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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把國家當成人是謊言」這句話的時候，不是為了要自欺欺人，否認國際關係中將「國家人格化」的現實，這個現實到今天貌似是為了冠冕堂皇的「主權平等」。後來因為「人權保障」跟「民族自決」兩套「新」的規範因為歐洲終於垮台而崛起，姑且不問背後價值究竟是靠「冥想」或「推理」（沒有暗指先驗後驗之爭喔！），只是這個人格化現象的產物：「主權」，卻反而成為當今世上最深厚的迷信，極難破除。
全世界70%的人都在質疑自己國家主權的正當性，20％的人在打擊別人國家的主權，但還有10%的人在爭取新的主權（這個比例只是比喻，不是真的經過計算），不過如果仔細想想「主權」是怎麼來的，真的會覺得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現代國際法中的主權概念原本是上帝給的【註一】，然後一群歐洲人因為打了一場三十年戰爭，在1648年簽了Peace of Westphalia，從此被視為「民族國家的開始」，表示國家統治人民的權力或抵抗外侮的能力都是靠神正當化的，一直到法國的啟蒙運動，漸漸「變成」是人民給的【註二】，所以人民可以也應該反抗誤用主權的政府。
只是，創造主權這個概念的人是統治者，創造的目的是合理化戰爭跟鎮壓，後來透過「概念的轉型」，成了所謂的「民主」果實。邏輯既然是「眾人意志之集合」創造「主權」，當然就不表示眾人之意志需要靠主權呈現；簡言之，沒有眾人意志，沒有主權，並不代表沒有主權，等於沒有眾人意志。
在現代國際法中，主權被視為國家的要件之一，但質言之，也是唯一的要件。唯有「主權」能區分生活在固定區域的一群人跟國家；也就是說有主權就是國家，沒主權就是一群人。既然如此，那麼一群人究竟是不是國家是否真如此重要嗎？再來就會有人提出「與他國交往之能力」，說穿了就是簽約跟互告。
再扯下去可能就會扯遠了，也許我最近受後殖民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影響太深，所以才會說出「把國家當成人是謊言」這樣的話，但我想像的是，曾經有人主張：「如果有一天人都不再崇尚身份認同（identity）的時候，才能真的達成平等和共存。」以宗教而言，以文化而言，以性別而言，以性向而言，為何不能簡化成「人類的思想與行為」？
「一群人」追求「主權」形成「國家」究竟是為了自己的「自我國族認同」還是「與他國交往之能力」，將會影響這件事的決心。若是前者，則可能會起而反動，不惜爭戰，如同所有反歧視運動般激烈，因為那來自標籤、來自壓抑、來自覺醒。若是後者，那充其量只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主權」（pragmatic sovereignty），是嘸要嘸緊的，只要有權宜之計都能馬上妥協的。
兩者有孰優孰劣嗎？沒有。在烏干達有一群人覺得自己是gay，結果被追殺到不行，但也沒有因此改變他們想「自我認同」為gay的決心，所以就算政府再怎麼壓迫他們，他們仍然默默地幹，那是一種心理作用，他們的認同不會因為暴力而改變的。在中國有一群男人愛在田裡磨來蹭去，問他們想不想跟男人結婚，其實也還好，但在約炮、趴踢的時候，還是會「聲稱」自己是gay，這個身份只是討個方便的。
回到「主權」這件事，在國際關係上，歐洲人說我們要用「主權」來當籌碼，用「國家」的名義來談判，大家太弱了沒話說，來不及反駁已經變成習慣法。那也沒關係，但我們有沒有那麼想成為「國家」，除了為了加入國際組織或簽約外？如果真的還好，那用什麼名義簽約有那麼重要嗎，反正只是「討個方便」而已。
那對內呢？這群人認為生活的這塊土地已經民主化了，治權在憲政上也的確是透過人民賦予的，那麼無論對外國人來說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對我們自己來說都是有「主權」的，我們都是心甘情願被管轄、被治理的，那對這群人而言，當然就會是「國家」。
因為有這抽象的心理作用，所以我們會對自己的「政府」生氣，所以我們更容易反動，而且這個意識是互有共嗚的，因為我們在意我們給予的「權力」怎麼被使用。講到這裡，我想提醒的是，所有的「身份」都是大社會建構出來的，如同gay是學習來的，就連對一個人的好感或對性愛的態度都不會是絕對天然的，對於「主權」的迷信當然也是學習來的。
