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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按 ＜＜＜
何春蕤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集結了他這幾年對於台灣性別運動的觀察與批判。其中那本書的序言也已公開在【苦勞網】上，直指「團結抵抗的急迫性」——這個提醒是針對個人主義式、以契約交易關係為主的平權思維而來。
透過該書，何老師呼籲眾人：「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事實上，不只是性別，性治理（sexuality governance）或其他以認同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似乎循著自由主義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建置而成。
在台灣，社會主義的鬱鬱寡歡與自由主義的欣欣向榮經常被極簡地化約為兩岸不同政治經濟型態的糾葛，難以跳脫出冷戰結構所挾帶的政治焦慮，也因此何教授在討論台灣時一定得參照「不那麼西化」的中國。另一方面，挑釁性／別政治正確的基進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無處可去、「朝向保守的知識菁英主義」。
不過事情真那麼簡單嗎？所謂「西方文明」真是鐵板一塊，毫無掙扎或分裂嗎？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同盟」並非台灣特有，但那些自相矛盾到底是行動實踐上出了差錯，還是理論層次上的困境？高穎超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據了解尚未發表），當今的政治立場已非光譜，而更像是馬蹄形，越基進的兩端越接近。
這些觀察都有描述上的正確性，但似乎都只把故事說了一半。於是我節譯了Nancy Fraser的這篇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刊登於《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4, 2015, 699-712），而它也儼然是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之精華版。
這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以及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恩怨情仇——或許可以作為何老師新書的前導閱讀，且稍稍回應社會現實與解放運動理念之間的扞格。事實上，Fraser並沒有給出解方，而作為一名提問者，我覺得他真正對話對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會理論家，而是其他對性別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義者。
因此，讀者若有興趣，或許還能將這篇對應到Catharine MacKinnon、Judith Butler、Iris Young、Wendy Brown、Seyla Benhabib等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女權行動者（這裡只是舉例）的著述和理論，相互觀照參考，或許更能體會文中所商榷、批評或同情的對象為何。
－。－。－
＞＞＞ 女性主義的內在矛盾：經濟自由的話術與魅惑
雖然以上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診斷，或具有描述意義上的正確性，但Fraser也自承，光是主張第二波女性主義「因拋棄分配正義的目標」而因此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是既不準確也不公允的。這個過於簡化的講法，容易使人誤以為女性主義純粹忘卻了政治經濟批判的重要性；或誤導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天不時、地不利，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女性主義者本身真何其無辜嗎？Fraser認為，那個「合流」的結果不是一個意外，而有更深沈的緣由——策略上的親近性。也可能出於女性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使得它既近似於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又能與集體平等主義（solidary egalitarianism）接合。某程度上，女性主義甚至可能貢獻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因為這光靠市場上的行動者不太可能達成，而後者也無法單憑己力推翻福利制度。
