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葉明叡：

有個問題想請教，或借本版高人氣請教各位朋友，是有關於「好同志」、「壞同志」那部分。愛滋防治政策論述中一直存在的難題之一，是總會有人會質疑說，為什麼男同志們不好好檢點自己的行為，雜交、多重性伴侶什麼的就算了，但為什麼不戴套？

我一般的回應是說，疾病防治歸防治，不管危險因子的道德性質（不然太多事情都要做道德評價了，例如嗜吃雞排珍奶，易導致多重慢性病，這也是道德可譴責？），只要能夠早期去除危險因子、預防疾病發生就好。但我自己也覺得，其實這種回覆只是技術性避開問題。可能我內心其實也在呼喊吧：「到底為什麼要做危險性行為？」、「這很不符合Rawls「無知之幕」預設人的「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之類的。

想請教是否有論述或文獻正面處理這個問題的？自己搜尋總感覺關鍵字設得不得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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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清：

建議可以找一下Richard Parker談愛滋的文章，我自己的觀點受他影響很大。我認為台灣男同志感染H的比例在總人口數中的確偏高，這是事實，但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事實，並做出回應或提出政策。我之前寫過這段文字：

病毒不會預先選擇一個人的身份後才決定要傳染給某一個人，病毒也不會歧視任何人，所有的歧視都是人為造成的。然而，一個人的性別、性向、種族、階級、年紀等身份位置卻會深刻地影響到他／她接觸到病毒傳播的機會；於是有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暴露於病毒傳播，愛滋的污名更進一步生產了所謂的「高風險族群」。所以，愛滋防治並不只是一個公衛或醫學上的問題，愛滋病更是一個關乎社會邊緣與不平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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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翰：

這個問題讓我想了很久，我也記得自己以前好像在哪裡討論過類似的問題，但實在想不起來，所以沒辦法直接複製貼上，只好重新梳理──以下都是針對MSM的情況。

首先，我想到的是「淫亂假設」（promiscuity assumption）。雜交、多重性伴侶和熱衷交媾等，是否就是淫亂？若是，從事這些行為的人是否就是「不負（道德）責任」的人？若是，為什麼這些人寧願不負責任──是什麼讓這些人不顧科學上的風險因子和道德上的譴責危機，而從事這些行為？我想到的是行為前的養成與行為時的環境，比如對自身性認同的壓抑導致日後對「放縱」的渴望，以及自身在探索、理解並認識「同性性主體」（homosexual subjectivity）時，週遭環境的影響。

在同志社群中（甚至在英國），都時有所聞強烈的「恐性」氛圍（sex-negativity）──不是指不敢或不能做愛，而是做太多會感到羞恥，被同儕發現可能會被訕笑或指責──而這是否受到全體社會的異性戀貞潔教育（abstinence-only sex education）的影響不在討論範圍內，但可以想像無論是出櫃前（若我們以出櫃當作自我認同完全接納作為粗略的指標的話）或出櫃後，雖是因「性」（或情，或慾，或whatever）而產生的個人性（individuality），卻並未真正獲得滿足──因而越受壓抑的，越被渴求。

其次，如你所瞭解的，MSM不全然等於男同志或gay（這我記得我們之前有討論過），而要求「男同志」戴套與要求「MSM」戴套，或要求「淫亂的MSM」戴套，我想三個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也需要三種不同策略。後來在許多有暗房的酒吧，甚至公園（cruising bar/park）、桑拿等實體空間，都擺放了隨手可得的保險套，不過使用的情況如何，仍須進一步看看有沒有相關研究；但有一件事可以討論──什麼人會傾向去這些場所？他們對性、對其他人的身體和健康的態度、對疾病的認識如何？

唯一確知的是，他們從來都不只是「男同志」那麼簡單──沒有人能純粹是gay而已──還具有許多其他身份，所處的年齡層、教育水平、「出櫃」程度、伴侶狀況、社經地位，甚至樣貌（所謂「被慾望性」（desirability））都可能影響去這些地方尋歡的動機、頻率、行為模式，甚至性愉悅的經驗。暫且不談早期的公廁研究（如《茶室交易》），後來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像是趕時間的公路司機、對暗室著迷的人、有特定戀物癖者等，這些都無法用「男同志」一言以蔽之，可惜我們的認識還太少。

此外，同樣的，對於「性」的價值判斷也影響了每個人的「保險套斡旋」（condom negotiation）的地位或能力。在MSM裡，仍存在性角色的階層問題（top/bottom hierarchy），這背後涉及了更深遠的性別、性別氣質、各地文化差異等問題，為免太複雜先跳過。不過，的確有許多０號（被插入者）被預設了許多行為和情緒的表現，而可能（表演）較為被動、順服──當然不能以偏概全──但若是如此的０號，其斡旋能力可能較低，因此與其要求他主動避險，不如先賦權（sexual empowerment）。

類似的情況，若發生在符合霸道形象（或自我感覺陽剛）的１號身上，他就可能是現場唯一的「風險管理者」，而他們會如何處置那個被定義為具有風險的性行為，則取決於他們性健康教育的程度、對疾病的認識等。現在有許多人都不分（可１可０），在不同情境中，隨時可能是那個掌握（或失去）權力的人；這個落差也可能發生在吃藥的人（包括PrEP）、感染但尚未服藥者與非感染者之間。因此每個人的確總是在「檢點」，只是每次心裡的小劇場後，可能做出不一樣（但能說服自己）的決定。

最後，我想提一個值得探討的事，那就是「資訊落差」。這裡我不是在講因為健康不平等所導致的性（健康）教育的差距，而是在英國耳聞到的「資訊提供者」（information providers）之間的落差──比如向NHS或一般GP諮詢時，他們可能會耳提面命口交或吞精的風險；相較之下，若尋求協助的對象是THT（Terrence Higgins Trust），他們反而是會盡量安撫焦慮的社群，口交和吞精沒有那麼可怕。又或者，前者會先表達參加性愛派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後者卻只是藉機提供「預防感染ABC」的資訊。

基於同樣資料卻產生不同方式的「輸出」（倒不是解讀的問題，而是對「性」大小事的態度影響了說法）。我猜想，這樣的論述差距始於公衛／醫療專業與關照性生活和高危群體的兩種目標；姑且不論兩者利弊得失，但對於平民百姓而言，這其實可能是困擾的，因為人們對「健康資訊」的想像和要求是口徑一致的；有趣的是，我自己和身邊許多人──當接收到的資訊不一致時──或許會傾向接受能安慰到自己的說詞，卻無法擺脫另一方的恐嚇修辭，最後竟得出「算了，好煩喔！」的結論。

由上面四個情況來看，我想我的小結會是：（1）in general，我們對「性」的認識還太少；（2）我們對發生性行為的現場認識尤其少；（3）於是我們簡化成「特定族群」為高危者，只因為他們的存在越來越顯著；（4）相形之下，性健康的資訊卻不夠普及或具有說服力。然而我畢竟不是公衛專業，所以無法完全推敲出緣由或解方，但我的確感受到（從我自身與身邊友人的經驗），我們仍無法確切得知人們在某個時點為何作出「戴套」或「不戴套」的決定，也因此難以評估或預測性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