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最近頻頻會在放空時，思考之前倫講討論到的「公私不分的性」；《茶室交易》中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多大程度仍然有效？每當我和身邊友人談起公共空間的裸露、曖昧、躲藏、糾纏，甚至性活動時，朋友總會問我：「如今社會已經對同性戀包容許多，為什麼還會需要『晝伏夜出』，在公共場所搞呢？」
我無法替其他人回答，因為我只是恰巧參與並觀察到了，但因為沒有太多溝通（更何況口語交談會破壞氣氛，且經常會被視為違規），所以很難妄下斷論。不過正當我這幾天想著，或許應該先跳脫「同志」與「公共『性』」之間的關聯時，突然在某處讀到Tim Edwards的這段話：
Darkness falls as the gay male subculture gets to work, late.
The thick blanket of darkness is a cover, a protector of anonymity
and an erotic focus: a mantle of oppression and opposition.
It heightens the danger as it provides the pleasure.
This tension between pleasure and danger, dream and nightmare,
is a major source of its eroticism.
(“Erotics & Politics”, 1994, p. 95)
於是展開了一連串關於「公／私不分」的討論，而我也想在網誌上記下這些足以為未來思考鋪陳的對話。這一切是由於我之前同時提到「（男）同志被迫過著公私不分的生活」以及「能夠公私區分的人須仰賴相當物質條件」，因此雅文問：
談到物質條件，「被迫公私不分」彷彿變成一個經濟性的問題，
而不再單純是關乎「性」的身份…[若]被迫公私不分如果是因為
物質基礎的匱乏的話，那在多大程度上還得以主張（男）同志的
這個性身份迫使公私不分，而不是貧窮（或者其他對物質條件的
描述）迫使公私不分？
因為這個問題，迫使我必須正視「什麼是公私不分？」這個問題──當時其實是想先談「因為性身分而被迫公私不分」的情況（比如不能帶人回家、只去得起公廁等等），再談「因為有了物質基礎而得以擁有創造隱私」的能力（比如離開原生家庭、到消費場所尋歡等等）。
不過，這種「性」與「物質」的切割詮釋，在現實中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只有同時因非性/別主流「且」物質基礎匱乏的人，才有可能進一步探究異性戀父權（heteropatriarchy）和資本主義（capitalism）之間的角力；或回到這裡的討論，會變成怪異（queerness）與匱乏（precarity）間的因果關係──或互為因果。
這部分，我還沒被任一立場的論述完全說服（比如Judith Butler跟Nancy Fraser在1998年的辯論）。一方面覺得，應然上都有可能是對的；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實然上是無法完全被驗證的，尤其在當今公與私的分際已越來越模糊的情況下。
此外，回到我原來的貼文，那也都是最早期、最原始的data所得出的結論（甚至變成後來許多同志研究的預設），而可能已經無法用現在的社會氛圍、經濟發展來對照或解釋（我是指同志運動較有斬獲的地方）。
就如《荼室交易》裡，Laud Humphreys不斷提醒偏差者適應「偏差」的選項與能力來自身處社會所允許的自由空間──包括公、私領域的變動──而那經常是「因人而異」的，所以每個人所能承受（或回應）的汙名配置（allocation of stigma）也有所不同。
也因此，我才會開始想，可能需要有更新的data來看當今的（男）同志生活的樣貌，參與cruising的成員對「公」「私」領域及其中界線的理解。今天的「性」與早年的性，可能也都不一樣了，使得這些討論好像也需要再有新的update才行（尤其是在地的資料來源）。
結果，說到底，我還是回答不了雅文的問題，但反而使我發覺，「公私不分」的論證中，應該要重新組織一下問題意識和觀察重點才行（而這好像沒辦法毫無實證根據，而純粹用想的想出來）。然後，宏誠老師進一步參與這個對話，給了我很多啟發：
這裡的公私不分，是因為性傾向（特別是男同志）在連結生理性
