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譯者按 ＜＜＜
何春蕤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集結了他這幾年對於台灣性別運動的觀察與批判。其中那本書的序言也已公開在【苦勞網】上，直指「團結抵抗的急迫性」——這個提醒是針對個人主義式、以契約交易關係為主的平權思維而來。
透過該書，何老師呼籲眾人：「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事實上，不只是性別，性治理（sexuality governance）或其他以認同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似乎循著自由主義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建置而成。
在台灣，社會主義的鬱鬱寡歡與自由主義的欣欣向榮經常被極簡地化約為兩岸不同政治經濟型態的糾葛，難以跳脫出冷戰結構所挾帶的政治焦慮，也因此何教授在討論台灣時一定得參照「不那麼西化」的中國。另一方面，挑釁性／別政治正確的基進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無處可去、「朝向保守的知識菁英主義」。
不過事情真那麼簡單嗎？所謂「西方文明」真是鐵板一塊，毫無掙扎或分裂嗎？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同盟」並非台灣特有，但那些自相矛盾到底是行動實踐上出了差錯，還是理論層次上的困境？高穎超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據了解尚未發表），當今的政治立場已非光譜，而更像是馬蹄形，越基進的兩端越接近。
這些觀察都有描述上的正確性，但似乎都只把故事說了一半。於是我節譯了Nancy Fraser的這篇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刊登於《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4, 2015, 699-712），而它也儼然是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之精華版。
這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以及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恩怨情仇——或許可以作為何老師新書的前導閱讀，且稍稍回應社會現實與解放運動理念之間的扞格。事實上，Fraser並沒有給出解方，而作為一名提問者，我覺得他真正對話對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會理論家，而是其他對性別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義者。
因此，讀者若有興趣，或許還能將這篇對應到Catharine MacKinnon、Judith Butler、Iris Young、Wendy Brown、Seyla Benhabib等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女權行動者（這裡只是舉例）的著述和理論，相互觀照參考，或許更能體會文中所商榷、批評或同情的對象為何。
－。－。－
根據Fraser，第二波女性主義源於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能量；當時的青年男女走上街頭、創造出新型態的抗爭運動，不僅橫跨了北美、南美，也到了歐洲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他們反（越）戰、反帝國主義，也熱衷於種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參與式民主。
在這被後世稱作「新左派」（New Left）的浪潮中，「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這波女性主義很快就成為相對獨立、強悍的社會運動，挑戰了所有形式的男性宰制。集結了所有女人—不分階級、年齡、族裔、膚色、性傾向、國籍——超越同期其他基進主義（radicalism），成功改變了社會圖景，深遠影響著一代人對自我的定義與理解。
然而，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成功當然不可能毫無爭議或疑慮。以後見之明而言，那場社會運動亦須放在自1930年代以降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歷史脈絡來檢視——那也是資本主義一次重大的轉變時刻。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能迸發，和國家管控式的資本主義（state-managed capitalism）在戰後逐漸式微有關。
當時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financialized）、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運動，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尷尬，因為那場運動其實可以有兩種發展方向：第一種情況，它揭示了一個可能藉由參與式民主和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來實現「解放」的願景；相反地，另一種情況則是接受修正自由主義，以賦予女人與男人同等的個人自主、自由財產、生涯選擇、成為社會菁英的機會等等。
因此，這就是Fraser所指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矛盾（ambivalence）」——在兩個情節之間遊走，徵象著兩種社會發展的想像，於是女性主義被迫必須同時回應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事後來看，顯然歷史偏好了後者：自由主義式的（女性）個人主義，使得這項解放運動不知不覺中與新自由主義成了Hester Eisenstein所稱之「危險結盟」（dangerous liaison）。
