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大票人，包括自我標榜激進（原來是進步）、人道（原來是理性）的學者老師們，都分享、嘲諷並調侃著同一則新聞：《陸外交部：中國特色人權 成就舉世矚目》（2016/03/11）；雖說這現象在台灣實在可以想見，沒有意外。
當美國、澳洲、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愛爾蘭、英國、荷蘭、挪威、瑞典及日本等12個國家10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聯合聲明，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惡化，中國反擊表示：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這點上，無論如何，中國「承認」並「接受」人權價值的普世性了（似乎也從未否認過），至少證明了法之確信（opinio juris），至於國家實踐如何（比如締約情況、實施、執行、詮釋、接受監督、救濟）的確又是另一回事了，詳見帝國大作：《關塔那摩監獄》。
然而，我們是否能再更批判一點：追根究柢，根本是「習慣國際法」兩大要件，毒害了人權發展；這兩個要件都是出於主權「至高無上」，而非民族「自決平等」；但似乎沒有人這麼想過，儘管眾人都視國家為洪水猛獸，卻沒人置疑以主權為中心的國際規範。
這等等概念、要件、原則自何時，源自何處（文明），如何「全球化」，然後理所當然「被繼承」的，應該是毋庸置疑，那些「發源地」有想過為了人權「砍掉重練」嗎？還是只是「嘴炮政治化」的手段而已？不從這點出發，顯有治標不治本之虞不是？
還得再多說明的是（以免被斷章取義），這樣的評論不代表因此中國的「治理方式」沒有問題、無須檢討，只是從「文化相對論」的圈套跳出來（話說純粹「反帝」、「解殖」的主張，實在會聽起來很弱），並沒有非得東／西方、中／美等二元對立的位置。
至於做為真正嫻熟國際法中realpolitik的學者而言，除了應該避免混談「要件v.法律」、「規範v.實踐」外，國際法（若還真如理想主義者所主張的「非表面進化中」），那麼最該優先檢討的還是那些對「國」際關係的僵化想像。
講件有趣的事，歐美一向是雙重標準，不斷批評中國、俄羅斯的言論、網路管制（censorship），但其實美國政府有一個執行了很久的《稜鏡計劃》（PRISM），監控著美國人民的網路與通訊內容，但親美之地從未留心過這檔事。
因為美媒跟親美的政府，常利用大力抨擊醜化中國或俄羅斯的方法，來轉移焦點，讓人們把注意力跟厭惡投射到中俄那些可能妨礙美日利益的國家上面。我們所了解的世界，是被哪些特定的權力關係所「建構」而成的，卻常常被忽略。
還有，觀看世界的視角又是如何「被給予」的？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善惡判斷，但將自己純粹的判斷上升到「道德高度」以貶損「他者」，而不假思索地認定為「真」，似乎也有不夠反求諸己的偏執與危險。詳見帝國另一大作：《ISISＸ伊斯蘭恐懼症》。
不過從「主權的幽靈」來談起，主要是想逼自己回頭檢視「主權」的各種衍生物，甚至「孳息」，除了國家、領土、政府、管轄這些顯而易見的「物質」外，國際「法」、「關係」、「政治」，那個無形的、混沌的國際社會，甚至「人權」都在其中。
於是我稱之為「主權的異形」，一種異質的轉換，介於無形與有形之間，既是物質世界的，也是意識形態的；從幽靈（specters）到異形（metamorphosis），這不只是一個過渡或階段，它是一種擬態的生成，並列、併置著，供人膜拜、為其犧牲。
在滴水不漏的biopolitics之中，眾人皆是homo sacer，也是bare life，但這不是我主要想回溯的，反而是想更進一步去探求所謂「國際」法的本體論、知識論，甚至方法論的僵化，難道我們只能在「以國為際」的範圍內論戰？
回到上述「法之確信」加「國家實踐」而理所當成為規範「國家作為主體」的行為者之「習慣」法，是一種典型的主／客觀要件並列的範式，乍聽之下也沒問題。前者著重行為者的能動性，而後者則是「眾口鑠金」的能力，因為似乎同時提供了壓迫／抵抗的空間。
這等權力關係是否公允、平等暫時不深入討論，不過「實踐」上，的確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法律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的現狀，但前者卻隱涵著一種「現象學」（phenomenology），因為姑且不論經驗為何，都將推信有其理性論據。
從前帝國是沒有主權的、領主也是不固定的、人民也來來去去，似「現代國家」的定義來看，其實帝國不是國家、天朝也不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的「超社會關係」（supra-social relationship）沒有國際法，而「習慣」是建立在超驗的自然法之上。
林林總總說這麼多，其實是想為自己日後的想法先行鋪路，在當今世界，「主權」概念不斷被（人權保障、文化多元、自由貿易、永續發展等）挑戰的情況下，幾乎左、右翼同時開攻，但「國家」的地位卻不降反升，這發展是否堪稱詭譎？
Foucault的研究方法和Deleuze的認識哲學都在這件事上對我幫助很大，因為除了時空上的延伸可能性外，重新思考Kant／Marx或許是重要的，唯「心」（人的理性）、唯「物」（人的價值）都有盲點，歷史是累積的、超脫的敘事，也是「知識」。
如同我們普遍深信的人「應」生而平等、自由，即非為真，亦非為假，但其若建立在「主權」的基礎上，雖不必然相斥（從結果而論），卻無法否認其相悖（從目的來看）；縱容之，則更可能使「人權」成為「主權」的變態，成就階序、包庇宰制。
我將稱之為「後國家主義批判」（poststatist critique），雖然學界目前都是把post-statism拿來形容泛政府主義（panarchism）或全球主義（globalism）的代稱，作為「國家示弱」現象的描述，卻沒有真正顛覆國家的符號或解構其意指。