Fraser表示，自由市場主義者可能揭發了福利國家的家長思維、官僚系統、沒效率、壓迫等特性，但各種解放運動更進一步拆穿它的男性中心主義、侍從主義（clientelism）、它單一的文化多數社群主義（monocultural majority communitarianism）及它「以保護之名」發動的新帝國主義。在這情況下，急欲擺脫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義者，一下子多了許多盟友。儘管目標大相徑庭，這些同床異夢的「自由主義者」卻給了社會主義連環攻擊。
從這個角度來說，女性主義並非單單只是強大敵人的受害者，而是一同創造歷史的參與者。由於社會保障制度隱含的性別階序（比如不把負擔家務的女人視為社會保險保障的「勞工」），而越來越不信任福利制度的狀況下，主流的女性主義選擇一條危險的路——為了對抗「宰制式的社會保障」，他們沒有試圖摸索「解放式的社會保障」，而選擇了直接放棄社會保障。也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大聲疾呼著個人主義、自由意志、菁英政治。
透過選擇性地保障／補助「有薪勞動」，進一步正常化女人的經濟依賴、制度化男性中心視角對家庭與工作的理解，這些不平等的待遇導致女人無法充分參與社交生活與公共事務。這批判強而有力，卻暴露了一個矛盾，因為其給予的方案竟是傾向「保障女人充分工作權」與同工同酬的主張，於是仍舊忽略了社會對「無薪勞動者」的歧視，也使得追求「男人般的自立與成就」成為正典；而這偏偏正好符合了偏愛競爭多過團結之勞務市場階層化的邏輯。
Fraser試問，若當時的女性主義者拒絕了「男人本位的成功價值觀」，而更傾向追求無薪勞動者公平待遇——不分性別，而以階級意識對抗「經濟依賴／經濟獨立」的對立——是否有機會阻止社會保障制度的崩潰？事實上，第二波女性主義中兩種聲音都有：所謂的自由或基進女性主義是較重視市場參與的，而社會女性主義則傾向維護並擴展社會保障體系。當然前者，也不總是追求「雙薪家庭」，或有意識地與市場勾連，但他們的確把解放運動的重心放在性別上的差異，而輕忽了性別間的階級。
然而，近來女性主義的矛盾似乎獲得緩解，幾乎都向市場靠攏了——主流的女性主義敘事一致避開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著眼於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別壓迫，堅信「有工、有酬，則有尊重、有生活」的論點，彷彿「性別歸性別，階級歸階級」。這在在顯示了女性主義並非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兩者同盟也不是巧合。事實上，新自由主義不可能隻手逆天，而第二波女性主義對其崛起，確為重要推手。
如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論證：純粹的經濟利益不足以改變歷史走向，因為自由市場的誘因並無法讓眾人一同放棄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跟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要能產生普遍的響應，以促成社會變遷，需要一種精神（spirit）和魅力，讓人相信無止盡累積無意義的資本是為了追求更高的道德價值——即自我與家庭生活的救贖。
早年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支持「救贖論」的喀爾文主義，那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是什麼呢？根據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的《資本主義新的精神》，資本主義會週期性地自我重整，在其失落時吸納並收編對它的批判。當它整編再出發時已是嶄新面貌，也被賦予新的道德高度，以籠絡舊信徒、招納新粉絲，讓他們相信「付出勞動，換取資本」的真善美。新自由主義現身時，已將新左的批判力道化整為零——強調水平合作、彈性工時、社交網路與能動性、個人自主與創造力，以取代高度組織化、僵硬封閉的階序文化。
這個「新的精神」與性別何干？Fraser認為那所謂資本主義新的精神，當然包括了男性陽剛式的浪漫情懷，憧憬著自由奔放、冒險犯難、無拘無束、無牽無掛、自我滿足的個人主義。但它這次也考慮到了「女人」，各式各樣女性的需求——年輕單身的女人、已婚或有小孩的女人、不同種族、膚色、國籍、性傾向的女人。所有人（不分性別）全都（必須）進入全球勞動市場，所有人參與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薪資、職等、消費能力、物質條件。
但拒絕了「深化女人經濟依賴的家務給薪（family wage）方案」，將女性勞力釋出自由市場，真的提升女人的社會地位且促進性別正義了嗎？中產女性從此毋庸服膺性別規範了嗎？還是更不自由了？其他勞工、低薪、無薪階級的女性「期待透過財富積累，突破傳統保守的性別秩序」，真的受到同樣階級中的男人的尊重嗎？成效似乎不彰，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家都想也都在追求並累積資本。
除了中斷家務給薪方案，第二波女性主義對福利國家長主義的特徵，也被新自由主義借來批評「奶媽國家」（nanny state），並以眾多「協助女人自力更生」的微型貸款制度（microcredit）和菁英專業化的婦權NGO等形式現身。這個發展也被延伸至符合新自由主義需求之全球治理的領域，諸如國際組織中的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這些都使女性主義者重新擁抱自由市場、管理技術、官僚階層等——彷彿只要行為主體是「女人」，就算是性別平等了。