別與社會性別之下，被迫隱藏「私人生活」，例如家庭中被迫對
家人隱藏性（例如看G片、G書）與性關係（例如交男友）、在
校園、職場中，完全對於上司或同事隱藏私人生活，卻又因此無
法打入同事社交生活，也因此無法獲得更多升遷機會，這中間連
結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資本」的運用，某種程度公私不分，卻也
在獲得資本後，才能有私人生活的權利與權力。
這也回到美國憲法學與女性主義的交集。在七零年代，一方面既
爭取國家公權力對私人生活介入的「隱私權」，另一方面卻害怕
所有生活成為「私人生活」的拉扯，也才有女性主義對於公／私
二元在女性權利保障上的抨擊，以及酷兒理論如Michael Warner
在討論紐約管制性場所而將「性」從再度打回「臥房」的反省。
我覺得這是美國社會與憲法學發展的獨特脈絡，在歐洲國家的發
展，甚至回到臺灣社會，不見得都可以套用。
早年我對於荷蘭社會的觀察，我覺得荷蘭人對私人生活的態度，
比較像是一種「結界」，在人際互動中，你看不到一個私人生活
的範圍，但卻始終跨越不了。這種結界概念，一方面看不見公共
／公開／私人之分，卻也鞏固了公私之分。
這部分，老師在《精流天地外、春色有無中》文中有申論到，對於人民在公共場所性交的自由權保障，該種「立法本身其實就已經構成限制與侵害…一旦成立法律規範而介入人民生活」，透過允許／禁制的分類，「其實都已經對人民自由權範圍進行限縮」。
進一步而言，表面上「賦予合法性」這件事，其實是「賦予公權力機關對該行為取締與規範的正當性」。因此放牛吃草、不聞不問，才是讓國家真正能把手拿出褲襠外、尊重人民「防衛權」的展現。另外，宏誠老師也談到：
異性戀根本是大多數社會的主流，還不是一堆男女跑夜店、上賓
館、公共場所牽手、擁抱、接吻、摸乳、蓋外套口交──當然，這
些也都在「性」的「階層化」過程中被排擠、被隱密化，只是同
性戀被擠得更邊緣而已。「公共／公開的『性』」就成為去邊緣
化的重要手段。
這回應了我最一開始原本想寫但不知如何表達的想法。Tim Edwards那段話去掉男同志的主體，好像也通用在其他「需要／想要偷偷來」的群體上；所以不能單從同性戀歧視的角度切入，而是更全面的性階序和無所不在的各種性禁忌。這個想法在某程度上呼應了河清的回應（而他也恰好提到Lauren Berlant及Michael Warner合寫的那篇“Sex in Public” (1998)）：
[我]倒是想到異性戀在公共空間中也有各種曖昧扭捏的性活動，
也有各種非常規的性活動。或許問題不（只）是性少數的性，而
是性與社會、空間的問題。
我說「公共」（public）本身，真的很難處理；而老師認為，所謂公共，「已經跳脫形式與空間之分，而是一種詮釋權力的界定」。於是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就是我一直是以「人」、群體為出發點在思考「公私不分」這件事，但問題是出在「性」這件事及與性有關的各種事件之上──事件，始產生主體。
在這個時候，我想起Carl Stychin的“Law’s Desire” (1995)中對於法律與各種社會規範如何共構「同性戀『者』及其他從事偏差性行為的『人』」的身體與認同。這些都是在愛滋爆發後的反思，而顯得與1970出版的《茶室交易》中的批判，略有出入。然後，老師最後一則回應則完全點醒了我，貫穿了整個討論串：
Edwards那本書，我印象最深的是討論SM的部分，跟Warner
一樣，都是反映美國九零年代對於性權力、性管制與身份認同政
治的關係。
回到你的提問，我覺得男同志的公共「性」，某種程度是被建構
出來的性文化，不只是單純生理或社會性別的影響。這個建構連
結美國的同志運動策略，在「茶室交易」之後被作為一種詮釋，
但文化並沒有隨著運動而改變，連結資本主義的發展，延續這種
文化，比如說你提到的，在公共場所找尋性行為或身體親密可能
的現象──從之前的「交易成本」的考量，到現在的「文化資本」
（美體展示、推崇等等）之累積。
ｘｘｘｘｘｘ
後記
ｘｘｘｘｘｘ
這一連串的討論，很急促也快速，彷彿再報告了一次而久久無法入睡。被朋友提出的問題，以及老師給予的思考方向弄失眠了。從《茶室交易》中，我看到各種資本之間的轉換可能──而「汙名」有時甚至也是一種資本，有一群被視為典型的gay的人被指認了，卻也自由了；有一個關於「櫃」的知識型也被提出且發展著。
