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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酷兒理論」是什麼、不是什麼？在今天華語語系的「同志」文本、同志運動、同志研究中，似乎也引發很多爭議（包括運動倫理、論述策略、認同需求、汙名反轉等）──事實上，就是很多人在說、能說，卻沒達成什麼共識；然而沒共識，卻反而可能是酷兒理論的初衷。
從Lauren Berlant（芝加哥大學教授）和Michael Warner（耶魯大學教授）合寫的這篇《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 PMLA (1995), 110:3, 343-349）來看，似乎「酷兒」最不需要的就是硬生出一個宏觀的、經驗的理論來理解，而追求許多細瑣、片段、局部的實踐，企圖建構一幅道不盡、理更亂的酷兒圖景。
要說這幅參差不齊的景觀是完全學院派的、不接地氣的，又好像全然不是如此；硬說它是大眾的、流行的、淺顯的，又當然不可能──它「是」也「不是」「這個」或「那個」，於是更麻煩的是還得先定義什麼是「是／不是」以及「這個／那個」。
因此，說它是「一個」理論，倒不如說是眾多且相異的角度，來觀察或想像「酷兒」（及各類型怪胎或變態）的思考與研究的取徑，以及他們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及割裂。以下是這篇文章的摘譯，其中有許多回應，放在今時今地來看，似乎還是有些啟發性。
＼＼＼ 當年暴火的酷兒理論
在學界中發展出的新字詞通常都不太會直接流行起來，就像八卦一樣。很快地，才會有越來越多人想知道真實的故事是什麼：他們會想要聲明（manifestos）、書目、解釋。 當一份期刊要搞專號或要求寫一篇編輯評論時，大多是為了回應這種需求。這也是Lauren Berlant和Michael Warner被找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說明什麼是酷兒理論。
當時（1995年）「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這個詞被發明出來還不到五年，已經在學術圈中刮起旋風，許多後設評論（meta-commentary）被出版，簡直就像一個巨大的虛擬產業：期刊專號、專欄、書評、專業詞條等等。為什麼人們會覺得有需要去介紹、剖析，和理論化，這個甚至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已經存在的「東西」呢？
酷兒作品的密集，無法用數量來衡量，而是感受問題。「酷兒很性感！」（Queer is hot.）這個感受部份源於星系的扭曲，因而允許一些名字得以出現在進化的文化中──大部分寫酷兒評論的人都還只是研究生。酷兒理論與星系的連結、與研究生的連結，使它成為一項被羨慕、被討厭、被質疑的對象。但就像很多時候，讓某些人對其他人反感的事物，都很性感。
除了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和報章雜誌外，近幾年（指寫作時的1995年前後的美國）也出現了很多酷兒批評，試圖嚴格地處理理論性的問題，大多是採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但屬於「酷兒理論」的「酷兒」是因為愛滋問題與當時的運動策略，而自1990年後才出現的。
對Berlant和Warner來說，他們這篇梳理並非要定義、純化、淨化酷兒評論，也沒有要贊同或否定任何人的主張「算不算酷兒」；而是希望促進這股批判浪潮的思想嚴謹性，並避免把酷兒理論簡化成一種專門研究（specialty）或一個後設理論（metatheory）。然而，他們也想要回應一些耳語和斷言。
＼＼＼ 酷兒理論不只是學術
酷兒理論並非只是學術意義上的政治──也就是死的、沒用的政治。誠然，萬事起頭難，而且通常不均衡的發展過程都會導致夭折，但因為任何可能被稱作酷兒理論的東西，都已經基進地預先發生了，試圖改變這個世界，而任何試圖摘要它的工作都可能是偏頗而暴力的。