＞＞＞ 結論
如同喀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曖昧令人難以置信，新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糾葛也是教人如坐針氈。Fraser大膽假設，若兩者間真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親近性，那就是它們的共同敵人：傳統權威——所有具有宰制能力的男人（父親、兄弟、牧師、耆老、丈夫），以及以他們為中心所建立的倫常秩序、國家、政府，和其他可能有能力制衡或控制市場的機制。
不過，當然女性主義也有跟新自由主義分歧的地方，即對待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態度。比如婚姻制度對女性造成系統性的社會脆弱性，因而正當化女人對婚姻帶來的保障之想望和需求。然而，女性主義批判因此貶低家庭價值，卻忽略社會脆弱性乃是以「市場邏輯評估個人貢獻」為前提所致，而不自覺加強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
可是新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性別平等」或女性解放只是表象，而非其真正目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從來都不是行動者的自由，遑論彼此之間平等與否。不過，我們當然不能斷然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是失敗的，也不該輕描淡寫地覺得解放運動成就了新自由主義，更不能因此視市場化為歷史必然的結果。
那我們應該或可以怎麼辦呢？Fraser一口氣提出了很多問題與假設，試圖揣測抗爭運動的三個面向（包括資本創造的階級、福利制度的性別盲、弱勢群體的貶斥）如何相互勾連、如何兩兩合致、如何收編抗爭意識及行動。但他沒有真正給出理論上的解答或實踐上的方案——或至少我自己覺得後面一整大段都是些極其空泛、心靈雞湯式的信心喊話。
不過他最主要的建議是：讓1960年代女性主義的動能和理想，重返歷史與政治的舞台。所有解放運動（包括女性主義）應直面並承認當時策略上與資本主義的危險合流，並重新擁抱修正後（即開了性／別天眼）的社會保障制度——將去宰制的理想建立在社會團結與社會福利的正當性之上，但不因此忽視消極自由對維護個人尊嚴的重要性。
何春蕤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集結了他這幾年對於台灣性別運動的觀察與批判。其中那本書的序言也已公開在【苦勞網】上，直指「團結抵抗的急迫性」——這個提醒是針對個人主義式、以契約交易關係為主的平權思維而來。
透過該書，何老師呼籲眾人：「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事實上，不只是性別，性治理（sexuality governance）或其他以認同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似乎循著自由主義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建置而成。
在台灣，社會主義的鬱鬱寡歡與自由主義的欣欣向榮經常被極簡地化約為兩岸不同政治經濟型態的糾葛，難以跳脫出冷戰結構所挾帶的政治焦慮，也因此何教授在討論台灣時一定得參照「不那麼西化」的中國。另一方面，挑釁性／別政治正確的基進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無處可去、「朝向保守的知識菁英主義」。
不過事情真那麼簡單嗎？所謂「西方文明」真是鐵板一塊，毫無掙扎或分裂嗎？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同盟」並非台灣特有，但那些自相矛盾到底是行動實踐上出了差錯，還是理論層次上的困境？高穎超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據了解尚未發表），當今的政治立場已非光譜，而更像是馬蹄形，越基進的兩端越接近。
這些觀察都有描述上的正確性，但似乎都只把故事說了一半。於是我節譯了Nancy Fraser的這篇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刊登於《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4, 2015, 699-712），而它也儼然是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之精華版。
這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以及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恩怨情仇——或許可以作為何老師新書的前導閱讀，且稍稍回應社會現實與解放運動理念之間的扞格。事實上，Fraser並沒有給出解方，而作為一名提問者，我覺得他真正對話對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會理論家，而是其他對性別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義者。
