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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個月，我見證了一個「拒絕和平」（anti-anti-war）劃時代的國際法發展。
猶記得11月13日接連在貝魯特、巴黎發生恐攻事件時，我寫下了《恐怖的差別與無差別》痛批「恐怖主義」，試圖察看「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在戰時與平時中細微的經驗落差。之後一直困擾我的不是ISIL本身（儘管許多陰謀論或歷史追溯讓人讀來很澎湃），反倒是國際社會的反應，一連串「以傷感／善良包裝」的「反暴力的暴力行動」（anti-violence violent actions），讓人感慨「國際法去哪了呢？」
我不想貿然稱之為「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因為那聽起來就像氣話。不過，我很快地又在11月16日寫下《戰事不分東西線》，批評法國未經安理會授權、敘利亞同意的「加強軍事行動」。當時我就預測敘、俄兩國絕對不會同意這麼「動之以情」的「義憤殺人行為」，不過同時在觀察安理會會怎麼做。那個時候，英國還傳出「草擬『敘利亞停火計畫』（Syria ceasefire plan）」的消息，現在看來還真諷刺。
後來兩篇合為《「恐怖」的差別與「暴力」的無差別：巴黎恐攻、法軍逆襲與國際法》在【關鍵評論網】登出後，底下有不少網友批評我「拼湊」、「偏頗」、「廢話」、「左膠」。原本有些在意，但後來想想，其實他們根本沒看懂我想表達的意思，不僅抗拒思考「國家」之間必然「無政府」的關係與狀態（anarchy），而且也把「戰爭」視為理所當然的手段（如此瞻仰「現實主義」的意志，若也能展現在跳脫鍵盤、革命建國的行動上就好了 XD）。
因此，我在11月20日又寫了一篇《瞬息萬變中的一成不變》突顯自己在這次事件中，對國際法／國際政治大失所望的立場。不得不看破「反恐」、「（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間的近似性（proximity），身為一名國際（人權）法學者，我在11月22日「得知」安理會作出2249號決議時，又按捺不住怒氣寫下《一個忍不住追蹤UN動向的概念》，當時英國尚未出兵。
只要稍微瞭解ICJ在2005年針對【剛果領土軍事活動案】（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的判決，以及1999年【關於使用武力合法性案】（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前南斯拉夫訴NATO聯軍的過程，就該能預測得到這次「反恐行動」中，（除俄國之外）歐美大國們心中懷想「不成功（推翻敘目前仍然唯一合法的Assad政權），便成仁（違法）」的矛盾心態，是有多麼地不純粹。
「土俄鬧劇」之後，我在11月28日寫了《Occidental／Oriental的易容術》，當時是衝著Jürgen Habermas的一篇專訪，觀察媒體對於「恐攻／反恐」的用語與呈現。就在參加完BIICL研討會（一排國際法重量級學者，在下議院開會前一晚，齊聲呼籲英國「守法」、反對政府參戰）的隔天，英國國會決議出兵了。再過兩天，德國也加入這場大亂鬥。
「打擊恐怖」的正當性？
忿忿不平之下，我又細細拜讀了安理會2249號決議，沒想到又大動肝火地在12月5日寫下《民主的反恐戰爭》，反諷地看著「用『民主』開戰」（democracy-based war）成為入侵他國領土的方式，我再也無法準確地分辨其與納粹之間的差別。「打擊恐怖／人道干預／集體自衛」混同的行動中，《聯合國憲章》跟當年無法有效阻止法西斯式的侵略及二戰爆發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又有什麼不同？
剛好中（安內）、俄（攘外）與美英法「利益『表面上』一致」的巧合中，不敏銳的人可能還會「誤以為」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或已開發與發展中國家集國）為「反恐」和解了（當時就有人如是評論G20），安理會也順勢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俄、中、阿盟（Arab League）的「守望相助共同體」，好不精采絕倫、教人感動啊！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政府多提國際法，那個眾人致力轉型的規範體系。從1945年以降，無論中俄冷戰、以巴衝突、各地內戰、種族隔離、種族清洗等等重挫下，至少國際法實務／研究者都（自我洗腦地）大聲疾呼著：國際法已經從「以約束戰爭為主」發展成「以和平、人權為目標」囉！大言不慚、高談闊論著國際法中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騙倒一批批後進的國際法學生（包括我在內），強調當今「使用武力」，都需要名正言順。