這些，到最後都的確會影響任何一個從事同性與其他偏差性行為的人對「公共」的理解。這個問答若放在當前「認同優先於行為」的平權策略，或「預防即治療」的愛滋感染干預等脈絡中──個人對公共的想像，與「風險」（包括司法的、醫療的）之間習習相關時──相關的風險到底有是什麼？是什麼？如何評估、如何管控？如何合理化風險暴露的情境？
於是，我回頭看Michael Warner那篇“Unsafe” (1995)，而至於為什麼最後會想續問這兩個論述與「同性／戀／者」之間的關係，是因為近來轉貼的新聞中有幾篇特別引發議論。比如6月2日，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俄國禁止『宣揚同性戀』的立法，侵害了言論自由且違反不歧視原則」（Bayev and Others v. Russia，6比1）。我當時隨手寫下：
看看反對意見俄籍法官Dmitry Dedov的理由，就會知道人權議題
本來就是政治的，所以沒有什麼政不政治化的問題，只是人權理
論的政治立場就是更在乎個人尊嚴和自由意志罷了。所以，恐同
的人最好不要太糾結為何會在人權場域中節節敗退，因為他們需
要的是說服這個世界一個主張。
20世紀下半葉支持人們重新信任國際法治的人權原則，並由此建
構出對世界和平的可能想像（暫且不論實踐上為何失敗），到了
21世紀初，為何人權突然又比所謂「傳統價值」（或家庭倫理，
或文化僵固性）不重要了？
在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領域中，性／別少數剛好成了「西方」的
代罪羔羊；就這麼湊巧與消費社會崛起而相互連動，也被盯上，
殊不知當年架構國際人權憲章時，各國都出了力、發了聲，就算
世人都被洗腦好了，也是個全球性的普世歷史共業。
在這段沒什麼實質批判性的評論中，我卻注意到，我憑什麼自然而然地寫下「性／別少數」，且將之與人權做必然的連結。當然，這已經是同志運動進步至今所成立的時代產物，但似乎仍須追問：誰是「少數」（minority）？於是，我們迴避不了問「誰」（who）。
再如6月30日德國國會眾議院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自此終於將問題叢生的2001年《同性伴侶法》──以專法形式保障同性伴侶的結合權利──再往前推一步。這是立法上的勝利，而「（非優惠性）專法派」的母國陣前倒戈了，實現了眾人期盼的 #Ehefueralle。但，「同性婚姻」必然等於「同性戀者之間的婚姻」嗎？
而引起激辯的是，6月28日NHS England宣布擴大PrEP trial的範圍，7月5日歐洲議會甚至通過決議，敦請各國加強PrEP的推廣與使用。WHO今年6月也決定更新《基礎藥物模範清單》（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增列了HIV治療的藥（dolutegravir），更把PrEP列入──包括單獨使用tenofovir，或與emtricitabine或lamivudine合用。
不過，這裡要討論的實在太多，我還在吸收多方論點，包括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與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之間的糾葛，這的確都還是不脫個人／社會、公／私領域等問題的範疇，而這之中，「性」仍舊扮演著微妙的角色──遊走在「介入即干擾」與「不介入不行」之間。
我無法替其他人回答，因為我只是恰巧參與並觀察到了，但因為沒有太多溝通（更何況口語交談會破壞氣氛，且經常會被視為違規），所以很難妄下斷論。不過正當我這幾天想著，或許應該先跳脫「同志」與「公共『性』」之間的關聯時，突然在某處讀到Tim Edwards的這段話：
Darkness falls as the gay male subculture gets to work, late.
The thick blanket of darkness is a cover, a protector of anonymity
and an erotic focus: a mantle of oppression and opposition.
It heightens the danger as it provides the pleasure.
This tension between pleasure and danger, dream and nightmare,
is a major source of its eroticism.