因此，讀者若有興趣，或許還能將這篇對應到Catharine MacKinnon、Judith Butler、Iris Young、Wendy Brown、Seyla Benhabib等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女權行動者（這裡只是舉例）的著述和理論，相互觀照參考，或許更能體會文中所商榷、批評或同情的對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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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的內在矛盾：經濟自由的話術與魅惑
雖然以上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診斷，或具有描述意義上的正確性，但Fraser也自承，光是主張第二波女性主義「因拋棄分配正義的目標」而因此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是既不準確也不公允的。這個過於簡化的講法，容易使人誤以為女性主義純粹忘卻了政治經濟批判的重要性；或誤導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天不時、地不利，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女性主義者本身真何其無辜嗎？Fraser認為，那個「合流」的結果不是一個意外，而有更深沈的緣由——策略上的親近性。也可能出於女性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使得它既近似於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又能與集體平等主義（solidary egalitarianism）接合。某程度上，女性主義甚至可能貢獻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因為這光靠市場上的行動者不太可能達成，而後者也無法單憑己力推翻福利制度。
Fraser表示，自由市場主義者可能揭發了福利國家的家長思維、官僚系統、沒效率、壓迫等特性，但各種解放運動更進一步拆穿它的男性中心主義、侍從主義（clientelism）、它單一的文化多數社群主義（monocultural majority communitarianism）及它「以保護之名」發動的新帝國主義。在這情況下，急欲擺脫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義者，一下子多了許多盟友。儘管目標大相徑庭，這些同床異夢的「自由主義者」卻給了社會主義連環攻擊。
從這個角度來說，女性主義並非單單只是強大敵人的受害者，而是一同創造歷史的參與者。由於社會保障制度隱含的性別階序（比如不把負擔家務的女人視為社會保險保障的「勞工」），而越來越不信任福利制度的狀況下，主流的女性主義選擇一條危險的路——為了對抗「宰制式的社會保障」，他們沒有試圖摸索「解放式的社會保障」，而選擇了直接放棄社會保障。也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大聲疾呼著個人主義、自由意志、菁英政治。
透過選擇性地保障／補助「有薪勞動」，進一步正常化女人的經濟依賴、制度化男性中心視角對家庭與工作的理解，這些不平等的待遇導致女人無法充分參與社交生活與公共事務。這批判強而有力，卻暴露了一個矛盾，因為其給予的方案竟是傾向「保障女人充分工作權」與同工同酬的主張，於是仍舊忽略了社會對「無薪勞動者」的歧視，也使得追求「男人般的自立與成就」成為正典；而這偏偏正好符合了偏愛競爭多過團結之勞務市場階層化的邏輯。
Fraser試問，若當時的女性主義者拒絕了「男人本位的成功價值觀」，而更傾向追求無薪勞動者公平待遇——不分性別，而以階級意識對抗「經濟依賴／經濟獨立」的對立——是否有機會阻止社會保障制度的崩潰？事實上，第二波女性主義中兩種聲音都有：所謂的自由或基進女性主義是較重視市場參與的，而社會女性主義則傾向維護並擴展社會保障體系。當然前者，也不總是追求「雙薪家庭」，或有意識地與市場勾連，但他們的確把解放運動的重心放在性別上的差異，而輕忽了性別間的階級。
然而，近來女性主義的矛盾似乎獲得緩解，幾乎都向市場靠攏了——主流的女性主義敘事一致避開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著眼於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別壓迫，堅信「有工、有酬，則有尊重、有生活」的論點，彷彿「性別歸性別，階級歸階級」。這在在顯示了女性主義並非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兩者同盟也不是巧合。事實上，新自由主義不可能隻手逆天，而第二波女性主義對其崛起，確為重要推手。