不料，結果這次ISIL的現身，一口氣把躁進的泱泱大國打回原型，造就了「歐美抓狂＝國際失序」的局面，「大國造業眾人擔」變成無可厚非的趨勢，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從利比亞到敘利亞（以及其他族繁不及備載的爛攤子）。只是這次，顯然地，「國內法定程序」戰勝了「國際法定程序」，於是「國會授權」成了出兵唯一的要件。
「人道干預」的正當性？
比如英國首相Cameron表示「拯救LGBTI的敘利亞同胞」使空襲決定更加必要，這也成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該場辯論中「最關鍵的人道理由之一」；但來自敘利亞LGBTI社群中更明確的訊息卻是：「不僅空襲殺的LGBTI比ISIL還多」，而且「還會招致ISIL更嚴重的遷怒和報復行動」。至於其他訴諸「人道關懷」的還包括針對庫德族中的亞茲迪教徒（Yazidis）種殺清洗、斬首國際援助工作者、解救被迫成婚的女童等。
然而，其實完全不難想像，空襲只會使得這群人愈加脆弱，因為他們將深陷仇恨的危險當中。不過，幾乎沒有人相信「聯軍真的在乎性／別少數群體的死活」，因為針對性／別少數的歧視和暴力，並不只來自ISIL，而是所有實施伊斯蘭教法的阿拉伯政權，在這些政權中，沒有任何一個LGBTI是被視有完整人格和社會地位的。
比如由美國領軍的「堅決行動」（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中，尚包括了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它們都是將同性性行為「入罪化」的國家，卻沒有任何聯軍置喙。甚至另一個轟炸大軍俄羅斯，及其支持的Assad政權，都是侵害LGBTI權利惡名昭彰的政府。所以更多人相信，英國首相（和工黨影子外相Hilary Benn）特別提到LGBTI議題，主要是為了安撫（唬嚨？）「支持社會正義而傾向反戰」的選民。
以拯救性／別少數人權作為正當化「人道干預」的主張，雖然不是「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新皮相，以色列不也用類似理由來加強其築牆隔離「壞心的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若真心想實質改善人權境況，大國怎會沒想到「影響並教育其他非ISIL的戰鬥者」或「與ISIL進行外交對話或談判」等途徑呢？莫非那根本不是重點。
「集體自衛」的正當性？
該說我眼光很準還是怎麼著，除了「人道干預」殺死更多人、「打擊恐怖」結果更恐怖（美、英獨狼殺人事件？），就連「集體自衛」的面具都被Assad政權拆穿了。身為敘國代表政府，公開且不遺餘力地譴責俄國以外的所有歐美武力（同樣被炸的伊拉克卻顯得安靜許多，背後原因太簡單而毋庸贅言），說穿了不就是想逼著歐美各國「與其合作」，承認其政權的正當性跟代表性，但偏偏歐美就是想順便推翻他，怎麼辦呢？
若說要針對ISIL行使「自衛權」（self-defence），難道沒有比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更具有正當性的嗎？為何歐美遲遲無法鬆口「表示協助」？如果「協助ISIL-affected的各受害國」是集體自衛的理由，那為何美國堅持不訴諸《北大西洋公約》呢？土耳其為何敢承擔各種外交風險下，偷打俄國呢？
直到今天，聯軍還仍然自恃著安理會（包括俄、中）的（偽）授權來轟炸「他者」失控的領土，如果最後沒扶持到聯軍想要的「新政權」或乾脆將敘利亞「滅國」，「前南斯拉夫事件」看來又會重演，屆時國際法院又會怎麼幫聯軍解套呢？這發展越來越幽默，於是我又在12月８日感慨地寫下《平凡之路》。
就在各國（包括法國、瑞典）政治舞台中，極右民族主義派越來越取得執政、議事上的優勢時，遙想約莫一個月前寫的文字，ISIL終於「因巴黎而重如泰山」了，儘管安理會2249號決議中也一口氣提及了它根本未曾taking seriously的恐怖攻擊，包括突尼西亞東部的蘇塞爆炸案（6/26）、土耳其的安卡拉爆炸案（10/10）、西奈半島上的俄客機空難（10/31）等發生時未被「繼續關注」（remain seized）的「其他事件」。
不，他們會說：「是國際法在演化，不是不合法。」
