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一件心裡早就有數的事，這才驚覺「面對」也是一種突破。】
原本論文打了一個安全牌，挑了一個簡單的approach出發，然後自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好，但今天突然出現一個Eureka moment，心裡浮現了一個聲音：「這樣其實是不夠的。」
突然好像知道為什麼我有點後繼無力、無精打彩地續寫論文，因為改到最後已經偏離我本來想寫的了，有點走歪掉，所以弄到後來愛寫不寫。雖然邏輯通順，但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不只過於政治正確而沒有哲學層次可言，而且真正實質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到。
本來有點憂慮，因為大綱既出，但學姐安慰我：「你的論文完成的時刻，表示它已經對現有的世界有所突破，這就是它本身的價值。如果已經有了突破，在最後一刻又自我再突破，那就把後來的新突破寫在期刊發表，不是很好嗎？」
所以本來就是要一直自我批判跟挑戰，感覺是應該抱持著這種態度才是，就連Ken Plummer也說，他自己也是經歷了immoral gayness，到identity politics，再到queer critiques的階段，走了50年，寫了將近100個人生故事，然後他才在晚年，突然領悟了他終其一生在追求什麼。
【有些問題根本已經有了答案，只是缺乏「落實」答案的執行力。】
沒有對或錯，也不是一個是非題，只是自己應該自我解構再重新建構，才是一個完整的思辨過程。比如我最初是從「做運動」出發，所以滿腦子想對抗的是政府，企圖從人的角度來解構國家的權力，滿腦子想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但卻沒想透自己突竟厭惡國家什麼？
後來唸了方法論，所以想往「做學術」靠攏，總覺得只要自己夠具批判力道跟前衛視角，就能迎刃而解當今政治的盲點，殊不知還是在人民與國家之間打轉，所以怎樣都擺脫不了寫到爛掉的人權論點，漸漸地，似乎已經跟「健康」本身無關，性／別少數也成了論述的載體，無足輕重。
不論是「做運動」抑或「做學術」，其實都不是一個中肯客觀的切入點；突然讓自己開竅的，其實是「做知識」這個靈光乍現。我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問題？我真心在乎「WHO怎麼做嗎？」「性／別少數群體的健康如何嗎？」「為何會有健康落差？」「國際法扮演什麼角色？」「國家的義務為何？」
WHO能做的不就是依其憲章，但受制的仍是政府的態度，那是國際政治的問題。性／別少數群體的健康較一般人差，其實心裡有數，經驗證據也在所多有，那是公共衛生的問題。為何現狀如此，更是容易說明，不外乎是出於汙名化跟歧視，那是社會建構的問題。
國際法是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如果一直糾結於人權論述，就等於turn a blind eye to國際法本身存在的目的；也因此，國家義務的討論也就一直停留在「官民對立」的立場中打轉，這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但卻不是可以被論文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一開始就有了先入為主的觀點，就不是在「探求知識」本身了，而是在「運用知識」生成貌似有說服力的論點，這件事本來就是政府智庫在做的事，也與社會運動家平時的任務無異，但卻沒有真的給出新的思維或提出一個辦法。
這樣的論文是危險的，因為它雖然「合乎常理」，卻又「過於合理」，並非在解決問題，也悖離了doctrinal research的真義，最後只會是一份「跨領域」乍看亮麗的literature review。難怪Amir會一直試圖要我從institutionalism出發，Phoebe會要我選定一個approach，不然就純粹都在處理早有定論的問題。
【想像出待解決的假命題，欠缺的只是一個提出真問題的「勇氣」】