不過，這並不表示第一種社會想像從此消聲匿跡；恰恰相反，對Fraser來說，當代的危機為女性主義提供了再次選擇的機會——再度串連女性解放運動與社會正義運動，想像一個「毋庸拋棄共同責任，仍能對抗父權宰制」的新社會。與此同時，女性主義如何擺脫消費、投資等市場邏輯的桎梏，則至為關鍵。
＞＞＞ 女性主義的發展軌跡：從分配正義到認同正義
關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也是Fraser最有名的論點，就是大概分成資源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認同政治的差異承認（recognition）與政治上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等三個主要階段。想像成一齣由三個場景組成的戲：起初發酵於「新左」的女性解放運動，以挑戰戰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男性宰制為職志。
在第一幕中，女性主義者加入了其他的基進潮流，揭露並推翻了原本政治想像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正義。堅持「個人即政治」的路線，女性主義者對抗著資本主義中深遠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之後，隨著烏托邦主義式的動能逐漸減弱，第二波女性主義走向了認同政治的路線，這也是第二幕的開端。
女性主義的社會轉型能量被引導至「以差異為前提」的政治想像——當新自由主義奮起反撲社會保障制度時，女性解放運動把關注移到了文化政治的範疇。但當新自由主義促成當代社會危機時，女性主義的社會動能再度復興，加入了其他的解放力量，旨在使失控的市場能受到民主控制，而這也是剛開啟的第三幕。
再更細緻地說明三個階段，第二波女性主義崛起時，當時先進發展國家仍享受著戰後的經濟利益，透過凱恩斯主義對抗差點失控的經濟危機。在收編了一度失序的勞工運動，這些國家也發展出「福利國」的政策，以重建跨階級的社會連動秩序。誠然，這些階級抗爭的成果是建立在社會內部的性別與種族不正義之上，遑論外部的新殖民主義式的剝削。雖然當時的改革措施的確某程度上重新安排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但階級間的政治妥協，卻也促成了消費主義的發展，為日後的社會矛盾埋下伏筆。
以美國社會為例，自1960年代開始，戰後的「黃金時代」逐漸消散，當地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種族隔離制度、反對越戰、尋求社會正義。很快地，他們便把矛頭指向了社會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企圖自然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諸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功倫理學；官僚體制、企業文化、社會控制；性壓抑、性別歧視、異性戀正典等。
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義萌芽的脈絡——當時的女性主義者置疑社會民主政治與發展型國家中普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尤其是福利制度中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和中產家庭，其中充斥了資本主義社會擁戴的男性中心主義。爾後，女性主義者試圖將性別正義的議程自「社經資源分配」向私領域延伸，以包含家務勞動、性生活、生育決定，卻也因此被迫面臨一個難題：是否應支持自由市場的邏輯，以提升經濟上的平等？
最後，他們大多選擇了先追求經濟自主，來對抗父權對個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共產主義的殞落，保守勢力佔據了歐美政治版圖十幾載，備受仰賴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讓幾乎快消亡的純粹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奇蹟似的起死回生。這次再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撿回來，「新自由主義」給了社會平等主義的理想重重一擊。
這一擊，透過加速的全球化現象，使得社會民主制度的承諾被全世界拋在一邊，而這也讓原本欲寄託階級正義於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運動不知所措。因此，女性主義者轉移重心到政治權利／權力上，以因應「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的社會變遷。自此進入了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時代——以尊重「差異」的認同政治手段，強調文化差異多於經濟平等，重新定義性別正義。
這運動路線上的轉移，讓女性主義者不再專注於挑戰市場經濟中的性別結構，而傾力挑戰意識形態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果有好有壞：新路線延展了原本「性別平等即階級流動」的政治議程，擴充了正義理論的內涵，卻也分化了社會抗爭的動能。當然，這絕非女性主義者的本意；反之，他們相信提升女性尊嚴與政治地位，有助於提升性別結構中的經濟平等。
偏偏這思想上的轉移——原本是透過改善經濟情況來提升女性地位（經濟論），變成透過承認女性價值來提升經濟能力（文化論）——卻正中了新自由主義的下懷，剛巧符合了個人認同結合消費主義的邏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增強，導致認同政治逐漸式微，女性主義和其他批判社會理論又重新瞄準了政治經濟的檢討，再也沒有人敢輕忽全球金融資本對民主、自決的反挫力。
因此女性主義來到了新的階段——重啟經濟批判的動能，卻也不忽視文化的面向。不僅如此，女性主義者也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具有解放意義的抗爭行動，挽回漸弱的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在面對無法逆轉的「全球化」時，如何能串聯不同社會中的政治意見，卻又保有所有人、所有聲音都被平等對待的「代表性」？
何春蕤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集結了他這幾年對於台灣性別運動的觀察與批判。其中那本書的序言也已公開在【苦勞網】上，直指「團結抵抗的急迫性」——這個提醒是針對個人主義式、以契約交易關係為主的平權思維而來。