就跟當年NATO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發生時，後知後覺地轟炸塞爾維亞後「發明」出來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一樣：不是溯及既往的新規定，而是長久以來都有的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和法之確信（opinio juris）所積累而至的習慣國際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之一喔！
然後，發明完（喔不！是「證成後」），剛好2008年南奧塞提亞戰爭（South Ossetia War）爆發時，俄國干預喬治亞時就派上用場了。這所有的「演化過程」，國際法院也幾乎沒說半句話，除了針對非洲內部的戰爭偶有微詞、力挺符合歐美利益的眾多新獨立的小國（如科索沃、東帝汶）外。
不過，don’t get me wrong，我從未反對「民族自決」、「人權保障」等目標的重要性；相反地，我只是覺得有必要更審慎地評估「武力干預」的正當性（just cause）、必要性（the last resort）、比例性（the least harm）和國際社會的共識授權（authority）。早年的R2P或其母體「義戰理論」都還會注意這四個要件，這一回則幾乎全跳過了。
每每遇上「反恐-related」的爭議，這些要件都變得不靠譜，群情激昂地對於「國家對國家的暴力」好似根本不用多加思索；或只是草率地帶過，丟給出兵國國內民眾去喧嘩、去起鬨，好像國際法中沒有「客觀標準」可循一樣，遑論各懷鬼胎的各國根本不可能符合最後一個要件：「避免／回應人為災難是為唯一目的」（right intention）。一團迷霧中，真不曉得，國際法這次是要「演化」到哪裡去？
至此，突然想起某個朋友說過的，他總是「會忍不住暗暗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縱然我無法幻想有一天「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會突然華麗變身為「全球法」（global law）或康德版的「世界法」（ius cosmopoliticum），但基於對「和平解決（國際）爭端」（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state) disputes）仍存有的絲毫期待， 我只能安慰自己：或許我們只是跟墨子一樣，「遭遇了一個拒絕天使的時代」。
猶記得11月13日接連在貝魯特、巴黎發生恐攻事件時，我寫下了《恐怖的差別與無差別》痛批「恐怖主義」，試圖察看「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在戰時與平時中細微的經驗落差。之後一直困擾我的不是ISIL本身（儘管許多陰謀論或歷史追溯讓人讀來很澎湃），反倒是國際社會的反應，一連串「以傷感／善良包裝」的「反暴力的暴力行動」（anti-violence violent actions），讓人感慨「國際法去哪了呢？」
我不想貿然稱之為「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因為那聽起來就像氣話。不過，我很快地又在11月16日寫下《戰事不分東西線》，批評法國未經安理會授權、敘利亞同意的「加強軍事行動」。當時我就預測敘、俄兩國絕對不會同意這麼「動之以情」的「義憤殺人行為」，不過同時在觀察安理會會怎麼做。那個時候，英國還傳出「草擬『敘利亞停火計畫』（Syria ceasefire plan）」的消息，現在看來還真諷刺。
後來兩篇合為《「恐怖」的差別與「暴力」的無差別：巴黎恐攻、法軍逆襲與國際法》在【關鍵評論網】登出後，底下有不少網友批評我「拼湊」、「偏頗」、「廢話」、「左膠」。原本有些在意，但後來想想，其實他們根本沒看懂我想表達的意思，不僅抗拒思考「國家」之間必然「無政府」的關係與狀態（anarchy），而且也把「戰爭」視為理所當然的手段（如此瞻仰「現實主義」的意志，若也能展現在跳脫鍵盤、革命建國的行動上就好了 XD）。
因此，我在11月20日又寫了一篇《瞬息萬變中的一成不變》突顯自己在這次事件中，對國際法／國際政治大失所望的立場。不得不看破「反恐」、「（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間的近似性（proximity），身為一名國際（人權）法學者，我在11月22日「得知」安理會作出2249號決議時，又按捺不住怒氣寫下《一個忍不住追蹤UN動向的概念》，當時英國尚未出兵。