歐洲人四處征戰時，要全世界接受這個concept，並不是為了讓大家獨立自主耶，是要求彼此不要互搶殖民地。然後幸好「民族自決」了，聰明的我們用同樣的concept尋求去殖民，去殖民本應只是變回一塊自由的土地，結果得到權力的民族英雄們被歐洲人蠱惑，又藉著這個concept要人民接受獨立建「國」。
全世界都獨立光光後（一個微誇飾），發現：疑！怎麼自己人一直猛欺負自己人不手軟啊？所以開始用「人權保障」的機制（又見洋人詭計？開玩笑啦！不過「人權」是一種human beings的基本教義派思想（essentialism），但我還算喜歡，暫緩再批）對抗一個當初蠱惑我們民族英雄的concept。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感覺沒有架構），「主權」這個概念在現代國際關係跟國際法中雖然都被神話化了，把這個國家「人格化」的要件視為「民族平等」、「大同世界」的關鍵，但它會那麼盛行的原因其實出於所有的統治者都希望人民心甘情願。
否則，若是靜下心來十秒鐘（先別急著抓我語病），想像一個「自始沒有主權概念的世界」，也就是沒有國家的世界，這世界真的會大亂嗎？每塊土地上的統治者還是在，可能還是會形成政府，人民還是在邊生活邊監督邊反抗著，但國際社會就是從原來的無政府狀態（因為主權平等）回到另一種無政府狀態（因為民族自決）。
也就是說，我們根本只需要「民族自決」就夠了，「主權」只是讓賽局更複雜、門票更難拿的一個概念。這個謊言已經盛行了好幾百年，所以短時間也無從解構起，而且國際法學者也絕大多數沒有要往這個方向去，當大家提起「主權式微論」時，都是從「透過主權建立的制度跟規範」在討論這件事，所以對很多外國人來說根本只是個假命題（只是為了衝publication，疑？！）。
不過，這不代表我們不能想像，至少在台灣的這群人是穩扎穩打地在實踐著一種「沒有主權，so what?!」的理想。國家跟政府是分開的，這點無庸置疑，「主權」「國家」這個概念只有在對外的時候才真的有意義；對內，人民之於政府再反饋於民，就已經是一種「主權」的實踐。
因此，說到底我們忿忿不平的其實是在爭一個「國家的名份」，不是「主權」，不是那份認同感，而且認同感也是自己接受並學習而來的，儘管是被強加，非自願的人也早就移民或遠走高飛。所以，會把「不爭名份」與「欠缺認同」劃上等號的論點根本有邏輯上的謬誤，積極「爭取名份」的也不代表自我認同比較強，況且「爭取名份」也有表面上或發自內心的、出於理想或屈於現實等程度上之差別。
打個比方，對婚姻平權冷感的gay不代表他覺得自己不是gay、不屬於gay community，他可能只是不在乎結不結婚，或根本排斥婚姻制度；但愛男人又積極爭取婚姻平權的男人，不代表他就覺得自己gay，儘管大家都會有「他不是誰是」的錯覺，但認同這件事就是這麼奇妙（那個誰誰誰，我就是在說你，哈！）。
回到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批評，如果覺得政府「誤用」咱們給的主權，聲討抗議合情合理，但如果政府採用的是我們當時授權時「心甘情願」接受的使用方式，那就使情勢有點尷尬了，尤其若我們甚至沒有要改變這件事情的話（比如修憲）。那也無傷，總之我們愛自己就好了，如果對外只求一個方便的話。
被歧視，還能理直氣壯地起身反抗；但若將外界的歧視內化，則容易造成自我貶低（self-neglect），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打破這個歧視」，但也能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打破「建構出這個歧視」的關鍵，也就是打破主權這個「迷信」。
不在乎，被霸凌就當作被傷害，而不是被「歧視」了。比方說，如果今天同學因為我男生愛男生而不跟我玩或甚至欺負我，但如果我從來都沒聽說過gay這個概念，那我只會覺得「平白無故」被傷害，不代表我沒有理由尋求救濟或復仇，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因為「性傾向」被「歧視」罷了。另一個例子，如果同學說：「你愛男生沒關係，你不要說你是gay，我們就跟你玩」，那我該覺得自己仍然被霸凌嗎？
唔？講這麼多有的沒的，真的有給出一個解釋嗎？總之，我自己也還在思考這件事，只是可能還在reprogramming當中，所以還沒辦法太有架構地梳理。但當時情急之下寫出的「把國家當成人是謊言」這句話，其實是想給出對主權執迷之外的另一種想像。
