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假裝研究者沒有權力】－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不要假裝研究者沒有權力，而是要誠實的面對它。研究是一種社會過程，而隨地都會留下我們的指紋」（畢恆達，2008，頁101）。這是我在《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中讀到最有感的話。一派困頓的情緒下，還要兼顧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不論親密與否，或許才是更應該時時提醒自己的，尤其是當其他人是如此在乎、信任、倚重你的言行時。

這趟回台，終於入手了Laud Humphreys的《茶室交易》（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裡面處理到了長久以來困擾我的許多問題。從不帶問題意識的參與者，到忍不住開始自動觀察、問答、探討、分析（尚且不敢稱是研究），但累積的知識、概念和若干理論，會不自覺地促使我著迷於他人的一舉一動、情緒轉折與現場的慾望之消長及體現。

然而副作用是，自己逐漸深感回不去、打不進「圈內」，有時太冷靜而無法再純粹尋歡、放縱、發洩，甚至忘了當初進入種種茶室的目的。這，偶爾還是讓人蠻挫折的。不過，當時身邊的人似乎都不以為然，這也或許是為什麼當自己準備要在正式場合談「公共『性』」，第一個念頭是「公私不分」；對我而言，性總是既隱晦又囂張的、既公然又私密的。

記得第一年的PhD，這個「圈內的局外人」和「圈外的局內人」交錯的矛盾心情/位置困擾我好久，也才正視自己同時擁有的多重身份，而每一個組成成分都如此舉足輕重，無法全然切割，而有時就真的是身體和知識都想同時獲得滿足，於是我開始摸索。大概兩年的時間，才又慢慢取得平衡，找到某種「意識」上、下線的機制，不過還沒找到適切表達這件事的語言。

有朋友用Donna Hathaway的賽伯格（cyborg）對二元論的極力批判，來聲討我對圈內／外的分類概念──個人認同和位置根本無法被簡單歸納到幾個簡單的範疇內──而這顯然不是我的言外之意，當我所指涉的「圈」指的是「某種生活中的田野」。因此又有另一個朋友提到90年代人類學理論的後現代轉向，所謂反思人類學批判談人類學研究「進出」田野的迷思。

他推薦了Akhil Gupta和James Ferguson合編的那本《人類學定位》（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其實都對，也都不對。社會科學中對反思性（reflexivity）的著迷不是第一次耳聞──關乎權力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對於本真性（authenticity）與再現性（representativity）的反思──於是轉向探討研究者／被研究者的「位置」。

有多少時候，我們給予的是一種規範性（normative）的規束，而不只是經驗性（empirical）的描述，但我們擅於包裝──透過精雕細琢的文字、句型，掩蓋真實的意圖，或，偏見－－從各種符合邏輯的結構中，輸出自己的烏托邦想像。而當我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我是在反省自己，抑或其他書寫者？比如，最近Queerology登出V太太的《歡迎來到後婚權時代》，文中充滿了善意的提醒：

　　　在婚權運動有著顯著進展的同時，其他許多性別與性議題卻屢屢
　　　原地踏步，甚至遭到重挫，例如前面提到的性別平等教育、愛滋
　　　汙名還有通姦除罪議題，或是性暴力、墮胎權、性工作、公共托
　　　育以及長期照護等等。婚姻平權的意義確實存在，但我們恐怕不
　　　能太過樂觀地以為，婚姻平權也能夠帶動其他面向的平等，甚至
　　　我們必須小心檢視，婚權運動中各種語言和策略的運用，是不是
　　　反而強化了某種特定的婚姻與家庭想像，以及這些想像下既有的
　　　不平等關係？

異性婚姻不能解決的事情，婚姻平權一樣無法處理；但婚姻平權要面對的問題，卻很可能是異性婚姻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這可不是什麼「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反而恰恰相反。事實上，要談「後婚權」，其實還太早，但無可厚非地，我們可能可以以婚姻平權作為一個critical moment來梳理性／別運動，因為不管在論述上、資源上，都算是「傾巢而出」的轉捩點──姑且不論成敗。

再比如【人本教育札記】上林文蔚那篇《愛滋恐懼症》和【公益交流站】上陳岱嶺那篇《35 年了！世紀黑死病除名，仍欠除罪化》；不諱言，我們／人們都是為價值、為信仰而寫的。這是我們的權力，也是權利；再如【苦勞網】轉載Françoise Vergès那篇《為了自由的圭亞那：反抗法國殖民體制》（For a Free Guiana，黃珮蓁譯）──每一個字都是選擇。

就像Sarah-Jane Koulen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上寫的那篇《每個字都有關係》（Words Matter: Titles and Fram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Justice Scene），他對T.M.C. Asser Instituut最近要舉辦的「非洲能起訴國際罪行嗎？」（Can Africa prosecute international crimes? – The DRC Example）的座談會，多有批判。倒不是出於內容，而是標題──這似乎又呼應了上文對亞利安殖民種族主義的批判。

這個位於海牙的研究機構是以荷蘭國際法學家Tobias Asser命名的，他在1911時與德國和平社團（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創辦人Alfred Fried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他們在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會議中一齊推廣，並成功建立了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這樣的和平主義（pacifism）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卻可能反映另一種偏狹。

　　　Sacrificing nuanc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sake of a ‘catchy’
　　　title is not a neutral choice, but reiterates dominant narratives and is
　　　violently short sighted.

區域主義（regionalism）或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就像一種迴旋鏢，怎麼出去就可能怎麼回來，只是方向與力道不同──也就是說，丟的同時，就得預備怎麼接。當我們會問殖民與被殖民（無論何種形式）時，我們沒有留下太多選項和選擇的空間，如同帝國主義與反帝意識一樣，理論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來都不只是「分析」，所以「不要假裝研究者沒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