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是否能強迫人民施打疫苗的倫理問題，看到朋友們在某聊天室中的踴躍討論，我筆記一下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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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家提到的疫苗，我也想到的是PrEP。在歐美剛開始的時候，也一直有 be a responsible gay 的理由，要還沒感染的都去吃，然後就被批評了，因為1) re-linking gay identity = HIV risk (unnecessary stigma) & 2) 打擊錯誤，不符合傳染病防治的效應。
後來就改成：有在跑趴的、諮商過後，就能吃，因為除了「自認風險高」，還得「專業人士判斷確實風險高」。
從這個類比延伸，我可能會素樸地傾向覺得，國家應該要很用力鼓勵人們去打疫苗，但人民有權利在「知道對他們個人而言，打或不打的風險各是什麼」的前提下，能自由選擇要不要打、打哪一種。
也就是說，完全informed的情況下，人們選擇不打的情況若稱不上「科學理性」，而因此承擔「不負責任公民」的標籤（作為一種moral sanctions on societal level)，雖然 undesirable，可是可能justifiable（但我本人其實反對科學霸權啦，but in this context，先當作responsibility discourse that doesn’t count as witch-hunt 的正當性界線）。
從健康權的角度來說，國家本來就有義務「基於科學證據」積極教育人民，如何活得更久更健康；但國家不能強迫所有人都想活得長久或健康。這是（理論上）健康權內含的自由權利跟受益權利，為何不會相互衝突的原因。
若是為了公眾考慮而強迫施打疫苗，應該仍然無法正當化，因為公共衛生可以作為限制個人自由的情況中，不包括侵入性的措施（這裡只討論人權的角度，而不考慮其他倫理原則）。
所以有趣的是，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措施是符合公衛倫理卻侵害人權的？（我自己覺得不太可能會被接受，especially in our contemporary）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那是否長年不與人交往接觸的遺世獨立人，可以因此豁免於外（如上面不跑趴而不會「製造」他人風險的gay）？
最後我想到的是：若打特定疫苗是「幾乎全體社群成員」都認定為善的事，那麼就算不透過法律去強制，應該也會有存在其他 moral interventions and social sanctions（如上面提到「標籤化不等於獵巫」的界線）。
換句話說，若沒有相對應的moral sanctions（在立法發生之前），是否能反推透過法律去強制這件事欠缺社會道德層次的規範基礎，而成為獨裁的濫觴（但我還是要合先敘明一下，我本人對這種 using social norms against minority members 的「現象」持保留態度，要case by case，但若拿來檢驗法律正當性，似乎並非不可）。
可以想像會有人說，但民主原則中關於法治的要求，不是包括「對抗多數(暴力)」嗎？然後我的回應會是：對，但那是「多數人的意見構成暴力」+在符合甚至提升人權保障的前提下，才成立。
除非兩個大前提滿足：1）「大多數人認為要不要打是個人選擇」這件事，對「覺得大家都得打沒例外的人」構成一種結構性暴力＋2）強制打疫苗符合人權要求，否則法律仍須證明法規具有社會層次的道德基礎。但，除了（1）不太可能推論出來以外，如我上面提到的，（2）這件事本來就不符合人權要求，因此才要另覓其他倫理基礎，所以這裡不能作為「抗多數」的理由。
然後，如果從上面的討論出發，我也想試著回應一下你們有提到的其他例子。
比如，我覺得子宮頸癌疫苗&流感疫苗，若對象是指成人（姑且不談「成年」定義本身的倫理問題跟歐美中心的life course theory），應該可以適用我上面的討論。
能不能強制小孩打疫苗？我覺得也是不行（若我們接受兒童也是完整的權利主體）。因此，政府仍然要非常積極說服小孩及其直接照顧者（大多是家長）打疫苗的好處，讓他們自己做選擇。
但在兒童權利的脈絡中，有一個有趣的點是，如果「小孩本人 v. 照顧者 v. 國家」意見分歧的時候，最後的判斷可能會是兒童最佳利益。所以問題會落在如何判斷怎樣是最佳利益？我記得好像還是用scientific evidence-based為主（很煩，一直出現！）
所以說到底，兒童仍然不是一個完整的權利主體，因為他們的自由可能被他們自己的「受益權」所限制。我每次都把「兒童最佳利益」當作兒童人權的大bug，但顯然做兒童研究的很吃這套（菸）。
那麼能不能強迫醫護人員、運輸人員打疫苗？我其實覺得不行耶，除非社會中先產生一種道德責任（然而，我覺得這非常有可能比「全部人」的命題更容易形成，從施打順序的安排來看就可以發現）。但這有沒有可能對「不想打疫苗的醫護、運輸人員」產生多數暴力，這也很值得思考，畢竟誰說高風險就應該被強迫！
如上面PrEP的例子，國家仍然無法逼「愛跑趴但不吃藥的人」吃藥，但群體中可能會有道德壓力；也就是說，若拒絕的理由已經不在「科學理性」可以接受的範圍內，那麼可能會有一些社會性的介入或處罰（但我仍然覺得不到法律可以干預的程度，反而可能需要出來「抗多數」）。就類似社運中的人常常在講的「(來自社會錯誤期待，所造成的)運動傷害」，這可能也是高風險職業中（社會性的）職業傷害。
那麼考生、留學生、想出國的人或返國的人呢？我覺得「信賴保護」的點很有趣，但我不確定那是不是可以當作倫理討論的基礎（或判準）。
我想到的是，那些權利（非得現在應考、出國唸書、工作等權利），可能都不是人權（甚至可能不是憲法基本權保障的範圍），因此在事件發生前設下限制，似乎並非完全不可。應該說，當然還是要考慮到那些限制是否合法合理（比如突然要大家唱首歌才能進考場，可能不合理），但檢驗那些限制的正當性，門檻可能不高。
反而，針對這群人，他們或許才是能主張「信賴保護」的人，因為他們的報考簡章、申請學校、申請簽證、拿到工作offer的時候，若沒有相關政策，也沒有任何條款事先想到「若疫情加重，可以增加『接受侵入性措施』當作限制」，而他們因此面對either 失去資格 or 被侵入，那麼期待利益可能受到損害。可是，說到底，那也只是「利益」，甚至比權利更低，頂多請求補償而已吧！
那一定會有人說，那上面講到的醫護、運輸人員呢？難道他們非得「現在」工作嗎？我有想過工作權的討論，但的確有點弱。反倒是，基於他們正好屬於 Covid context 中的 essential workers，你敢因為他們不想打疫苗，就要他們不工作嗎？這反而是不符合公眾利益的。但你不考試、不出國唸書、旅遊，會礙到誰？
所以，不僅在權利限制上，almost unavoidable 的高風險「群體」（如醫護、運輸人員）所適用的限制門檻遠高於限制optional的高風險「行為」（應考、旅遊）；在公益考量下，前者是全體社會輸不起，後者則是個人(及其家人)覺得很幹或很衰，利益衝突的程度也有極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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