如同Plummer說的，有自己的核心價值並沒有錯，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會預設立場，所以我們會有自己想誓死捍衛的目標和奮力抵抗的敵人，只是要認清那是practical還是theoretical的目標，那個敵人是稻草人還是大魔王，知識的產出可以pragmatic，也可以philosophical，可以是deliberate，也可以是contingent。
回想自己的求學之路，一開始唸法律是為了追求想像中的「正義」，然後我知道了那不叫做「平等」。一開始我覺得人都該是「自由」的，直到我被他人的自由歧視，然後他們受到限制，於是我才驚覺我們身處在一個被建構的「秩序」中，假裝一切美好。
因為我們假設人的「理性」是良善的，但當我看到他人受苦時，卻偶爾覺得事不關己，儘管別人甚至活得沒有「尊嚴」。不過當有人因此杯葛、躂伐、譴責、干戈時，我卻說不上是對或錯，於是我開始質疑追求「和平」的虛偽。比如那場大病，我氣自己為何不「健康」，但卻不知向誰埋怨去。
我以為自己想做的是這個，我感慨自己是被歧視的人，不甘自己在文獻裡都被稱作「邊緣人」，它貌似是很酷的身份認同，因為它讓我有敵人，潛藏在社會裡的無知者，在政治裡搬弄是非的意識形態者，我以為只要辯贏他們就能獲勝，於是我拿理論當作力量，把法律視為後盾，儘管我明知這是斷章取義的。
直到前陣子我開始重新思考，我們究竟是憑什麼說「人權」是絕對價值，因為早在二戰前，「主權」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憑什麼一下子要求政府做這做那、一下子又希望政府step off our back，在許多是非判斷上，我們其實都預設一個前提了，只有利己的（符合自己的意識形態）才是對的。
身為gay，我常常開宗教、傳統的玩笑，嘲諷他們的無理取鬧，但對我自己而言，又未嘗是把這個認同帶來的力量當作信仰。出了這個範疇，我的立場一致嗎？這是我最常反問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到了英國之後，開始接受「gay identity可能是錯的」這個命題的討論。
很矛盾也很痛苦，就像有一天有人當頭棒喝跟我說：「傻瓜，你真以為你捍衛的人權是對的嗎？那不過是一個牽制國際關係新的遊戲規則。」於是我反思，法律到底是什麼？它想做到什麼？所以我回頭看法律跟社會之間的關係，然後我遇到Foucault跟其他解構主義者，他們跟我說：「不要相信任何事！」
當我深感耳目一新，彷彿重生般爽朗時，才突然驚覺「但這對我的論文沒有幫助啊！」我問他們。又重新兜了一圈眾大師的無盡書海中，他們彷彿又對我說：「不要相信我們！」所以我把自己丟到一個忙碌的生活中，假裝沒有看見這個死胡同，只覺得自己還不夠用功。
【決定重新出發的當口，其實才是下定決心跟自己「和解」的時候】
終於忙完這學期所有的工作，包括論文大綱等階段性任務，放了自己一個長假，只是長假之前，還覺得有一口氣嚥不下，心中還卡著一個大石頭：長假回來後我到底該怎麼辦？難道我就該當作沒事繼續埋頭寫嗎？
說穿了，自己當初設定的題目真的易解到不行，跟打辯論比賽一樣，只要套套國際法的公式，為了看起來厲害，塞一塞能加強論述的理論，解一解反方可能提出的爭點，其實似乎就能完成了。但！我打算用接下來這三年只解這一題嗎？
於是我決定放下，這次的放下不是歸零，因為我相信Plummer說的，懷抱中心價值是重要的，只是我該思考如何這些價值是否是他人的價值，所以我該反思它們是如何在我腦中建構出來的，「是什麼讓我接受了這些事？」如果我今天不是一個病人、不是一個少數人、不是一個台灣人，我能接受嗎？
於是我問：「健康是什麼？」在它還沒被形塑成「人權」之前，它到底指涉什麼？「健康與否如何評量？」如果它不該單單是「沒生病」，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它？「法律是什麼？」「國際法是法嗎？」「什麼是國家？」「人跟國家之間究竟如何？」「性／別？」「為何有主流、少數之區分？」
我決定不再試圖用WHO來遮掩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因為「who is WHO?」本身就是個待解的問題。看其形式，它本身彷彿是一部法律的載體，也是一個受制於會員的組織，賦其制度性的意義是「寄予厚望」，但若回想我對UN的失望，我該有這番期待嗎？讓我失望的原因是什麼，我卻尚未釐清。