如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論證：純粹的經濟利益不足以改變歷史走向，因為自由市場的誘因並無法讓眾人一同放棄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跟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要能產生普遍的響應，以促成社會變遷，需要一種精神（spirit）和魅力，讓人相信無止盡累積無意義的資本是為了追求更高的道德價值——即自我與家庭生活的救贖。
早年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支持「救贖論」的喀爾文主義，那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是什麼呢？根據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的《資本主義新的精神》，資本主義會週期性地自我重整，在其失落時吸納並收編對它的批判。當它整編再出發時已是嶄新面貌，也被賦予新的道德高度，以籠絡舊信徒、招納新粉絲，讓他們相信「付出勞動，換取資本」的真善美。新自由主義現身時，已將新左的批判力道化整為零——強調水平合作、彈性工時、社交網路與能動性、個人自主與創造力，以取代高度組織化、僵硬封閉的階序文化。
這個「新的精神」與性別何干？Fraser認為那所謂資本主義新的精神，當然包括了男性陽剛式的浪漫情懷，憧憬著自由奔放、冒險犯難、無拘無束、無牽無掛、自我滿足的個人主義。但它這次也考慮到了「女人」，各式各樣女性的需求——年輕單身的女人、已婚或有小孩的女人、不同種族、膚色、國籍、性傾向的女人。所有人（不分性別）全都（必須）進入全球勞動市場，所有人參與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薪資、職等、消費能力、物質條件。
但拒絕了「深化女人經濟依賴的家務給薪（family wage）方案」，將女性勞力釋出自由市場，真的提升女人的社會地位且促進性別正義了嗎？中產女性從此毋庸服膺性別規範了嗎？還是更不自由了？其他勞工、低薪、無薪階級的女性「期待透過財富積累，突破傳統保守的性別秩序」，真的受到同樣階級中的男人的尊重嗎？成效似乎不彰，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家都想也都在追求並累積資本。
除了中斷家務給薪方案，第二波女性主義對福利國家長主義的特徵，也被新自由主義借來批評「奶媽國家」（nanny state），並以眾多「協助女人自力更生」的微型貸款制度（microcredit）和菁英專業化的婦權NGO等形式現身。這個發展也被延伸至符合新自由主義需求之全球治理的領域，諸如國際組織中的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這些都使女性主義者重新擁抱自由市場、管理技術、官僚階層等——彷彿只要行為主體是「女人」，就算是性別平等了。
＞＞＞ 結論
如同喀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曖昧令人難以置信，新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糾葛也是教人如坐針氈。Fraser大膽假設，若兩者間真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親近性，那就是它們的共同敵人：傳統權威——所有具有宰制能力的男人（父親、兄弟、牧師、耆老、丈夫），以及以他們為中心所建立的倫常秩序、國家、政府，和其他可能有能力制衡或控制市場的機制。
不過，當然女性主義也有跟新自由主義分歧的地方，即對待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態度。比如婚姻制度對女性造成系統性的社會脆弱性，因而正當化女人對婚姻帶來的保障之想望和需求。然而，女性主義批判因此貶低家庭價值，卻忽略社會脆弱性乃是以「市場邏輯評估個人貢獻」為前提所致，而不自覺加強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
可是新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性別平等」或女性解放只是表象，而非其真正目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從來都不是行動者的自由，遑論彼此之間平等與否。不過，我們當然不能斷然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是失敗的，也不該輕描淡寫地覺得解放運動成就了新自由主義，更不能因此視市場化為歷史必然的結果。
那我們應該或可以怎麼辦呢？Fraser一口氣提出了很多問題與假設，試圖揣測抗爭運動的三個面向（包括資本創造的階級、福利制度的性別盲、弱勢群體的貶斥）如何相互勾連、如何兩兩合致、如何收編抗爭意識及行動。但他沒有真正給出理論上的解答或實踐上的方案——或至少我自己覺得後面一整大段都是些極其空泛、心靈雞湯式的信心喊話。
不過他最主要的建議是：讓1960年代女性主義的動能和理想，重返歷史與政治的舞台。所有解放運動（包括女性主義）應直面並承認當時策略上與資本主義的危險合流，並重新擁抱修正後（即開了性／別天眼）的社會保障制度——將去宰制的理想建立在社會團結與社會福利的正當性之上，但不因此忽視消極自由對維護個人尊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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