透過該書，何老師呼籲眾人：「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事實上，不只是性別，性治理（sexuality governance）或其他以認同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似乎循著自由主義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建置而成。
在台灣，社會主義的鬱鬱寡歡與自由主義的欣欣向榮經常被極簡地化約為兩岸不同政治經濟型態的糾葛，難以跳脫出冷戰結構所挾帶的政治焦慮，也因此何教授在討論台灣時一定得參照「不那麼西化」的中國。另一方面，挑釁性／別政治正確的基進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無處可去、「朝向保守的知識菁英主義」。
不過事情真那麼簡單嗎？所謂「西方文明」真是鐵板一塊，毫無掙扎或分裂嗎？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同盟」並非台灣特有，但那些自相矛盾到底是行動實踐上出了差錯，還是理論層次上的困境？高穎超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據了解尚未發表），當今的政治立場已非光譜，而更像是馬蹄形，越基進的兩端越接近。
這些觀察都有描述上的正確性，但似乎都只把故事說了一半。於是我節譯了Nancy Fraser的這篇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刊登於《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4, 2015, 699-712），而它也儼然是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之精華版。
這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以及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恩怨情仇——或許可以作為何老師新書的前導閱讀，且稍稍回應社會現實與解放運動理念之間的扞格。事實上，Fraser並沒有給出解方，而作為一名提問者，我覺得他真正對話對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會理論家，而是其他對性別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義者。
因此，讀者若有興趣，或許還能將這篇對應到Catharine MacKinnon、Judith Butler、Iris Young、Wendy Brown、Seyla Benhabib等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女權行動者（這裡只是舉例）的著述和理論，相互觀照參考，或許更能體會文中所商榷、批評或同情的對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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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raser，第二波女性主義源於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能量；當時的青年男女走上街頭、創造出新型態的抗爭運動，不僅橫跨了北美、南美，也到了歐洲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他們反（越）戰、反帝國主義，也熱衷於種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參與式民主。
在這被後世稱作「新左派」（New Left）的浪潮中，「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這波女性主義很快就成為相對獨立、強悍的社會運動，挑戰了所有形式的男性宰制。集結了所有女人—不分階級、年齡、族裔、膚色、性傾向、國籍——超越同期其他基進主義（radicalism），成功改變了社會圖景，深遠影響著一代人對自我的定義與理解。
然而，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成功當然不可能毫無爭議或疑慮。以後見之明而言，那場社會運動亦須放在自1930年代以降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歷史脈絡來檢視——那也是資本主義一次重大的轉變時刻。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能迸發，和國家管控式的資本主義（state-managed capitalism）在戰後逐漸式微有關。
當時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financialized）、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運動，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尷尬，因為那場運動其實可以有兩種發展方向：第一種情況，它揭示了一個可能藉由參與式民主和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來實現「解放」的願景；相反地，另一種情況則是接受修正自由主義，以賦予女人與男人同等的個人自主、自由財產、生涯選擇、成為社會菁英的機會等等。
因此，這就是Fraser所指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矛盾（ambivalence）」——在兩個情節之間遊走，徵象著兩種社會發展的想像，於是女性主義被迫必須同時回應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事後來看，顯然歷史偏好了後者：自由主義式的（女性）個人主義，使得這項解放運動不知不覺中與新自由主義成了Hester Eisenstein所稱之「危險結盟」（dangerous liaison）。
不過，這並不表示第一種社會想像從此消聲匿跡；恰恰相反，對Fraser來說，當代的危機為女性主義提供了再次選擇的機會——再度串連女性解放運動與社會正義運動，想像一個「毋庸拋棄共同責任，仍能對抗父權宰制」的新社會。與此同時，女性主義如何擺脫消費、投資等市場邏輯的桎梏，則至為關鍵。
