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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就12月了,昨天是世界愛滋日,我原本就想為這天寫些什麼,從10月底就有存著一份草稿,因為各種原因而寫不下去、寫不出來,最後只好作罷,改用一個判決翻譯替代。
霎時間,突然有點期許自己進入人性關懷的「冷靜期」。總是這樣的,一陣一陣。有時會因爲「看不下去」而求知慾、戰鬥力大增,卻也失去輕重緩急的平衡感。
或許是特定議題跟自己太切身、太貼近,而實在無法袖手旁觀。這一直是我最大的毛病,我無法確切勾勒出一個目標,只是憑感覺在思考、在書寫,所以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這禮拜是個很奇妙的階段:既撞牆也破牆,尤其當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問「你到底要什麼?」的時候,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很明確的答案。
很像昨天某個朋友點破的:一路以來的「一帆風順、化險為夷」成了我的盲點,所以我想的太多但不夠深刻,以致於對許多事情都一知半解,就算是親身經歷過的。
這是一個很難以言喻的起點,如同一顆種子掉到心裡,逐漸萌芽,然後因為拒絕直接阻止它,只好任由它影響生活的作息與節奏。假如一直懷抱著「預設立場」,還能走多久?
朋友問:「論文都難產了,為什麼還要寫這些?」我不知道,但不得不寫。昨晚本想裝作忘記,事後再補一個「可惜」應該就能帶過了,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寫了,隨便什麼都好。
那種心情很奇怪,很像是對自己「交差」,但其實自己並不需要那個「差」。說到底,還是太憑感覺了,因此很多執念,做不到很務實地觀賞這個世界,所以都在想像裡打轉。
從人權法來看,把「歧視」的大帽子扣在一般百姓頭上,真的有點不公允,因為偏見每個人都有,如同William在《尋常人、平常心》寫到的,「我們只是尋常故事中的一般人。」
沒有人該是「在踟躕等待椎心瀝血之幕、登台時刻的悲劇角色。」造謠者可以焦慮,闢謠者卻必須冷靜,眾人可曾想過,後者可能同時也是同志,在交疊的雙重身份中偽裝、抽換。
實際上,試圖讓法律為偏見服務,則忽略了人權對抗的目標就是以多數意見(甚至暴力)組成的國家機器。以秩序(即反社會撕裂)為名,捍衛不理性、不公道的偏見,才是危險所在。
看到George Orwell在小說《1984》裡,那句關於極權主義的標語:戰爭換取和平;自由無異奴役;無知即是力量(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而更讓我心有所感的是:「誰掌握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掌握現在就控制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因此,所有的公共討論,聽到後來讓我最無感的就是「撕裂台灣社會」了。不管是「內部不團結」還是「外部分裂」都缺乏說服力,為何團結?以什麼「姿態」團結?
事實就是,每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而我們永遠無法退回「無知之幕」去設想。細胞都會分裂,若每個人都只是人格分裂(schizos)的聚合體,那社會本該「撕裂」。
尤其在各種異質性那麼高的台灣社會,根本無法(毋須)有任何一件事情達成共識(甚至《憲法》或國號),如同Nana在《如果明天就是婚姻平權?》那篇文章寫到的。
若眾人都已參與攪和的運動,結果其他關於性/別、婚/家的反思都沒發揮到更深沉的反思效果,那這個撕裂才真的只剩下「傷」。我更沒預料到Eric會為了這件事,自己走上街頭。
最後,回到前幾天的supervision,其實獲得很多反饋,每一個問題都像揪著我的衣領要我回答,而我總是太直觀、防衛心太強,但「那是做夢,不是做研究」。
怎麼會從世界愛滋日講到這裡(失焦是另一個仍革不掉的壞習慣)?嘗試用不帶強烈情緒的文字,紀念這個日子,試試看把自己從各議題中「抽離」是什麼感覺,才能再追問:要什麼?
#worldAIDSday
#plusUTW
霎時間,突然有點期許自己進入人性關懷的「冷靜期」。總是這樣的,一陣一陣。有時會因爲「看不下去」而求知慾、戰鬥力大增,卻也失去輕重緩急的平衡感。
或許是特定議題跟自己太切身、太貼近,而實在無法袖手旁觀。這一直是我最大的毛病,我無法確切勾勒出一個目標,只是憑感覺在思考、在書寫,所以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這禮拜是個很奇妙的階段:既撞牆也破牆,尤其當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問「你到底要什麼?」的時候,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很明確的答案。
很像昨天某個朋友點破的:一路以來的「一帆風順、化險為夷」成了我的盲點,所以我想的太多但不夠深刻,以致於對許多事情都一知半解,就算是親身經歷過的。
這是一個很難以言喻的起點,如同一顆種子掉到心裡,逐漸萌芽,然後因為拒絕直接阻止它,只好任由它影響生活的作息與節奏。假如一直懷抱著「預設立場」,還能走多久?
朋友問:「論文都難產了,為什麼還要寫這些?」我不知道,但不得不寫。昨晚本想裝作忘記,事後再補一個「可惜」應該就能帶過了,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寫了,隨便什麼都好。
那種心情很奇怪,很像是對自己「交差」,但其實自己並不需要那個「差」。說到底,還是太憑感覺了,因此很多執念,做不到很務實地觀賞這個世界,所以都在想像裡打轉。
從人權法來看,把「歧視」的大帽子扣在一般百姓頭上,真的有點不公允,因為偏見每個人都有,如同William在《尋常人、平常心》寫到的,「我們只是尋常故事中的一般人。」
沒有人該是「在踟躕等待椎心瀝血之幕、登台時刻的悲劇角色。」造謠者可以焦慮,闢謠者卻必須冷靜,眾人可曾想過,後者可能同時也是同志,在交疊的雙重身份中偽裝、抽換。
實際上,試圖讓法律為偏見服務,則忽略了人權對抗的目標就是以多數意見(甚至暴力)組成的國家機器。以秩序(即反社會撕裂)為名,捍衛不理性、不公道的偏見,才是危險所在。
看到George Orwell在小說《1984》裡,那句關於極權主義的標語:戰爭換取和平;自由無異奴役;無知即是力量(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而更讓我心有所感的是:「誰掌握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掌握現在就控制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因此,所有的公共討論,聽到後來讓我最無感的就是「撕裂台灣社會」了。不管是「內部不團結」還是「外部分裂」都缺乏說服力,為何團結?以什麼「姿態」團結?
事實就是,每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而我們永遠無法退回「無知之幕」去設想。細胞都會分裂,若每個人都只是人格分裂(schizos)的聚合體,那社會本該「撕裂」。
尤其在各種異質性那麼高的台灣社會,根本無法(毋須)有任何一件事情達成共識(甚至《憲法》或國號),如同Nana在《如果明天就是婚姻平權?》那篇文章寫到的。
若眾人都已參與攪和的運動,結果其他關於性/別、婚/家的反思都沒發揮到更深沉的反思效果,那這個撕裂才真的只剩下「傷」。我更沒預料到Eric會為了這件事,自己走上街頭。
最後,回到前幾天的supervision,其實獲得很多反饋,每一個問題都像揪著我的衣領要我回答,而我總是太直觀、防衛心太強,但「那是做夢,不是做研究」。
怎麼會從世界愛滋日講到這裡(失焦是另一個仍革不掉的壞習慣)?嘗試用不帶強烈情緒的文字,紀念這個日子,試試看把自己從各議題中「抽離」是什麼感覺,才能再追問: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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