為酷兒理論寫評論是無法像百科全書那樣，因為酷兒理論並非任何東西「的」理論，因此沒有明確的書單形式。或許能這麼說，這樣的評論是希望可以創造「複數的公共」（publics）──可以持續且開放地提供性與親密的公共；可以理解其自身優勢與困境差異的公共；其抽象空間得以被用來生活、被記得，且被渴求的公共。
這裡，所謂「複數的公共」，並不是指自我認同為酷兒的一群人，也不是用「酷兒」（queer）來作為LGBT的包裹式名稱。酷兒的複數公共使不同時間點，對於參與性（membership）不同理解成為可能，而這種參與性是基於一種想望，而不是一種身份認同或一段特定歷史的表達。
透過各種形式的媒介與呈現，文化中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無法預測性被因此允許。事實上，酷兒評論通常在繁複的文本中，面臨許多風險、野心和糾結。光是「酷兒」這個字，就可能可以是研討會中刺激想像的珍貴來源、普通夜店中日常和一般模樣、官方政策公共中不被理解的噪音、晚宴上令人崩潰的失禮行徑等等。
＼＼＼ 參差不齊的酷兒理論
「酷兒理論」的標籤，讓酷兒及非酷兒觀眾忘記了這些差異，並想像酷兒可以在某種脈絡（理論）中擁有穩定的參照內涵和實用力量。經常有一種出於恐慌的防衛姿態，其實和酷兒理論與實踐擁有多重位置（multiple localities）有關。
這些位置通常是偏狹且在地的──就像點綴真實政治或思想作品的小裝飾一樣──幾乎沒有特定作品可以視為酷兒理論的轉喻（metonym），而「酷兒」對理論而言，本來就是考慮多元的文本及其界線的，以一種歪讀的方式實踐「再脈絡化」。
舉例來說，酷兒批判在文化研究領域中觸發了一連串對於官方政策公共與媒體公共領域之間關係的反思。在大眾媒體上、在各類文本中、在各種論述環境裡的酷兒評論，會在美國文化逐漸盲從迷戀「正常」（the normal）的時候崛起，並非意外。
兩個主要政黨的領袖都透過規範力量，共構起一個夢幻化的主流社會，而全國性的同志組織也決定順從這個潮流，開始主張同性戀應該被視為就像隔壁鄰居一樣，也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人生的終極渴望也是婚姻、加入軍隊報效國家，以及被保護好好的家庭生活（domesticity）。雖然同志偶爾可以出現在官方公共領域中，但在大部分公共脈絡裡，非異性戀正典的酷兒性（queerness）還是不好的，而能見度不高。
＼＼＼ 不禮貌政治的必要性
愛滋運動的發展，迫使全國社會面對酷兒的怪異問題。愛滋讓所有面對它的人知道論述的力量攸關生死；讓我們發現在公或私領域中，無法為憤怒、哀悼、慾望發聲的嚴重性；讓我們知道不同的參照框架（像是科學、宗教、新聞、一般人的恐同論調）是彼此相互競爭的，而其斷裂又是如此致命的。
愛滋也教會我們，不要自以為擁有一個群體的、支持的社會環境。愛滋問題也突顯出「專家修辭」是如何限制了知識的傳播，最終正當化專家政治對人命的安排。最後，愛滋還告訴我們，令人不舒服但直言不諱地談論錢和性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長久以來，委婉且間接的修辭創造了多少傷害和優勢。
努力表達關於性的實踐跟慾望，是為了一併模糊特定身份認同的分類。就像參與愛滋運動的人，大都是被性行為或「風險」（risk）所定義，而非特定身份認同，所以酷兒之間的疆界反而是不連續的。
在謹記現代社會的「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時，酷兒論述企圖更全面地關照「性規範」（normativities of sex）背後的權力關係；而這也鼓動了許多關於「變態」（perverse）及「正常」的反思。在這個脈絡中，酷兒批判不必然比原本的女同志、男同志研究來的更好或更包容──它們擁有許多重疊，但也各自有不同目標，而因此有不同地潛在對話對象及其公共。
＼＼＼ 是不是在耍酷又如何
誠然，如今有許多主流媒體、高度資本化的空間正在發展、培養一種「酷兒語言」（language of queerness）。尤其在青少年文化當中，允許人們成為或談論酷兒（關於性的古怪事物），而不必然要同化成人們熟悉的弱勢身份（比如同志）。
