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Johanna K. Schenner, Stateless Persons and the Question of Rights (2016)這篇文章出發：2014年11月4日，聯合國難民署啟動了一項全球性的計畫，希冀在接下來十年內「終止無國籍狀態」（statelessness）；因此，根據這個邏輯，聯合國是希望在2024年前，沒有人會再成為無國籍人。事實上，該計畫是受到同年9月召開的「無國籍問題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on Statelessness）的啟發，該論壇透過強調無國籍狀態對個人的影響，以期提高世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到今天，「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已經存在於歷史上三百餘年，而人們被「授與」國籍／公民資格的方式或屬地（或稱出生地主義，jus soli）或屬人（或稱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因此無國籍狀態（被剝奪或自己放棄）對許多人來說是無法設想的事。「擁有公民資格」的法律地位似乎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篇文章反而指出無國籍人的存在，正好點出了當今「國家－法律－權利」共構的制度的缺陷，而且事實上對受牽連的人和社會更潛藏著更大的危機。
這篇文章似乎擦到一些更具批判性視角的邊緣，但最後還是停在「終止」目標的必要性，有點可惜；換言之，難民、被迫遷者或無國籍人日益增加的情況，對於「主權｜國家」－「公民｜權利」的反省還能有什麼？除了陳腔濫調的疆界模糊化（blurring national boundaries）、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等，「國籍權」的存在與爭取（甚至想像）是否只將反覆複製國家對己身的約束與治理？
之前我就陸續分享過兩則有關今年奧運的新聞，很有趣：其一是「鬆綁」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限制（由科學上充滿爭議荷爾蒙濃度來判定）；再者是，奧委會也決定組成一支「無國籍人」代表隊參加今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目前共有43名候選運動員參與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ROA）的，這支隊伍將會以「奧林匹克會旗」為代表旗幟參賽。想必從無國籍人「人權運動」中的主流視角，可能會很認同這樣的「大躍進」（其實我也是），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又不禁想：
究竟這樣就是「參與隊員」被賦權了？給予促進階級流動（或被某國相中取得國籍）的機會？突破「以主權國家為主」國際組織的界限？奧運「和平」象徵再現？「難民人權」價值的普世化？抑或，對「不運動／不良」難民的再壓迫？另一波「公民選擇」行動？甚至進一步粉飾不成比例的大規模難民危機？當然，將一群無國籍人（或難民）湊成一隊「箝入」屬於主權國家的場域中是饒富趣味的突破，不論奧委會的企圖為何（暫時也難有定論，國家主義目的論者也不一定必然是錯）。
一方面，這不僅讓我聯想到類似Deleuze的「游牧人」（nomads）與國家對抗的再現；二方面，這也讓我聯想到奧運場或許將成為一個Foucault口中的「異托邦」（heterotopia），許多離散的他者將在「高度政治化」與「致力去政治化」的「同時發生」中聚合；最有趣的是：這場聚合，象徵的、代表的，究竟是「奧運精神」、「國際主義」，還是「其他難民」？姑且不論結果，但幾乎能事前預言的是：這舉措肯定能吸收並和緩難民同時身為（尋求庇護的）乞討者與（可能成為的）戰爭機器之間的矛盾。
[Epilogue 1] 本來很想從Derrida的messianicity跟hospitability再往下探，但實在又要花太多時間雕砌這個論述，所以乾脆用關鍵字提醒自己：#messianicity、#hospitability、#forgiveness、#New International、#《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pilogue 2] 最近看到幾個消息（有令人振奮的，也有另人難過的），也藉此備份一下吧：
— Matt Fouracre (2 March2016). Vietnam leads Southeast Asia in recognition of LGBT rights
— Alisa Tang (9 March 2016). Under attack, Indonesian LGBT groups set up safehouses, live in fear
— 劉文（9 March 2016），重申「同性戀國家主義」與「粉紅清洗」：超越冷戰結構的帝國慾望？
— 第一場南非傳統同志婚禮 #KwaDukuza（2006年由Stanger更名為現在的地名），在南非東北部的夸祖魯-納塔爾省（KwaZulu-Natal）境內。
到今天，「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已經存在於歷史上三百餘年，而人們被「授與」國籍／公民資格的方式或屬地（或稱出生地主義，jus soli）或屬人（或稱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因此無國籍狀態（被剝奪或自己放棄）對許多人來說是無法設想的事。「擁有公民資格」的法律地位似乎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篇文章反而指出無國籍人的存在，正好點出了當今「國家－法律－權利」共構的制度的缺陷，而且事實上對受牽連的人和社會更潛藏著更大的危機。
這篇文章似乎擦到一些更具批判性視角的邊緣，但最後還是停在「終止」目標的必要性，有點可惜；換言之，難民、被迫遷者或無國籍人日益增加的情況，對於「主權｜國家」－「公民｜權利」的反省還能有什麼？除了陳腔濫調的疆界模糊化（blurring national boundaries）、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等，「國籍權」的存在與爭取（甚至想像）是否只將反覆複製國家對己身的約束與治理？
之前我就陸續分享過兩則有關今年奧運的新聞，很有趣：其一是「鬆綁」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限制（由科學上充滿爭議荷爾蒙濃度來判定）；再者是，奧委會也決定組成一支「無國籍人」代表隊參加今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目前共有43名候選運動員參與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ROA）的，這支隊伍將會以「奧林匹克會旗」為代表旗幟參賽。想必從無國籍人「人權運動」中的主流視角，可能會很認同這樣的「大躍進」（其實我也是），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又不禁想：
究竟這樣就是「參與隊員」被賦權了？給予促進階級流動（或被某國相中取得國籍）的機會？突破「以主權國家為主」國際組織的界限？奧運「和平」象徵再現？「難民人權」價值的普世化？抑或，對「不運動／不良」難民的再壓迫？另一波「公民選擇」行動？甚至進一步粉飾不成比例的大規模難民危機？當然，將一群無國籍人（或難民）湊成一隊「箝入」屬於主權國家的場域中是饒富趣味的突破，不論奧委會的企圖為何（暫時也難有定論，國家主義目的論者也不一定必然是錯）。
一方面，這不僅讓我聯想到類似Deleuze的「游牧人」（nomads）與國家對抗的再現；二方面，這也讓我聯想到奧運場或許將成為一個Foucault口中的「異托邦」（heterotopia），許多離散的他者將在「高度政治化」與「致力去政治化」的「同時發生」中聚合；最有趣的是：這場聚合，象徵的、代表的，究竟是「奧運精神」、「國際主義」，還是「其他難民」？姑且不論結果，但幾乎能事前預言的是：這舉措肯定能吸收並和緩難民同時身為（尋求庇護的）乞討者與（可能成為的）戰爭機器之間的矛盾。
[Epilogue 1] 本來很想從Derrida的messianicity跟hospitability再往下探，但實在又要花太多時間雕砌這個論述，所以乾脆用關鍵字提醒自己：#messianicity、#hospitability、#forgiveness、#New International、#《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pilogue 2] 最近看到幾個消息（有令人振奮的，也有另人難過的），也藉此備份一下吧：
— Matt Fouracre (2 March2016). Vietnam leads Southeast Asia in recognition of LGBT rights
— Alisa Tang (9 March 2016). Under attack, Indonesian LGBT groups set up safehouses, live in fear
— 劉文（9 March 2016），重申「同性戀國家主義」與「粉紅清洗」：超越冷戰結構的帝國慾望？
— 第一場南非傳統同志婚禮 #KwaDukuza（2006年由Stanger更名為現在的地名），在南非東北部的夸祖魯-納塔爾省（KwaZulu-Natal）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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