅持女性主體在「性」上的意義，即便那個意義反覆、逸散且不固定——諸如當時興起的怪胎（queerness）、跨性（trans-ness）的女人等。
我們可以稱這些為新主體：在特定時空、女性主義實踐下，「正在成形的主體」（subject-in-process）；又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他們是：受到反性差異伊底帕斯化所驅動之欲望，為突破陽具中心帝國轄域而生的新主體，利用陰／陽互補且矛盾的哲學意義解消陰／陽界限。但Braidotti自己視這些「新女人」為一種遊牧主體——永遠生成中，卻無法定型的非陽性他者（non-masculine others）的其他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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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他最有名的成就就是在1991年時，於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開展了一項「歐洲跨領域女性研究網」（Net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W♀men’s Studies in Europe）的計畫，又稱噪音（NOI♀SE），持續至今。
【註二】前者訪談文章是Feminism by Any Other Name，而後者訪談文章題名為Sexual Traffic。
【註三】關於法國女性主義，包括Hélène Cixous、Luce Irigaray與Julia Kristeva三大家的立場，以及他們與英美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參考施舜翔這篇《西蒙波娃之後：法國女性主義及其不滿》。
【註四】本文主要參考Braidotti早期的文章與訪談，尤其是那篇刊於Man and World上的《包含差異的遊牧理論》（Normadism with a difference, 1996）。
【註五】參見Bolette Blaagaard與Iris van der Tuin合編的《布拉伊多蒂的主體》（The Subject of Rosi Braidotti, 2014），其中第一章即點出Braidotti來回遊移德勒茲思想的雀躍與躊躇，而這顯然受Irigaray對德勒茲的批評影響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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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草稿，預計投稿至【01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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