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傑賽普國際賽的時候，我都很好奇那些來自一直「被舉例」國家的學生，在論述、應答時的心情。今天剛好遇到 moot problem 與未完之戰不謀而合，眾人感觸一定很深。
我前幾天也寫了一篇彷彿在準備傑賽普似的短文，整理了一下國際法中侵略行為（aggression）的定義。
下筆前，其實猶豫了非常久。
無論哪一方都有令人齟齬或同情之處，如果我們把檯面上所有有紀錄的政治、文化與歷史因素都包進來考慮——換句話說，檯面下發生過什麼事，沒有人知道，任何高談闊論者皆然。
若純從法律的角度切入，立場可能就不難站了。縱然國際法社群從二戰後開始信仰和平主義，但也從未瞎到要求被霸凌者不能回擊、乖乖挨打。
但無論如何，近幾十年每每有新的戰爭發生，都反而更強化「和平解決是原則，武力使用為例外」這件事，很詭異。
從自我防衛到集體安全，從人道干預到保護責任（R2P），從消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到反恐戰爭，從「維和」到民主干預（pro-democratic intervention），必求師出有名。
也就是說，若要破壞和平、訴諸暴力（姑且不論國際法本身對和平的定義有多麼膚淺），必是為了維護比和平更高的價值。
這點本身說有多矛盾就有多矛盾，因為二戰後各項國際法發展（大大小小的多邊條約與百家爭鳴的法學著述）都在強調其對「促進和平」的重要性。換言之，和平應是法治的目的，也是手段。
這次俄羅斯也不例外，儘管它所宣稱之理據應該都不足以正當化使用武力和侵略這兩件事；又儘管理由正當，也肯定過不了「手段與目的相稱」、最後手段及最小傷害等比例原則的門檻。
但俄國還是宣稱了。表示它知道「依法」不能恣意引戰、師出無名。這也證明了，它知道法的規定是什麼——而它是為了維護比和平更高的價值而戰。
另一方面，烏克蘭當然可以反擊，這是它行使自衛權的自由，無論為了抵抗俄帝，或者試圖重新確認頓、盧兩地的法律地位。它也是為了比和平更高的價值而戰。
不過，在武力反抗之餘，烏克蘭同時透過國際法院起訴了俄國，這點我是佩服的。在硬碰硬的同時，還是想到了法律，並相信法治應該有用，尤其當全世界都揣想「國際法無用論」的時刻。
從俄國疲於找尋正當理由，烏克蘭快步轉身提起訴訟，這兩件事恰恰證明了國際法有用到不行。
一項法律，不會因為它常常被違反，而失去意義，只要行為者還戒慎恐懼、念茲在茲，它就仍然是有效的規範。
就這點而言，還是可見國家人格的虛擬性，因為它總是理性的，不論獨裁與否，它總會找好理由。有一天懶得找理由了，它也會告訴你為什麼法律不再有意義，而法律秩序值得被破壞。
但動員國家機器的統治者，或被國家機器動員的人們，卻不一定是理性的。那個「當下」往往是情感驅使的：恐懼感、委屈感、罪惡感、正義感、成就感。
說到底「國家」就是社會中一群最有影響力的人發洩情緒的工具，武裝衝突就是最極致的打群架。評價國家行為時，那群人都被國家所遮住。真是史上最奇怪的政治發明之一。
和平的敵人是權力。權力在統治者手上，在國際關係中轉化成主權意志。
當濫用武力使用例外事由，成了一國權貴慾望的遮羞布，對全世界都是危險的——令人反感的美帝如此、北約如此，俄羅斯也一樣。制肘帝國的，大多是另一個帝國。
國家畢竟是擬制的人格，可以選擇服從或抑制權力慾望的還是統治階級，而他們成了決定國際和平能否維繫的關鍵，這也是國際法法理中永遠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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