在這些「複數的公共」中，酷兒的怪異性彷彿不再是由酷兒組成。大部分這類型的公共，是透過其內在原則及物質條件，而有其他目的。以大眾青少年文化為例，使酷兒「怪異性」得以被想像的過程，剛巧呈現了資本的內在矛盾：「透過交換一般化而獲得個人殊異性（individuality）的需求」以及「透過（不直接被視為社會行為的）消費行為產生個人的殊異性的需求」。
在這個情況下，在大眾青年文化中談論酷兒身份認同，更像是一直奢侈文化的展現；因此會有人批評，這樣不過只是消費主義的發展，而因此認為所有的酷兒議題都不過只是「生活方式」（lifestyle）的瑣碎小事。
但就算這個觀感是對的好了，難道生活方式真的與暴力和社會發展完全無關嗎？不同政治經常在競爭誰的議題更嚴肅而更重要，而似乎任何被視為是暴力、需求、利益的「狹義觀點」都應該被限制。在偏狹又交互參照的複數公共中，酷兒文化的存在是不均等的，也沒有任何特定的重要性足以概況其政治──既不全然身處高度抽象的脈絡，如拉岡精神分析理論中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也不完全屬於高度具體的脈絡，如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街頭抗爭。
＼＼＼ 酷兒理論的研究課題
這樣特殊的性格，透過學術界的引用，創造出酷兒（理論）的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就如同政客透過辦公室裡的電報，援引成「所有美國人」一樣。在90年代的時候，這個世界（指美國）曾允許酷兒討論被認真看待；但這短暫的嚴肅性，不能因此被認為酷兒理論已經在任何領域取得論述的主導地位。
在學術的公共裡，有許多容不下任何人的空間，而將「眾多之一」轉譯成「眾多之其他」的重擔，往往不平均且暴力地落在不同人身上。這也難怪我們會聽見有人擔心酷兒研究只是在推廣一種危險且愚蠢的分析課題。
絕大部分，酷兒評論是在探究性相（sexuality）的政治環境；它認為親密的性實踐和情動（affect）不只關乎家庭、浪漫愛情、友誼，亦關乎治理政策與日常生活的公共世界。對酷兒而言，這些並非可以分別處理的問題，因為酷兒批判會挑戰「隱私／私密性」（privacy）的主要條件──而羞恥跟「衣櫃」再也不只是獨立的禁閉空間，而是共同文化的結構問題；而通俗的表演不再因為暗語、黑話（tacit codes）的「辯才有礙」而不被認可或不被在乎；而關於嚴肅性及明確性的問題，也不再受制於異性戀文化中的隱形規範所困擾。
說穿了，酷兒評論就是為了要將性相的文化產出（cultural production of sexuality）及感受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of feeling）挖掘並展現出來。
＼＼＼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
誠然，的確有很多酷兒研究並沒有對「創造公共」表現出明顯的興趣。有很多評論也直接把情慾（the erotic）等同於政治（the political），主張權力透過「象徵系統」（Symbolic order）被主體吸收。因而，酷兒性變成一個認同問題。也有很多酷兒研究直接把文化政治等同於政治本身，以曝光或推延對性和性相的抑制及昇華是如何連結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壓迫等問題──諸如剝削、種族形構、女性主體或民族文化的產生。
這些不同類型的批評，為什麼能合在一起而使得酷兒理論成為可能呢？──出於一個創造新文本的慾望，不只是專業的那種。不管是理論上或政治上，要讓這些文本產生連結都不容易。而且大多這樣出於酷兒（怪異）企圖的研究可能看起來很局部；看似集體，卻都只是更廣泛、更長期的社會轉型的一部分。
