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很多paper，有一些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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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以漢人居民為多數，台灣實際上是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地方。然而，疫情當頭，健康不平等的狀況暴露無遺。比如近來因苗栗科技廠爆發疫情，移工群聚的情況和他們的居住、工作環境再度成為媒體焦點。在風險溝通與疾情資訊方面，不諳華語的新住民經常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考慮到醫療資源相對貧瘠，惟恐都會區再度鬆懈、疫情進入原鄉，許多部落紛紛採取自主管理，封山、封溪禁止遊客進入，蘭嶼觀光業也主動取消訂單，形同「柔性封島」。
這兩個月來COVID疫情對台灣的公衛系統造成巨大衝擊，其後果也對醫護人員形成極大負擔。考慮到防疫是持久戰，日前有許多公衛專家重申疫情監測與疫調的急迫性。同時，關於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健康行為的台灣研究本來就不多，從跨文化照顧及溝通的視角切入之討論，更是付之闕如。若擴編疫調人力，潛在的被招募者可能大多缺乏多元文化的敏感度。因此，本文想要著重討論相關的行前訓練，應加強培養疫調人員的文化敏感度與文化能力。
公共衛生服務應注意文化適當性
公衛工作，尤其與人密切相關的個案調查（case investigation）及接觸追蹤（contact tracing），都很強調工作者的文化能力，這是健康人權中文化適當性（cultural appropriateness）的重要部分，也是為了提升防疫的精確度與有效性。文化適當性也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關於健康權是否被適當保障的重要指標之一。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中就有提到，公私部門所提供各種衛生設備、商品及服務都需要顧及服務接受者的可接受性。
文化適當性有不同層次，包括對其他文化之基礎認識（cultural knowledge），以及對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對他者文化抱持開放態度與意識（cultural awareness），以及對於文化之間的差異與潛在張力保有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進而培養成了解自身及他人世界觀和生活態度，而可以進行有效溝通之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最後，更期待相關人員與組織，能提供與所有人文化相容之健康照顧，以達致被服務者之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
以性傳染病為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曾提出一份《社會決定因素、文化和接觸追蹤》的框架，認為衛生部門和工作人員都應：（1）承認追蹤者和接觸者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異；（2）設計尊重文化並保護社區的隔離措施；（3）考量接觸者的價值觀和重要的人際關係；（4）對檢驗和治療行為中的種族主義有所警惕；並（5）認識文化理解對抗疫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發展接觸追蹤的方案時，應重視風險溝通有效性、社區參與及文化安全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2015年9月，針對西非伊波拉疫情，WHO曾提出建議，對於接觸追蹤者之培訓，應該幫助他們了解在地社群的文化，並有能力協助接觸者了解他們生活及工作所在地所具有的防疫規定、設備與服務。至於針對COVID-19的疫調工作，WHO在2020年5月的時候也提出一份指引，認為在理想的情況下，最好是可以從各地社區中招募疫調工作人員和接觸追蹤者，較容易培養適當的文化素養、強大的溝通技巧、當地語言能力，以及對個案及接觸者背景之理解。
2021年2月，WHO在一份更新的指引中，考慮到各國防疫人力吃緊，認為疫調人員可以自多處招募（包括地方政府、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大學生、社區志工等），但也再次強調從社區或社群（如里鄰區級的活動中心、移民的社區據點、原住民部落或文化健康站）中擴招疫調人力的重要性。此外，WHO也建議不要指派醫務人員進行接觸追蹤工作，除非情況需要，但可安排他們作為團隊主管，以提供技術和後勤支持、解決問題和質量監控等管理工作。
有效率的疫調與接觸追蹤很重要
2020年5月，《英國醫學期刊》（BMJ）的編輯室發文呼籲，針對COVID-19的疫調、追蹤、篩檢等工作，應確保少數族群也能平等地了解並接受到相關服務，不再使「難以觸及」的群體遙不可及。這當中，具有敵意的社會環境和少數群體對政府的不信任，都是巨大的障礙。舉例來說，與這些服務有關的資訊都太複雜也太專業，又通常缺乏多語版本，導致少數群體的低度參與可能是出於他們處於社會與行政的邊緣位置（如移工、移民、原住民族）。
這種長期不受政府重視的處境，政策溝通的落差，使這些群體特別容易「錯過」重要防疫資訊，輕則產生與主流群體不一致的風險感受，重則低估自身所屬群體之風險。然而，英國學者於2020年6月在《流行病學與社區健康期刊》（JECH）上發表一篇文章指出，根據COVID-19傳播之評估，在有效的接觸追蹤下，不到1/6的病例會產生後續未追蹤的感染案例。當然，這會帶來很大的後勤負擔（每病例平均需追蹤36人），而最終成功取決於快速發現病例並隔離接觸者。
2020年7月，加、美、奧地利等國學者又於MedRxiv（用於發布尚未在正式期刊上發表的醫學相關電子出版物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COVID-19有效接觸追蹤的系統性文獻回顧，發現追蹤效率若低，可能只會減緩但無法阻止COVID-19傳播，而若太沒效率（如延遲4-5天以上或被隔離的接觸者少於60%），則幾乎無助於疫情控制。不過，要適當找出所有接觸者並不容易，關鍵在於疫調工作，最好是在有適當準確、不帶偏見且文化敏感之雙向溝通的情況下進行。
根據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在2020年6月出的一份關於接觸追蹤的指引，良好的雙向溝通是否能順利且有效進行，取決於社區／社群的理解、信任和遵循意願。也就是說，在地社區或社群的成員，通常會根據他們對COVID-19的風險認知和理解、與接觸者之間的關係（比如家人、同住者、同儕、同事或社區中其他成員），以及他們對COVID-19的整體感覺，來決定參與疫調的意願。這點，在此次疫情爆發初期的疫調缺失可以發現。
IFRC也提醒，如果「坦承」代表被隔離且無法回去工作、上學或與他人見面，人們可能害怕被識別；在某些情況中，若特定接觸會引發某種羞恥、汙名，甚或攻擊和潛在報復，人們也可能不想報告其他接觸者。因此，更積極對抗各種汙名、提供社會心理支持、提升衛生機關的文化意識與能力，都對疫調、衛教有正面效果。值得注意的是，IFRC提到文化意識與能力時，也討論到同時考慮多元性別、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障礙狀況等交織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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