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今年的聯合國主題比起往年是更加不痛不癢了：我們一起治癒、學習、發光（Together we heal, learn and shine.），但在COVID-19肆虐的陰霾下，類似 #同星球一命 心靈雞湯式的口號是越來越多了，可能是為了給人一種正能量的感受。
的確，在疫情之中，當大家都大聲呼籲減少移動、自主管理、在家工作，甚或隔離、封城跟鎖國時，有很多人是沒有#宅在家救世界 的奢侈的，而被迫逃離的人光是安身立命就很困難，何況就醫。遠離家鄉，他們努力為自己和家人尋找下一個免於迫害和暴力的落腳處。
鋌而走險也要逃離家鄉
聯合國難民署前幾天發布了《2020被迫遷徙全球趨勢報告》（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2020），根據這份報告，去年全世界除了被COVID-19虐了一整年外，因戰爭、暴力、迫害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數更達到8240 萬人，破歷史記錄，比 2019 年增加 4%。
在超過8200萬被迫流離失所的人當中，有2640萬是跨越國界尋求庇護或過境的難民，其餘大多數人是因衝突、暴力或天災而被迫在本國流離失所的人。事實上，即使在疫情中各國邊境管制緊縮的情況下，這己經是被迫流離失所者的人數連續第九年持續攀升。
過去十年，境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的人數翻了一倍，其中有 42% 是兒童；而根據2020年的全球趨勢報告，在逃往國外的所有難民中，有超過2/3來自敘利亞、委內瑞拉、阿富汗、南蘇丹和緬甸等五個國家，而土耳其仍然是收容最多難民的國家。
衣索比亞的提格雷危機
先前我們介紹過緬甸的狀況，這次就來談衣索比亞的提格雷（Tigray）危機。提格雷地區是衣索比亞北方的一個州，在2020 年9月提格雷地區選舉被聯邦政府宣布不合法之後，自去年11月，衣索比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爆發衝突。
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就是現任WHO總幹事譚德塞所屬政黨，自提格雷戰爭開始，衣索比亞就不斷質疑譚德塞的國家忠誠度。據稱，衣索比亞政府軍後來甚至聯合鄰國厄利垂亞（衣國東北方）針對提格雷地區進行斷糧行動，並阻斷人道救援行動與相關物資。
飽受衝突蹂躪，加上季節性的蝗災與COVID-19對當地醫療系統之衝擊，有近十萬難民因此越過邊界逃到蘇丹（衣國西北方）尋求庇護。依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糧食安全階段綜合分類》（IPC），提格雷地區目前處在界於第四級「人道緊急」與第五級「饑荒／人道災難」之間。
台灣依舊欠缺庇護法制
難民日前夕，台權會及國際特赦組織再度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修訂《入出國及移民法》或制定《難民法》。其實，庇護機制法制化的討論已經很多年了，長期以來台灣都是以專案的處置，即使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民間要求重啟立法討論，最後仍無疾而終。
上面特別討論提格雷內戰，主要是因為台權會記者會上，一名衣索比亞籍留學生希望尋求中華民國政府的庇護。Tesfay Kiros來自提格雷鄰近地區，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武裝衝突中。如大部分的學生，他曾發文批評過國家政治局勢，但現狀卻可能使他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
在台灣，缺乏合法居留身份的處境有多困難，毋庸贅述。事實上，針對我國兩公約報告的國際審查會議（2013及2017年），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都建議台灣儘速通過難民法，法制化「不遣返原則」，而若將個人送到有遭受迫害的風險中，自己也可能構成了酷刑待遇。
結論
當全世界因COVID-19的疫情居家隔離或封城鎖國，被迫顛沛流離的人口卻不斷增高。猶記得2018年2月聯合國針對難民危機曾展開過一場馬拉松式高峰會，基於2016年的《難民及移民問題紐約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提出了一份「難民問題全球協議」。
時至今日，被迫遷徙的全球趨勢卻有增無減，問題根源當然還是在族群衝突、內戰和各種殖民時代遺毒所留下的殘局。然而，更刻不容緩的或許是世界各國政府應承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分配，以積極保障難民人權、支持各地發展「收留能力」等政治承諾及配套措施，
長期困在冷戰陰影下的台灣，對於國際人道事務經常假裝事不關己，但就難民議題而言，多方尋求認同的台灣人應該最能理解被政治現實犠牲的心情。世界難民日才過，台灣的《難民法》與其他相關法規修法及相應配套措施，什麼時候才會準備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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