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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並不意味著少數族群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平等，它一樣可以帶來民粹大漢族主義的崛起。」
哈光甜說，因為：民族問題，在「自由」與「獨裁」之間。
同樣的推敲，似乎也可以應用在關乎其他弱勢群體（或意識型態）的問題上，正／反或立／破之間，絕對不是那麼容易被簡化的問題：
支持「自由民主」的，支持的是誰的自由？與以誰為主的民？支持「保障措施」，又是否一定得向政府靠攏？
公／私領域之間的交點，往往是魔鬼暗藏之處。國家，信得過嗎？理性，靠得住嗎？
Jin Haritaworn提到，在「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的脈絡下，白人得以將自己放在「全球文明化、現代性與發展性領頭羊」的位置。
這當中，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成為這個認同的新符號，他們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受害者，急需被從原始的、落後的社會中，以政治或者軍隊暴力來加以解放。
因此，「解放」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給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提供了「論述上的正當性」，可是Foucault不是才耳提面命著：論述＝知識＝暴力嗎？
那論述何來絕對的正當性？「沒有任何值得被歡慶的元素；粉紅色不應洗掉任何血腥的帝國主義罪行。」
苦勞的陳逸婷提到，只把Tel-Aviv看成同志大城將遮掩其作為「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的首都」，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造成的反人權行為與殘忍罪行等諸多事實。
憶及前幾天的新聞：美國希望安理會召開臨時會，討論IS「處決」男同志的行為。
儘管後者絕對是惡，應當讉責（雖然在法律上，就算形成決議（雖然想也知道不可能順利形成決議），其實對IS也根本沒有實質的法律效果。
但這不又是再一次的展演了Bourdieu指控的象徵暴力，一種訴諸潛移默化、被動容忍的文化再製，形成對「牠人」「落後」想像之壓迫，而且還信誓旦旦的。
惟恐日後又被美帝作為「人道干預」（或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好政治正確啊！）的新授權理由）。
安理會近來對Israeli Occupation的力道減小，也是一個可追循的脈絡之一。
無論是展示論述暴力或象徵暴力的，都絕非善類，畢竟暴力就是暴力，應當不問形式、不拘外觀，甚至都有被探究及究責的必要。
為何我們只對「驚悚」且「不濺血」（並不一定不見血喔！）的那方採取包容態度呢？
莫非是為證明吾等與其相類？
突然想到楊佳羚之前為「法國查理週報攻擊事件」寫到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其實也是暴力再製的經典例子：
只是這次的愰子不再是生物性的優生學，而是性／別開放態度（gendered/sexualised racial/cultural discrimination）
妙的是，性／別開放如同家庭／親屬關係之改造，都是後來結構反思、理性式微的近代產物，怎麼又突然一躍成了「主流」的「普世」「價值」？
儘管明知社會互動以及人多重複雜的自我認同是無法約分的，但法律裡的「主體客體化」、政治裡「感知經驗化」等情況，又會帶來什麼結果呢？
利用西方進步觀重新論述原本理所當然的「文／化差異」，當真應該步步為營啊！
彼此都是在洗來洗去的（對解殖、去帝、反資也該懷抱同等份量的質疑），無論各方所挾持的價值，何者為「真實」且「美善」。
我相信絕對不該是以不和平或不人道等手段來實現；否則，都甭提現代或文明了。
最後：要為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曼谷四面佛壇爆炸案、印尼墜機等事故中的罹難者致哀，希望人類可以終止許多或可避免的人禍。
否則終結歷史的不會是自由民主，而是不斷翻新的壓迫與剝削，直到人類終結。
哈光甜說，因為：民族問題，在「自由」與「獨裁」之間。
同樣的推敲，似乎也可以應用在關乎其他弱勢群體（或意識型態）的問題上，正／反或立／破之間，絕對不是那麼容易被簡化的問題：
支持「自由民主」的，支持的是誰的自由？與以誰為主的民？支持「保障措施」，又是否一定得向政府靠攏？
公／私領域之間的交點，往往是魔鬼暗藏之處。國家，信得過嗎？理性，靠得住嗎？
Jin Haritaworn提到，在「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的脈絡下，白人得以將自己放在「全球文明化、現代性與發展性領頭羊」的位置。
這當中，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成為這個認同的新符號，他們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受害者，急需被從原始的、落後的社會中，以政治或者軍隊暴力來加以解放。
因此，「解放」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給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提供了「論述上的正當性」，可是Foucault不是才耳提面命著：論述＝知識＝暴力嗎？
那論述何來絕對的正當性？「沒有任何值得被歡慶的元素；粉紅色不應洗掉任何血腥的帝國主義罪行。」
苦勞的陳逸婷提到，只把Tel-Aviv看成同志大城將遮掩其作為「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的首都」，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造成的反人權行為與殘忍罪行等諸多事實。
憶及前幾天的新聞：美國希望安理會召開臨時會，討論IS「處決」男同志的行為。
儘管後者絕對是惡，應當讉責（雖然在法律上，就算形成決議（雖然想也知道不可能順利形成決議），其實對IS也根本沒有實質的法律效果。
但這不又是再一次的展演了Bourdieu指控的象徵暴力，一種訴諸潛移默化、被動容忍的文化再製，形成對「牠人」「落後」想像之壓迫，而且還信誓旦旦的。
惟恐日後又被美帝作為「人道干預」（或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好政治正確啊！）的新授權理由）。
安理會近來對Israeli Occupation的力道減小，也是一個可追循的脈絡之一。
無論是展示論述暴力或象徵暴力的，都絕非善類，畢竟暴力就是暴力，應當不問形式、不拘外觀，甚至都有被探究及究責的必要。
為何我們只對「驚悚」且「不濺血」（並不一定不見血喔！）的那方採取包容態度呢？
莫非是為證明吾等與其相類？
突然想到楊佳羚之前為「法國查理週報攻擊事件」寫到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其實也是暴力再製的經典例子：
只是這次的愰子不再是生物性的優生學，而是性／別開放態度（gendered/sexualised racial/cultural discrimination）
妙的是，性／別開放如同家庭／親屬關係之改造，都是後來結構反思、理性式微的近代產物，怎麼又突然一躍成了「主流」的「普世」「價值」？
儘管明知社會互動以及人多重複雜的自我認同是無法約分的，但法律裡的「主體客體化」、政治裡「感知經驗化」等情況，又會帶來什麼結果呢？
利用西方進步觀重新論述原本理所當然的「文／化差異」，當真應該步步為營啊！
彼此都是在洗來洗去的（對解殖、去帝、反資也該懷抱同等份量的質疑），無論各方所挾持的價值，何者為「真實」且「美善」。
我相信絕對不該是以不和平或不人道等手段來實現；否則，都甭提現代或文明了。
最後：要為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曼谷四面佛壇爆炸案、印尼墜機等事故中的罹難者致哀，希望人類可以終止許多或可避免的人禍。
否則終結歷史的不會是自由民主，而是不斷翻新的壓迫與剝削，直到人類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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