註一：Bodin，1576，《共和六書》（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註二：Rousseau，1762，《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全世界70%的人都在質疑自己國家主權的正當性，20％的人在打擊別人國家的主權，但還有10%的人在爭取新的主權（這個比例只是比喻，不是真的經過計算），不過如果仔細想想「主權」是怎麼來的，真的會覺得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現代國際法中的主權概念原本是上帝給的【註一】，然後一群歐洲人因為打了一場三十年戰爭，在1648年簽了Peace of Westphalia，從此被視為「民族國家的開始」，表示國家統治人民的權力或抵抗外侮的能力都是靠神正當化的，一直到法國的啟蒙運動，漸漸「變成」是人民給的【註二】，所以人民可以也應該反抗誤用主權的政府。
只是，創造主權這個概念的人是統治者，創造的目的是合理化戰爭跟鎮壓，後來透過「概念的轉型」，成了所謂的「民主」果實。邏輯既然是「眾人意志之集合」創造「主權」，當然就不表示眾人之意志需要靠主權呈現；簡言之，沒有眾人意志，沒有主權，並不代表沒有主權，等於沒有眾人意志。
在現代國際法中，主權被視為國家的要件之一，但質言之，也是唯一的要件。唯有「主權」能區分生活在固定區域的一群人跟國家；也就是說有主權就是國家，沒主權就是一群人。既然如此，那麼一群人究竟是不是國家是否真如此重要嗎？再來就會有人提出「與他國交往之能力」，說穿了就是簽約跟互告。
再扯下去可能就會扯遠了，也許我最近受後殖民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影響太深，所以才會說出「把國家當成人是謊言」這樣的話，但我想像的是，曾經有人主張：「如果有一天人都不再崇尚身份認同（identity）的時候，才能真的達成平等和共存。」以宗教而言，以文化而言，以性別而言，以性向而言，為何不能簡化成「人類的思想與行為」？
「一群人」追求「主權」形成「國家」究竟是為了自己的「自我國族認同」還是「與他國交往之能力」，將會影響這件事的決心。若是前者，則可能會起而反動，不惜爭戰，如同所有反歧視運動般激烈，因為那來自標籤、來自壓抑、來自覺醒。若是後者，那充其量只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主權」（pragmatic sovereignty），是嘸要嘸緊的，只要有權宜之計都能馬上妥協的。
兩者有孰優孰劣嗎？沒有。在烏干達有一群人覺得自己是gay，結果被追殺到不行，但也沒有因此改變他們想「自我認同」為gay的決心，所以就算政府再怎麼壓迫他們，他們仍然默默地幹，那是一種心理作用，他們的認同不會因為暴力而改變的。在中國有一群男人愛在田裡磨來蹭去，問他們想不想跟男人結婚，其實也還好，但在約炮、趴踢的時候，還是會「聲稱」自己是gay，這個身份只是討個方便的。
回到「主權」這件事，在國際關係上，歐洲人說我們要用「主權」來當籌碼，用「國家」的名義來談判，大家太弱了沒話說，來不及反駁已經變成習慣法。那也沒關係，但我們有沒有那麼想成為「國家」，除了為了加入國際組織或簽約外？如果真的還好，那用什麼名義簽約有那麼重要嗎，反正只是「討個方便」而已。
那對內呢？這群人認為生活的這塊土地已經民主化了，治權在憲政上也的確是透過人民賦予的，那麼無論對外國人來說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對我們自己來說都是有「主權」的，我們都是心甘情願被管轄、被治理的，那對這群人而言，當然就會是「國家」。
因為有這抽象的心理作用，所以我們會對自己的「政府」生氣，所以我們更容易反動，而且這個意識是互有共嗚的，因為我們在意我們給予的「權力」怎麼被使用。講到這裡，我想提醒的是，所有的「身份」都是大社會建構出來的，如同gay是學習來的，就連對一個人的好感或對性愛的態度都不會是絕對天然的，對於「主權」的迷信當然也是學習來的。
歐洲人四處征戰時，要全世界接受這個concept，並不是為了讓大家獨立自主耶，是要求彼此不要互搶殖民地。然後幸好「民族自決」了，聰明的我們用同樣的concept尋求去殖民，去殖民本應只是變回一塊自由的土地，結果得到權力的民族英雄們被歐洲人蠱惑，又藉著這個concept要人民接受獨立建「國」。