對酷兒學者來說，其中一項壓力是，在學界外，酷兒知識公共的存在是稀有的。像主流媒體、全國性的同志媒體，都不太在乎或甚至討厭酷兒理論。而儘管在學術圈中，對於酷兒理論的政治實用性的質疑，也通常是不懷好意的──有時候，這些質疑透過其想像中的組成群體（imagined constituency）所得出的同志研究模型，來反對酷兒理論。
在這個情況下，酷兒批判正好提供了這些人所恐懼的：挑戰優勢地位和渾然不覺所構成的舒適圈之多元觀點及各種資料。雖然，有時候關於政治實用性的問題的確是出於一種政治需求；酷兒學者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像是：酷兒理論可以教給我們什麼樣的指導方針（twelve-step program）？市場權力？修身養性？
＼＼＼ 酷兒理論幹嘛不回答
「到底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當一項新事物出現，人們就想問它是拿來解決怎樣的問題、怎麼解決？當它被稱為「理論」，人們就預期它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論述；而當這個理論被說是要處理酷兒的怪異「性」（queerness）時，人們就希望它能解釋酷兒生活（queer life）是什麼？
人們想明白從這個觀點出發看事情，可能的代價、風險、謀略是什麼？出於這些理由問問題的，那個關於「幹嘛」的問題既是挑戰也是希望，而且很難回答。在一般與國家關係較深遠且密切的學科中，那個關於「要幹嘛」的問題可能很常見，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因為它們已藉由回應並鼓勵「實用性」的問題而取得許多補助及權威。
酷兒理論的出身，本來就是國家最不熟悉的學科，而且其理論通常導致無解，而非解決的結論。然而，酷兒理論無法系統化地理解世界，並不代表其與現實世界無關；而是因為酷兒理論抗拒成為一個將系統性且隨時可能發生的暴力被錯譯成正常狀態、行政疏失、弱勢群體選票等問題的機器。
但也有時候，那個關於「可以幹嘛」的問題，並不是一般的政治問題，更緊連個人生死存亡、生活好壞的問題──它可以傳統的像是教育學（pedagogy）一樣，涉及身份、認同、主體形構的問題；也可以基進如對於此時此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想像。
從Lauren Berlant（芝加哥大學教授）和Michael Warner（耶魯大學教授）合寫的這篇《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 PMLA (1995), 110:3, 343-349）來看，似乎「酷兒」最不需要的就是硬生出一個宏觀的、經驗的理論來理解，而追求許多細瑣、片段、局部的實踐，企圖建構一幅道不盡、理更亂的酷兒圖景。
要說這幅參差不齊的景觀是完全學院派的、不接地氣的，又好像全然不是如此；硬說它是大眾的、流行的、淺顯的，又當然不可能──它「是」也「不是」「這個」或「那個」，於是更麻煩的是還得先定義什麼是「是／不是」以及「這個／那個」。
因此，說它是「一個」理論，倒不如說是眾多且相異的角度，來觀察或想像「酷兒」（及各類型怪胎或變態）的思考與研究的取徑，以及他們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及割裂。以下是這篇文章的摘譯，其中有許多回應，放在今時今地來看，似乎還是有些啟發性。
＼＼＼ 當年暴火的酷兒理論
在學界中發展出的新字詞通常都不太會直接流行起來，就像八卦一樣。很快地，才會有越來越多人想知道真實的故事是什麼：他們會想要聲明（manifestos）、書目、解釋。 當一份期刊要搞專號或要求寫一篇編輯評論時，大多是為了回應這種需求。這也是Lauren Berlant和Michael Warner被找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說明什麼是酷兒理論。