我想追究：「為什麼我覺得自己是gay？」「為什麼我偶爾害怕，我明明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那是壓迫嗎？」「如果是，壓迫從哪裡來？」「為什麼我覺得健康很重要？」「為什麼我想成為健康的gay？」「我如果不健康，社會看我的眼光不一樣嗎？」
如果我不健康，真是因為我活得沒尊嚴或不自由嗎？若是不跟大社會和解，解脫得了嗎？若我在追求「完備」的公平正義，那對於其他不是gay的人呢？倘若不在乎他們，終極目標算是達成了嗎？人跟其他動物之間真有理性是否的差別嗎？弱肉強食不算一種秩序嗎？打破！我決定重新來過。
【新的解決方式需要靠回答最古典的問題，從「承認」有極限開始】
我不可能用盡三年來回答所有哲學上的問題，有人窮盡一生只在解決自己為何「存在」這個「世界」這件事。如果我的命題拿掉WHO，其實我只是嘗試要理解：性／別弱勢群體的健康落差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health disparities in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我或許需要先面對「為什麼是國際法？」這件事，這裡我的「國際法」不該是想像中的法，應該視為國際關係中的social norms，姑且不論是否為無政府狀態，也不至於影響這個規範存在的可能性。出發於此，應能避免國關理論中的大辯論，這個前提卻也使我更能體會國際法「破碎」的荒謬性。
寫到這裡發現了自己最一開始的問題出在，我一方面假設了有弱勢群體，並且預設了健康跟人權之間的關係，卻忘了先問「誰？」跟「什麼？」這兩件事，所以本質上，我在乎的根本不是「公共衛生」這門學科，而是「健康」這個概念的建構。
因此，我該先瞭解什麼是健康，才能回答什麼是健康落差，也才能進一步確認是否真的存在「性／別弱勢群體」中的健康落差。這些命題為什麼重要，端賴我如何「闡明」這個概念，也只有如此，我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想從國際法中得到什麼。
原本論文打了一個安全牌，挑了一個簡單的approach出發，然後自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好，但今天突然出現一個Eureka moment，心裡浮現了一個聲音：「這樣其實是不夠的。」
突然好像知道為什麼我有點後繼無力、無精打彩地續寫論文，因為改到最後已經偏離我本來想寫的了，有點走歪掉，所以弄到後來愛寫不寫。雖然邏輯通順，但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不只過於政治正確而沒有哲學層次可言，而且真正實質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到。
本來有點憂慮，因為大綱既出，但學姐安慰我：「你的論文完成的時刻，表示它已經對現有的世界有所突破，這就是它本身的價值。如果已經有了突破，在最後一刻又自我再突破，那就把後來的新突破寫在期刊發表，不是很好嗎？」
所以本來就是要一直自我批判跟挑戰，感覺是應該抱持著這種態度才是，就連Ken Plummer也說，他自己也是經歷了immoral gayness，到identity politics，再到queer critiques的階段，走了50年，寫了將近100個人生故事，然後他才在晚年，突然領悟了他終其一生在追求什麼。
【有些問題根本已經有了答案，只是缺乏「落實」答案的執行力。】
沒有對或錯，也不是一個是非題，只是自己應該自我解構再重新建構，才是一個完整的思辨過程。比如我最初是從「做運動」出發，所以滿腦子想對抗的是政府，企圖從人的角度來解構國家的權力，滿腦子想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但卻沒想透自己突竟厭惡國家什麼？
後來唸了方法論，所以想往「做學術」靠攏，總覺得只要自己夠具批判力道跟前衛視角，就能迎刃而解當今政治的盲點，殊不知還是在人民與國家之間打轉，所以怎樣都擺脫不了寫到爛掉的人權論點，漸漸地，似乎已經跟「健康」本身無關，性／別少數也成了論述的載體，無足輕重。