當美國、澳洲、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愛爾蘭、英國、荷蘭、挪威、瑞典及日本等12個國家10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聯合聲明，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惡化，中國反擊表示：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這點上，無論如何，中國「承認」並「接受」人權價值的普世性了（似乎也從未否認過），至少證明了法之確信（opinio juris），至於國家實踐如何（比如締約情況、實施、執行、詮釋、接受監督、救濟）的確又是另一回事了，詳見帝國大作：《關塔那摩監獄》。
然而，我們是否能再更批判一點：追根究柢，根本是「習慣國際法」兩大要件，毒害了人權發展；這兩個要件都是出於主權「至高無上」，而非民族「自決平等」；但似乎沒有人這麼想過，儘管眾人都視國家為洪水猛獸，卻沒人置疑以主權為中心的國際規範。
這等等概念、要件、原則自何時，源自何處（文明），如何「全球化」，然後理所當然「被繼承」的，應該是毋庸置疑，那些「發源地」有想過為了人權「砍掉重練」嗎？還是只是「嘴炮政治化」的手段而已？不從這點出發，顯有治標不治本之虞不是？
還得再多說明的是（以免被斷章取義），這樣的評論不代表因此中國的「治理方式」沒有問題、無須檢討，只是從「文化相對論」的圈套跳出來（話說純粹「反帝」、「解殖」的主張，實在會聽起來很弱），並沒有非得東／西方、中／美等二元對立的位置。
至於做為真正嫻熟國際法中realpolitik的學者而言，除了應該避免混談「要件v.法律」、「規範v.實踐」外，國際法（若還真如理想主義者所主張的「非表面進化中」），那麼最該優先檢討的還是那些對「國」際關係的僵化想像。
講件有趣的事，歐美一向是雙重標準，不斷批評中國、俄羅斯的言論、網路管制（censorship），但其實美國政府有一個執行了很久的《稜鏡計劃》（PRISM），監控著美國人民的網路與通訊內容，但親美之地從未留心過這檔事。
因為美媒跟親美的政府，常利用大力抨擊醜化中國或俄羅斯的方法，來轉移焦點，讓人們把注意力跟厭惡投射到中俄那些可能妨礙美日利益的國家上面。我們所了解的世界，是被哪些特定的權力關係所「建構」而成的，卻常常被忽略。
還有，觀看世界的視角又是如何「被給予」的？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善惡判斷，但將自己純粹的判斷上升到「道德高度」以貶損「他者」，而不假思索地認定為「真」，似乎也有不夠反求諸己的偏執與危險。詳見帝國另一大作：《ISISＸ伊斯蘭恐懼症》。
不過從「主權的幽靈」來談起，主要是想逼自己回頭檢視「主權」的各種衍生物，甚至「孳息」，除了國家、領土、政府、管轄這些顯而易見的「物質」外，國際「法」、「關係」、「政治」，那個無形的、混沌的國際社會，甚至「人權」都在其中。
於是我稱之為「主權的異形」，一種異質的轉換，介於無形與有形之間，既是物質世界的，也是意識形態的；從幽靈（specters）到異形（metamorphosis），這不只是一個過渡或階段，它是一種擬態的生成，並列、併置著，供人膜拜、為其犧牲。
在滴水不漏的biopolitics之中，眾人皆是homo sacer，也是bare life，但這不是我主要想回溯的，反而是想更進一步去探求所謂「國際」法的本體論、知識論，甚至方法論的僵化，難道我們只能在「以國為際」的範圍內論戰？
回到上述「法之確信」加「國家實踐」而理所當成為規範「國家作為主體」的行為者之「習慣」法，是一種典型的主／客觀要件並列的範式，乍聽之下也沒問題。前者著重行為者的能動性，而後者則是「眾口鑠金」的能力，因為似乎同時提供了壓迫／抵抗的空間。
這等權力關係是否公允、平等暫時不深入討論，不過「實踐」上，的確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法律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的現狀，但前者卻隱涵著一種「現象學」（phenomenology），因為姑且不論經驗為何，都將推信有其理性論據。
從前帝國是沒有主權的、領主也是不固定的、人民也來來去去，似「現代國家」的定義來看，其實帝國不是國家、天朝也不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的「超社會關係」（supra-social relationship）沒有國際法，而「習慣」是建立在超驗的自然法之上。
林林總總說這麼多，其實是想為自己日後的想法先行鋪路，在當今世界，「主權」概念不斷被（人權保障、文化多元、自由貿易、永續發展等）挑戰的情況下，幾乎左、右翼同時開攻，但「國家」的地位卻不降反升，這發展是否堪稱詭譎？
Foucault的研究方法和Deleuze的認識哲學都在這件事上對我幫助很大，因為除了時空上的延伸可能性外，重新思考Kant／Marx或許是重要的，唯「心」（人的理性）、唯「物」（人的價值）都有盲點，歷史是累積的、超脫的敘事，也是「知識」。
如同我們普遍深信的人「應」生而平等、自由，即非為真，亦非為假，但其若建立在「主權」的基礎上，雖不必然相斥（從結果而論），卻無法否認其相悖（從目的來看）；縱容之，則更可能使「人權」成為「主權」的變態，成就階序、包庇宰制。
我將稱之為「後國家主義批判」（poststatist critique），雖然學界目前都是把post-statism拿來形容泛政府主義（panarchism）或全球主義（globalism）的代稱，作為「國家示弱」現象的描述，卻沒有真正顛覆國家的符號或解構其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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