當時（1995年）「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這個詞被發明出來還不到五年，已經在學術圈中刮起旋風，許多後設評論（meta-commentary）被出版，簡直就像一個巨大的虛擬產業：期刊專號、專欄、書評、專業詞條等等。為什麼人們會覺得有需要去介紹、剖析，和理論化，這個甚至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已經存在的「東西」呢？
酷兒作品的密集，無法用數量來衡量，而是感受問題。「酷兒很性感！」（Queer is hot.）這個感受部份源於星系的扭曲，因而允許一些名字得以出現在進化的文化中──大部分寫酷兒評論的人都還只是研究生。酷兒理論與星系的連結、與研究生的連結，使它成為一項被羨慕、被討厭、被質疑的對象。但就像很多時候，讓某些人對其他人反感的事物，都很性感。
除了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和報章雜誌外，近幾年（指寫作時的1995年前後的美國）也出現了很多酷兒批評，試圖嚴格地處理理論性的問題，大多是採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但屬於「酷兒理論」的「酷兒」是因為愛滋問題與當時的運動策略，而自1990年後才出現的。
對Berlant和Warner來說，他們這篇梳理並非要定義、純化、淨化酷兒評論，也沒有要贊同或否定任何人的主張「算不算酷兒」；而是希望促進這股批判浪潮的思想嚴謹性，並避免把酷兒理論簡化成一種專門研究（specialty）或一個後設理論（metatheory）。然而，他們也想要回應一些耳語和斷言。
＼＼＼ 酷兒理論不只是學術
酷兒理論並非只是學術意義上的政治──也就是死的、沒用的政治。誠然，萬事起頭難，而且通常不均衡的發展過程都會導致夭折，但因為任何可能被稱作酷兒理論的東西，都已經基進地預先發生了，試圖改變這個世界，而任何試圖摘要它的工作都可能是偏頗而暴力的。
為酷兒理論寫評論是無法像百科全書那樣，因為酷兒理論並非任何東西「的」理論，因此沒有明確的書單形式。或許能這麼說，這樣的評論是希望可以創造「複數的公共」（publics）──可以持續且開放地提供性與親密的公共；可以理解其自身優勢與困境差異的公共；其抽象空間得以被用來生活、被記得，且被渴求的公共。
這裡，所謂「複數的公共」，並不是指自我認同為酷兒的一群人，也不是用「酷兒」（queer）來作為LGBT的包裹式名稱。酷兒的複數公共使不同時間點，對於參與性（membership）不同理解成為可能，而這種參與性是基於一種想望，而不是一種身份認同或一段特定歷史的表達。
透過各種形式的媒介與呈現，文化中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無法預測性被因此允許。事實上，酷兒評論通常在繁複的文本中，面臨許多風險、野心和糾結。光是「酷兒」這個字，就可能可以是研討會中刺激想像的珍貴來源、普通夜店中日常和一般模樣、官方政策公共中不被理解的噪音、晚宴上令人崩潰的失禮行徑等等。
＼＼＼ 參差不齊的酷兒理論
「酷兒理論」的標籤，讓酷兒及非酷兒觀眾忘記了這些差異，並想像酷兒可以在某種脈絡（理論）中擁有穩定的參照內涵和實用力量。經常有一種出於恐慌的防衛姿態，其實和酷兒理論與實踐擁有多重位置（multiple localities）有關。
這些位置通常是偏狹且在地的──就像點綴真實政治或思想作品的小裝飾一樣──幾乎沒有特定作品可以視為酷兒理論的轉喻（metonym），而「酷兒」對理論而言，本來就是考慮多元的文本及其界線的，以一種歪讀的方式實踐「再脈絡化」。
舉例來說，酷兒批判在文化研究領域中觸發了一連串對於官方政策公共與媒體公共領域之間關係的反思。在大眾媒體上、在各類文本中、在各種論述環境裡的酷兒評論，會在美國文化逐漸盲從迷戀「正常」（the normal）的時候崛起，並非意外。
兩個主要政黨的領袖都透過規範力量，共構起一個夢幻化的主流社會，而全國性的同志組織也決定順從這個潮流，開始主張同性戀應該被視為就像隔壁鄰居一樣，也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人生的終極渴望也是婚姻、加入軍隊報效國家，以及被保護好好的家庭生活（domesticity）。雖然同志偶爾可以出現在官方公共領域中，但在大部分公共脈絡裡，非異性戀正典的酷兒性（queerness）還是不好的，而能見度不高。