不論是「做運動」抑或「做學術」，其實都不是一個中肯客觀的切入點；突然讓自己開竅的，其實是「做知識」這個靈光乍現。我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問題？我真心在乎「WHO怎麼做嗎？」「性／別少數群體的健康如何嗎？」「為何會有健康落差？」「國際法扮演什麼角色？」「國家的義務為何？」
WHO能做的不就是依其憲章，但受制的仍是政府的態度，那是國際政治的問題。性／別少數群體的健康較一般人差，其實心裡有數，經驗證據也在所多有，那是公共衛生的問題。為何現狀如此，更是容易說明，不外乎是出於汙名化跟歧視，那是社會建構的問題。
國際法是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如果一直糾結於人權論述，就等於turn a blind eye to國際法本身存在的目的；也因此，國家義務的討論也就一直停留在「官民對立」的立場中打轉，這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但卻不是可以被論文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一開始就有了先入為主的觀點，就不是在「探求知識」本身了，而是在「運用知識」生成貌似有說服力的論點，這件事本來就是政府智庫在做的事，也與社會運動家平時的任務無異，但卻沒有真的給出新的思維或提出一個辦法。
這樣的論文是危險的，因為它雖然「合乎常理」，卻又「過於合理」，並非在解決問題，也悖離了doctrinal research的真義，最後只會是一份「跨領域」乍看亮麗的literature review。難怪Amir會一直試圖要我從institutionalism出發，Phoebe會要我選定一個approach，不然就純粹都在處理早有定論的問題。
【想像出待解決的假命題，欠缺的只是一個提出真問題的「勇氣」】
如同Plummer說的，有自己的核心價值並沒有錯，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會預設立場，所以我們會有自己想誓死捍衛的目標和奮力抵抗的敵人，只是要認清那是practical還是theoretical的目標，那個敵人是稻草人還是大魔王，知識的產出可以pragmatic，也可以philosophical，可以是deliberate，也可以是contingent。
回想自己的求學之路，一開始唸法律是為了追求想像中的「正義」，然後我知道了那不叫做「平等」。一開始我覺得人都該是「自由」的，直到我被他人的自由歧視，然後他們受到限制，於是我才驚覺我們身處在一個被建構的「秩序」中，假裝一切美好。
因為我們假設人的「理性」是良善的，但當我看到他人受苦時，卻偶爾覺得事不關己，儘管別人甚至活得沒有「尊嚴」。不過當有人因此杯葛、躂伐、譴責、干戈時，我卻說不上是對或錯，於是我開始質疑追求「和平」的虛偽。比如那場大病，我氣自己為何不「健康」，但卻不知向誰埋怨去。
我以為自己想做的是這個，我感慨自己是被歧視的人，不甘自己在文獻裡都被稱作「邊緣人」，它貌似是很酷的身份認同，因為它讓我有敵人，潛藏在社會裡的無知者，在政治裡搬弄是非的意識形態者，我以為只要辯贏他們就能獲勝，於是我拿理論當作力量，把法律視為後盾，儘管我明知這是斷章取義的。
直到前陣子我開始重新思考，我們究竟是憑什麼說「人權」是絕對價值，因為早在二戰前，「主權」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憑什麼一下子要求政府做這做那、一下子又希望政府step off our back，在許多是非判斷上，我們其實都預設一個前提了，只有利己的（符合自己的意識形態）才是對的。
身為gay，我常常開宗教、傳統的玩笑，嘲諷他們的無理取鬧，但對我自己而言，又未嘗是把這個認同帶來的力量當作信仰。出了這個範疇，我的立場一致嗎？這是我最常反問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到了英國之後，開始接受「gay identity可能是錯的」這個命題的討論。
很矛盾也很痛苦，就像有一天有人當頭棒喝跟我說：「傻瓜，你真以為你捍衛的人權是對的嗎？那不過是一個牽制國際關係新的遊戲規則。」於是我反思，法律到底是什麼？它想做到什麼？所以我回頭看法律跟社會之間的關係，然後我遇到Foucault跟其他解構主義者，他們跟我說：「不要相信任何事！」