全世界都獨立光光後（一個微誇飾），發現：疑！怎麼自己人一直猛欺負自己人不手軟啊？所以開始用「人權保障」的機制（又見洋人詭計？開玩笑啦！不過「人權」是一種human beings的基本教義派思想（essentialism），但我還算喜歡，暫緩再批）對抗一個當初蠱惑我們民族英雄的concept。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感覺沒有架構），「主權」這個概念在現代國際關係跟國際法中雖然都被神話化了，把這個國家「人格化」的要件視為「民族平等」、「大同世界」的關鍵，但它會那麼盛行的原因其實出於所有的統治者都希望人民心甘情願。
否則，若是靜下心來十秒鐘（先別急著抓我語病），想像一個「自始沒有主權概念的世界」，也就是沒有國家的世界，這世界真的會大亂嗎？每塊土地上的統治者還是在，可能還是會形成政府，人民還是在邊生活邊監督邊反抗著，但國際社會就是從原來的無政府狀態（因為主權平等）回到另一種無政府狀態（因為民族自決）。
也就是說，我們根本只需要「民族自決」就夠了，「主權」只是讓賽局更複雜、門票更難拿的一個概念。這個謊言已經盛行了好幾百年，所以短時間也無從解構起，而且國際法學者也絕大多數沒有要往這個方向去，當大家提起「主權式微論」時，都是從「透過主權建立的制度跟規範」在討論這件事，所以對很多外國人來說根本只是個假命題（只是為了衝publication，疑？！）。
不過，這不代表我們不能想像，至少在台灣的這群人是穩扎穩打地在實踐著一種「沒有主權，so what?!」的理想。國家跟政府是分開的，這點無庸置疑，「主權」「國家」這個概念只有在對外的時候才真的有意義；對內，人民之於政府再反饋於民，就已經是一種「主權」的實踐。
因此，說到底我們忿忿不平的其實是在爭一個「國家的名份」，不是「主權」，不是那份認同感，而且認同感也是自己接受並學習而來的，儘管是被強加，非自願的人也早就移民或遠走高飛。所以，會把「不爭名份」與「欠缺認同」劃上等號的論點根本有邏輯上的謬誤，積極「爭取名份」的也不代表自我認同比較強，況且「爭取名份」也有表面上或發自內心的、出於理想或屈於現實等程度上之差別。
打個比方，對婚姻平權冷感的gay不代表他覺得自己不是gay、不屬於gay community，他可能只是不在乎結不結婚，或根本排斥婚姻制度；但愛男人又積極爭取婚姻平權的男人，不代表他就覺得自己gay，儘管大家都會有「他不是誰是」的錯覺，但認同這件事就是這麼奇妙（那個誰誰誰，我就是在說你，哈！）。
回到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批評，如果覺得政府「誤用」咱們給的主權，聲討抗議合情合理，但如果政府採用的是我們當時授權時「心甘情願」接受的使用方式，那就使情勢有點尷尬了，尤其若我們甚至沒有要改變這件事情的話（比如修憲）。那也無傷，總之我們愛自己就好了，如果對外只求一個方便的話。
被歧視，還能理直氣壯地起身反抗；但若將外界的歧視內化，則容易造成自我貶低（self-neglect），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打破這個歧視」，但也能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打破「建構出這個歧視」的關鍵，也就是打破主權這個「迷信」。
不在乎，被霸凌就當作被傷害，而不是被「歧視」了。比方說，如果今天同學因為我男生愛男生而不跟我玩或甚至欺負我，但如果我從來都沒聽說過gay這個概念，那我只會覺得「平白無故」被傷害，不代表我沒有理由尋求救濟或復仇，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因為「性傾向」被「歧視」罷了。另一個例子，如果同學說：「你愛男生沒關係，你不要說你是gay，我們就跟你玩」，那我該覺得自己仍然被霸凌嗎？
唔？講這麼多有的沒的，真的有給出一個解釋嗎？總之，我自己也還在思考這件事，只是可能還在reprogramming當中，所以還沒辦法太有架構地梳理。但當時情急之下寫出的「把國家當成人是謊言」這句話，其實是想給出對主權執迷之外的另一種想像。
註一：Bodin，1576，《共和六書》（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註二：Rousseau，1762，《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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