＼＼＼ 不禮貌政治的必要性
愛滋運動的發展，迫使全國社會面對酷兒的怪異問題。愛滋讓所有面對它的人知道論述的力量攸關生死；讓我們發現在公或私領域中，無法為憤怒、哀悼、慾望發聲的嚴重性；讓我們知道不同的參照框架（像是科學、宗教、新聞、一般人的恐同論調）是彼此相互競爭的，而其斷裂又是如此致命的。
愛滋也教會我們，不要自以為擁有一個群體的、支持的社會環境。愛滋問題也突顯出「專家修辭」是如何限制了知識的傳播，最終正當化專家政治對人命的安排。最後，愛滋還告訴我們，令人不舒服但直言不諱地談論錢和性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長久以來，委婉且間接的修辭創造了多少傷害和優勢。
努力表達關於性的實踐跟慾望，是為了一併模糊特定身份認同的分類。就像參與愛滋運動的人，大都是被性行為或「風險」（risk）所定義，而非特定身份認同，所以酷兒之間的疆界反而是不連續的。
在謹記現代社會的「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時，酷兒論述企圖更全面地關照「性規範」（normativities of sex）背後的權力關係；而這也鼓動了許多關於「變態」（perverse）及「正常」的反思。在這個脈絡中，酷兒批判不必然比原本的女同志、男同志研究來的更好或更包容──它們擁有許多重疊，但也各自有不同目標，而因此有不同地潛在對話對象及其公共。
＼＼＼ 是不是在耍酷又如何
誠然，如今有許多主流媒體、高度資本化的空間正在發展、培養一種「酷兒語言」（language of queerness）。尤其在青少年文化當中，允許人們成為或談論酷兒（關於性的古怪事物），而不必然要同化成人們熟悉的弱勢身份（比如同志）。
在這些「複數的公共」中，酷兒的怪異性彷彿不再是由酷兒組成。大部分這類型的公共，是透過其內在原則及物質條件，而有其他目的。以大眾青少年文化為例，使酷兒「怪異性」得以被想像的過程，剛巧呈現了資本的內在矛盾：「透過交換一般化而獲得個人殊異性（individuality）的需求」以及「透過（不直接被視為社會行為的）消費行為產生個人的殊異性的需求」。
在這個情況下，在大眾青年文化中談論酷兒身份認同，更像是一直奢侈文化的展現；因此會有人批評，這樣不過只是消費主義的發展，而因此認為所有的酷兒議題都不過只是「生活方式」（lifestyle）的瑣碎小事。
但就算這個觀感是對的好了，難道生活方式真的與暴力和社會發展完全無關嗎？不同政治經常在競爭誰的議題更嚴肅而更重要，而似乎任何被視為是暴力、需求、利益的「狹義觀點」都應該被限制。在偏狹又交互參照的複數公共中，酷兒文化的存在是不均等的，也沒有任何特定的重要性足以概況其政治──既不全然身處高度抽象的脈絡，如拉岡精神分析理論中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也不完全屬於高度具體的脈絡，如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街頭抗爭。
＼＼＼ 酷兒理論的研究課題
這樣特殊的性格，透過學術界的引用，創造出酷兒（理論）的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就如同政客透過辦公室裡的電報，援引成「所有美國人」一樣。在90年代的時候，這個世界（指美國）曾允許酷兒討論被認真看待；但這短暫的嚴肅性，不能因此被認為酷兒理論已經在任何領域取得論述的主導地位。
在學術的公共裡，有許多容不下任何人的空間，而將「眾多之一」轉譯成「眾多之其他」的重擔，往往不平均且暴力地落在不同人身上。這也難怪我們會聽見有人擔心酷兒研究只是在推廣一種危險且愚蠢的分析課題。
絕大部分，酷兒評論是在探究性相（sexuality）的政治環境；它認為親密的性實踐和情動（affect）不只關乎家庭、浪漫愛情、友誼，亦關乎治理政策與日常生活的公共世界。對酷兒而言，這些並非可以分別處理的問題，因為酷兒批判會挑戰「隱私／私密性」（privacy）的主要條件──而羞恥跟「衣櫃」再也不只是獨立的禁閉空間，而是共同文化的結構問題；而通俗的表演不再因為暗語、黑話（tacit codes）的「辯才有礙」而不被認可或不被在乎；而關於嚴肅性及明確性的問題，也不再受制於異性戀文化中的隱形規範所困擾。