當我深感耳目一新，彷彿重生般爽朗時，才突然驚覺「但這對我的論文沒有幫助啊！」我問他們。又重新兜了一圈眾大師的無盡書海中，他們彷彿又對我說：「不要相信我們！」所以我把自己丟到一個忙碌的生活中，假裝沒有看見這個死胡同，只覺得自己還不夠用功。
【決定重新出發的當口，其實才是下定決心跟自己「和解」的時候】
終於忙完這學期所有的工作，包括論文大綱等階段性任務，放了自己一個長假，只是長假之前，還覺得有一口氣嚥不下，心中還卡著一個大石頭：長假回來後我到底該怎麼辦？難道我就該當作沒事繼續埋頭寫嗎？
說穿了，自己當初設定的題目真的易解到不行，跟打辯論比賽一樣，只要套套國際法的公式，為了看起來厲害，塞一塞能加強論述的理論，解一解反方可能提出的爭點，其實似乎就能完成了。但！我打算用接下來這三年只解這一題嗎？
於是我決定放下，這次的放下不是歸零，因為我相信Plummer說的，懷抱中心價值是重要的，只是我該思考如何這些價值是否是他人的價值，所以我該反思它們是如何在我腦中建構出來的，「是什麼讓我接受了這些事？」如果我今天不是一個病人、不是一個少數人、不是一個台灣人，我能接受嗎？
於是我問：「健康是什麼？」在它還沒被形塑成「人權」之前，它到底指涉什麼？「健康與否如何評量？」如果它不該單單是「沒生病」，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它？「法律是什麼？」「國際法是法嗎？」「什麼是國家？」「人跟國家之間究竟如何？」「性／別？」「為何有主流、少數之區分？」
我決定不再試圖用WHO來遮掩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因為「who is WHO?」本身就是個待解的問題。看其形式，它本身彷彿是一部法律的載體，也是一個受制於會員的組織，賦其制度性的意義是「寄予厚望」，但若回想我對UN的失望，我該有這番期待嗎？讓我失望的原因是什麼，我卻尚未釐清。
我想追究：「為什麼我覺得自己是gay？」「為什麼我偶爾害怕，我明明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那是壓迫嗎？」「如果是，壓迫從哪裡來？」「為什麼我覺得健康很重要？」「為什麼我想成為健康的gay？」「我如果不健康，社會看我的眼光不一樣嗎？」
如果我不健康，真是因為我活得沒尊嚴或不自由嗎？若是不跟大社會和解，解脫得了嗎？若我在追求「完備」的公平正義，那對於其他不是gay的人呢？倘若不在乎他們，終極目標算是達成了嗎？人跟其他動物之間真有理性是否的差別嗎？弱肉強食不算一種秩序嗎？打破！我決定重新來過。
【新的解決方式需要靠回答最古典的問題，從「承認」有極限開始】
我不可能用盡三年來回答所有哲學上的問題，有人窮盡一生只在解決自己為何「存在」這個「世界」這件事。如果我的命題拿掉WHO，其實我只是嘗試要理解：性／別弱勢群體的健康落差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health disparities in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我或許需要先面對「為什麼是國際法？」這件事，這裡我的「國際法」不該是想像中的法，應該視為國際關係中的social norms，姑且不論是否為無政府狀態，也不至於影響這個規範存在的可能性。出發於此，應能避免國關理論中的大辯論，這個前提卻也使我更能體會國際法「破碎」的荒謬性。
寫到這裡發現了自己最一開始的問題出在，我一方面假設了有弱勢群體，並且預設了健康跟人權之間的關係，卻忘了先問「誰？」跟「什麼？」這兩件事，所以本質上，我在乎的根本不是「公共衛生」這門學科，而是「健康」這個概念的建構。
因此，我該先瞭解什麼是健康，才能回答什麼是健康落差，也才能進一步確認是否真的存在「性／別弱勢群體」中的健康落差。這些命題為什麼重要，端賴我如何「闡明」這個概念，也只有如此，我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想從國際法中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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