只要稍微瞭解ICJ在2005年針對【剛果領土軍事活動案】（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的判決，以及1999年【關於使用武力合法性案】（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前南斯拉夫訴NATO聯軍的過程，就該能預測得到這次「反恐行動」中，（除俄國之外）歐美大國們心中懷想「不成功（推翻敘目前仍然唯一合法的Assad政權），便成仁（違法）」的矛盾心態，是有多麼地不純粹。
「土俄鬧劇」之後，我在11月28日寫了《Occidental／Oriental的易容術》，當時是衝著Jürgen Habermas的一篇專訪，觀察媒體對於「恐攻／反恐」的用語與呈現。就在參加完BIICL研討會（一排國際法重量級學者，在下議院開會前一晚，齊聲呼籲英國「守法」、反對政府參戰）的隔天，英國國會決議出兵了。再過兩天，德國也加入這場大亂鬥。
「打擊恐怖」的正當性？
忿忿不平之下，我又細細拜讀了安理會2249號決議，沒想到又大動肝火地在12月5日寫下《民主的反恐戰爭》，反諷地看著「用『民主』開戰」（democracy-based war）成為入侵他國領土的方式，我再也無法準確地分辨其與納粹之間的差別。「打擊恐怖／人道干預／集體自衛」混同的行動中，《聯合國憲章》跟當年無法有效阻止法西斯式的侵略及二戰爆發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又有什麼不同？
剛好中（安內）、俄（攘外）與美英法「利益『表面上』一致」的巧合中，不敏銳的人可能還會「誤以為」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或已開發與發展中國家集國）為「反恐」和解了（當時就有人如是評論G20），安理會也順勢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俄、中、阿盟（Arab League）的「守望相助共同體」，好不精采絕倫、教人感動啊！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政府多提國際法，那個眾人致力轉型的規範體系。從1945年以降，無論中俄冷戰、以巴衝突、各地內戰、種族隔離、種族清洗等等重挫下，至少國際法實務／研究者都（自我洗腦地）大聲疾呼著：國際法已經從「以約束戰爭為主」發展成「以和平、人權為目標」囉！大言不慚、高談闊論著國際法中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騙倒一批批後進的國際法學生（包括我在內），強調當今「使用武力」，都需要名正言順。
不料，結果這次ISIL的現身，一口氣把躁進的泱泱大國打回原型，造就了「歐美抓狂＝國際失序」的局面，「大國造業眾人擔」變成無可厚非的趨勢，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從利比亞到敘利亞（以及其他族繁不及備載的爛攤子）。只是這次，顯然地，「國內法定程序」戰勝了「國際法定程序」，於是「國會授權」成了出兵唯一的要件。
「人道干預」的正當性？
比如英國首相Cameron表示「拯救LGBTI的敘利亞同胞」使空襲決定更加必要，這也成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該場辯論中「最關鍵的人道理由之一」；但來自敘利亞LGBTI社群中更明確的訊息卻是：「不僅空襲殺的LGBTI比ISIL還多」，而且「還會招致ISIL更嚴重的遷怒和報復行動」。至於其他訴諸「人道關懷」的還包括針對庫德族中的亞茲迪教徒（Yazidis）種殺清洗、斬首國際援助工作者、解救被迫成婚的女童等。
然而，其實完全不難想像，空襲只會使得這群人愈加脆弱，因為他們將深陷仇恨的危險當中。不過，幾乎沒有人相信「聯軍真的在乎性／別少數群體的死活」，因為針對性／別少數的歧視和暴力，並不只來自ISIL，而是所有實施伊斯蘭教法的阿拉伯政權，在這些政權中，沒有任何一個LGBTI是被視有完整人格和社會地位的。
比如由美國領軍的「堅決行動」（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中，尚包括了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它們都是將同性性行為「入罪化」的國家，卻沒有任何聯軍置喙。甚至另一個轟炸大軍俄羅斯，及其支持的Assad政權，都是侵害LGBTI權利惡名昭彰的政府。所以更多人相信，英國首相（和工黨影子外相Hilary Benn）特別提到LGBTI議題，主要是為了安撫（唬嚨？）「支持社會正義而傾向反戰」的選民。
以拯救性／別少數人權作為正當化「人道干預」的主張，雖然不是「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新皮相，以色列不也用類似理由來加強其築牆隔離「壞心的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若真心想實質改善人權境況，大國怎會沒想到「影響並教育其他非ISIL的戰鬥者」或「與ISIL進行外交對話或談判」等途徑呢？莫非那根本不是重點。