說穿了，酷兒評論就是為了要將性相的文化產出（cultural production of sexuality）及感受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of feeling）挖掘並展現出來。
＼＼＼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
誠然，的確有很多酷兒研究並沒有對「創造公共」表現出明顯的興趣。有很多評論也直接把情慾（the erotic）等同於政治（the political），主張權力透過「象徵系統」（Symbolic order）被主體吸收。因而，酷兒性變成一個認同問題。也有很多酷兒研究直接把文化政治等同於政治本身，以曝光或推延對性和性相的抑制及昇華是如何連結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壓迫等問題──諸如剝削、種族形構、女性主體或民族文化的產生。
這些不同類型的批評，為什麼能合在一起而使得酷兒理論成為可能呢？──出於一個創造新文本的慾望，不只是專業的那種。不管是理論上或政治上，要讓這些文本產生連結都不容易。而且大多這樣出於酷兒（怪異）企圖的研究可能看起來很局部；看似集體，卻都只是更廣泛、更長期的社會轉型的一部分。
對酷兒學者來說，其中一項壓力是，在學界外，酷兒知識公共的存在是稀有的。像主流媒體、全國性的同志媒體，都不太在乎或甚至討厭酷兒理論。而儘管在學術圈中，對於酷兒理論的政治實用性的質疑，也通常是不懷好意的──有時候，這些質疑透過其想像中的組成群體（imagined constituency）所得出的同志研究模型，來反對酷兒理論。
在這個情況下，酷兒批判正好提供了這些人所恐懼的：挑戰優勢地位和渾然不覺所構成的舒適圈之多元觀點及各種資料。雖然，有時候關於政治實用性的問題的確是出於一種政治需求；酷兒學者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像是：酷兒理論可以教給我們什麼樣的指導方針（twelve-step program）？市場權力？修身養性？
＼＼＼ 酷兒理論幹嘛不回答
「到底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當一項新事物出現，人們就想問它是拿來解決怎樣的問題、怎麼解決？當它被稱為「理論」，人們就預期它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論述；而當這個理論被說是要處理酷兒的怪異「性」（queerness）時，人們就希望它能解釋酷兒生活（queer life）是什麼？
人們想明白從這個觀點出發看事情，可能的代價、風險、謀略是什麼？出於這些理由問問題的，那個關於「幹嘛」的問題既是挑戰也是希望，而且很難回答。在一般與國家關係較深遠且密切的學科中，那個關於「要幹嘛」的問題可能很常見，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因為它們已藉由回應並鼓勵「實用性」的問題而取得許多補助及權威。
酷兒理論的出身，本來就是國家最不熟悉的學科，而且其理論通常導致無解，而非解決的結論。然而，酷兒理論無法系統化地理解世界，並不代表其與現實世界無關；而是因為酷兒理論抗拒成為一個將系統性且隨時可能發生的暴力被錯譯成正常狀態、行政疏失、弱勢群體選票等問題的機器。
但也有時候，那個關於「可以幹嘛」的問題，並不是一般的政治問題，更緊連個人生死存亡、生活好壞的問題──它可以傳統的像是教育學（pedagogy）一樣，涉及身份、認同、主體形構的問題；也可以基進如對於此時此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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