＞＞＞ 女性主義的發展軌跡：從分配正義到認同正義
關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也是Fraser最有名的論點，就是大概分成資源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認同政治的差異承認（recognition）與政治上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等三個主要階段。想像成一齣由三個場景組成的戲：起初發酵於「新左」的女性解放運動，以挑戰戰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男性宰制為職志。
在第一幕中，女性主義者加入了其他的基進潮流，揭露並推翻了原本政治想像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正義。堅持「個人即政治」的路線，女性主義者對抗著資本主義中深遠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之後，隨著烏托邦主義式的動能逐漸減弱，第二波女性主義走向了認同政治的路線，這也是第二幕的開端。
女性主義的社會轉型能量被引導至「以差異為前提」的政治想像——當新自由主義奮起反撲社會保障制度時，女性解放運動把關注移到了文化政治的範疇。但當新自由主義促成當代社會危機時，女性主義的社會動能再度復興，加入了其他的解放力量，旨在使失控的市場能受到民主控制，而這也是剛開啟的第三幕。
再更細緻地說明三個階段，第二波女性主義崛起時，當時先進發展國家仍享受著戰後的經濟利益，透過凱恩斯主義對抗差點失控的經濟危機。在收編了一度失序的勞工運動，這些國家也發展出「福利國」的政策，以重建跨階級的社會連動秩序。誠然，這些階級抗爭的成果是建立在社會內部的性別與種族不正義之上，遑論外部的新殖民主義式的剝削。雖然當時的改革措施的確某程度上重新安排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但階級間的政治妥協，卻也促成了消費主義的發展，為日後的社會矛盾埋下伏筆。
以美國社會為例，自1960年代開始，戰後的「黃金時代」逐漸消散，當地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種族隔離制度、反對越戰、尋求社會正義。很快地，他們便把矛頭指向了社會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企圖自然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諸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功倫理學；官僚體制、企業文化、社會控制；性壓抑、性別歧視、異性戀正典等。
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義萌芽的脈絡——當時的女性主義者置疑社會民主政治與發展型國家中普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尤其是福利制度中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和中產家庭，其中充斥了資本主義社會擁戴的男性中心主義。爾後，女性主義者試圖將性別正義的議程自「社經資源分配」向私領域延伸，以包含家務勞動、性生活、生育決定，卻也因此被迫面臨一個難題：是否應支持自由市場的邏輯，以提升經濟上的平等？
最後，他們大多選擇了先追求經濟自主，來對抗父權對個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共產主義的殞落，保守勢力佔據了歐美政治版圖十幾載，備受仰賴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讓幾乎快消亡的純粹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奇蹟似的起死回生。這次再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撿回來，「新自由主義」給了社會平等主義的理想重重一擊。
這一擊，透過加速的全球化現象，使得社會民主制度的承諾被全世界拋在一邊，而這也讓原本欲寄託階級正義於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運動不知所措。因此，女性主義者轉移重心到政治權利／權力上，以因應「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的社會變遷。自此進入了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時代——以尊重「差異」的認同政治手段，強調文化差異多於經濟平等，重新定義性別正義。
這運動路線上的轉移，讓女性主義者不再專注於挑戰市場經濟中的性別結構，而傾力挑戰意識形態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果有好有壞：新路線延展了原本「性別平等即階級流動」的政治議程，擴充了正義理論的內涵，卻也分化了社會抗爭的動能。當然，這絕非女性主義者的本意；反之，他們相信提升女性尊嚴與政治地位，有助於提升性別結構中的經濟平等。
偏偏這思想上的轉移——原本是透過改善經濟情況來提升女性地位（經濟論），變成透過承認女性價值來提升經濟能力（文化論）——卻正中了新自由主義的下懷，剛巧符合了個人認同結合消費主義的邏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增強，導致認同政治逐漸式微，女性主義和其他批判社會理論又重新瞄準了政治經濟的檢討，再也沒有人敢輕忽全球金融資本對民主、自決的反挫力。
因此女性主義來到了新的階段——重啟經濟批判的動能，卻也不忽視文化的面向。不僅如此，女性主義者也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具有解放意義的抗爭行動，挽回漸弱的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在面對無法逆轉的「全球化」時，如何能串聯不同社會中的政治意見，卻又保有所有人、所有聲音都被平等對待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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