「集體自衛」的正當性？
該說我眼光很準還是怎麼著，除了「人道干預」殺死更多人、「打擊恐怖」結果更恐怖（美、英獨狼殺人事件？），就連「集體自衛」的面具都被Assad政權拆穿了。身為敘國代表政府，公開且不遺餘力地譴責俄國以外的所有歐美武力（同樣被炸的伊拉克卻顯得安靜許多，背後原因太簡單而毋庸贅言），說穿了不就是想逼著歐美各國「與其合作」，承認其政權的正當性跟代表性，但偏偏歐美就是想順便推翻他，怎麼辦呢？
若說要針對ISIL行使「自衛權」（self-defence），難道沒有比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更具有正當性的嗎？為何歐美遲遲無法鬆口「表示協助」？如果「協助ISIL-affected的各受害國」是集體自衛的理由，那為何美國堅持不訴諸《北大西洋公約》呢？土耳其為何敢承擔各種外交風險下，偷打俄國呢？
直到今天，聯軍還仍然自恃著安理會（包括俄、中）的（偽）授權來轟炸「他者」失控的領土，如果最後沒扶持到聯軍想要的「新政權」或乾脆將敘利亞「滅國」，「前南斯拉夫事件」看來又會重演，屆時國際法院又會怎麼幫聯軍解套呢？這發展越來越幽默，於是我又在12月８日感慨地寫下《平凡之路》。
就在各國（包括法國、瑞典）政治舞台中，極右民族主義派越來越取得執政、議事上的優勢時，遙想約莫一個月前寫的文字，ISIL終於「因巴黎而重如泰山」了，儘管安理會2249號決議中也一口氣提及了它根本未曾taking seriously的恐怖攻擊，包括突尼西亞東部的蘇塞爆炸案（6/26）、土耳其的安卡拉爆炸案（10/10）、西奈半島上的俄客機空難（10/31）等發生時未被「繼續關注」（remain seized）的「其他事件」。
不，他們會說：「是國際法在演化，不是不合法。」
就跟當年NATO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發生時，後知後覺地轟炸塞爾維亞後「發明」出來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一樣：不是溯及既往的新規定，而是長久以來都有的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和法之確信（opinio juris）所積累而至的習慣國際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之一喔！
然後，發明完（喔不！是「證成後」），剛好2008年南奧塞提亞戰爭（South Ossetia War）爆發時，俄國干預喬治亞時就派上用場了。這所有的「演化過程」，國際法院也幾乎沒說半句話，除了針對非洲內部的戰爭偶有微詞、力挺符合歐美利益的眾多新獨立的小國（如科索沃、東帝汶）外。
不過，don’t get me wrong，我從未反對「民族自決」、「人權保障」等目標的重要性；相反地，我只是覺得有必要更審慎地評估「武力干預」的正當性（just cause）、必要性（the last resort）、比例性（the least harm）和國際社會的共識授權（authority）。早年的R2P或其母體「義戰理論」都還會注意這四個要件，這一回則幾乎全跳過了。
每每遇上「反恐-related」的爭議，這些要件都變得不靠譜，群情激昂地對於「國家對國家的暴力」好似根本不用多加思索；或只是草率地帶過，丟給出兵國國內民眾去喧嘩、去起鬨，好像國際法中沒有「客觀標準」可循一樣，遑論各懷鬼胎的各國根本不可能符合最後一個要件：「避免／回應人為災難是為唯一目的」（right intention）。一團迷霧中，真不曉得，國際法這次是要「演化」到哪裡去？
至此，突然想起某個朋友說過的，他總是「會忍不住暗暗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縱然我無法幻想有一天「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會突然華麗變身為「全球法」（global law）或康德版的「世界法」（ius cosmopoliticum），但基於對「和平解決（國際）爭端」（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state) disputes）仍存有的絲毫期待， 我只能安慰自己：或許我們只是跟墨子一樣，「遭遇了一個拒絕天使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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