(“Erotics & Politics”, 1994, p. 95)
於是展開了一連串關於「公／私不分」的討論，而我也想在網誌上記下這些足以為未來思考鋪陳的對話。這一切是由於我之前同時提到「（男）同志被迫過著公私不分的生活」以及「能夠公私區分的人須仰賴相當物質條件」，因此雅文問：
談到物質條件，「被迫公私不分」彷彿變成一個經濟性的問題，
而不再單純是關乎「性」的身份…[若]被迫公私不分如果是因為
物質基礎的匱乏的話，那在多大程度上還得以主張（男）同志的
這個性身份迫使公私不分，而不是貧窮（或者其他對物質條件的
描述）迫使公私不分？
因為這個問題，迫使我必須正視「什麼是公私不分？」這個問題──當時其實是想先談「因為性身分而被迫公私不分」的情況（比如不能帶人回家、只去得起公廁等等），再談「因為有了物質基礎而得以擁有創造隱私」的能力（比如離開原生家庭、到消費場所尋歡等等）。
不過，這種「性」與「物質」的切割詮釋，在現實中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只有同時因非性/別主流「且」物質基礎匱乏的人，才有可能進一步探究異性戀父權（heteropatriarchy）和資本主義（capitalism）之間的角力；或回到這裡的討論，會變成怪異（queerness）與匱乏（precarity）間的因果關係──或互為因果。
這部分，我還沒被任一立場的論述完全說服（比如Judith Butler跟Nancy Fraser在1998年的辯論）。一方面覺得，應然上都有可能是對的；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實然上是無法完全被驗證的，尤其在當今公與私的分際已越來越模糊的情況下。
此外，回到我原來的貼文，那也都是最早期、最原始的data所得出的結論（甚至變成後來許多同志研究的預設），而可能已經無法用現在的社會氛圍、經濟發展來對照或解釋（我是指同志運動較有斬獲的地方）。
就如《荼室交易》裡，Laud Humphreys不斷提醒偏差者適應「偏差」的選項與能力來自身處社會所允許的自由空間──包括公、私領域的變動──而那經常是「因人而異」的，所以每個人所能承受（或回應）的汙名配置（allocation of stigma）也有所不同。
也因此，我才會開始想，可能需要有更新的data來看當今的（男）同志生活的樣貌，參與cruising的成員對「公」「私」領域及其中界線的理解。今天的「性」與早年的性，可能也都不一樣了，使得這些討論好像也需要再有新的update才行（尤其是在地的資料來源）。
結果，說到底，我還是回答不了雅文的問題，但反而使我發覺，「公私不分」的論證中，應該要重新組織一下問題意識和觀察重點才行（而這好像沒辦法毫無實證根據，而純粹用想的想出來）。然後，宏誠老師進一步參與這個對話，給了我很多啟發：
這裡的公私不分，是因為性傾向（特別是男同志）在連結生理性
別與社會性別之下，被迫隱藏「私人生活」，例如家庭中被迫對
家人隱藏性（例如看G片、G書）與性關係（例如交男友）、在
校園、職場中，完全對於上司或同事隱藏私人生活，卻又因此無
法打入同事社交生活，也因此無法獲得更多升遷機會，這中間連
結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資本」的運用，某種程度公私不分，卻也
在獲得資本後，才能有私人生活的權利與權力。
這也回到美國憲法學與女性主義的交集。在七零年代，一方面既
爭取國家公權力對私人生活介入的「隱私權」，另一方面卻害怕
所有生活成為「私人生活」的拉扯，也才有女性主義對於公／私
二元在女性權利保障上的抨擊，以及酷兒理論如Michael Warner
在討論紐約管制性場所而將「性」從再度打回「臥房」的反省。
我覺得這是美國社會與憲法學發展的獨特脈絡，在歐洲國家的發
展，甚至回到臺灣社會，不見得都可以套用。
早年我對於荷蘭社會的觀察，我覺得荷蘭人對私人生活的態度，
比較像是一種「結界」，在人際互動中，你看不到一個私人生活
的範圍，但卻始終跨越不了。這種結界概念，一方面看不見公共
／公開／私人之分，卻也鞏固了公私之分。
這部分，老師在《精流天地外、春色有無中》文中有申論到，對於人民在公共場所性交的自由權保障，該種「立法本身其實就已經構成限制與侵害…一旦成立法律規範而介入人民生活」，透過允許／禁制的分類，「其實都已經對人民自由權範圍進行限縮」。
進一步而言，表面上「賦予合法性」這件事，其實是「賦予公權力機關對該行為取締與規範的正當性」。因此放牛吃草、不聞不問，才是讓國家真正能把手拿出褲襠外、尊重人民「防衛權」的展現。另外，宏誠老師也談到：
異性戀根本是大多數社會的主流，還不是一堆男女跑夜店、上賓
館、公共場所牽手、擁抱、接吻、摸乳、蓋外套口交──當然，這
些也都在「性」的「階層化」過程中被排擠、被隱密化，只是同
性戀被擠得更邊緣而已。「公共／公開的『性』」就成為去邊緣
化的重要手段。
這回應了我最一開始原本想寫但不知如何表達的想法。Tim Edwards那段話去掉男同志的主體，好像也通用在其他「需要／想要偷偷來」的群體上；所以不能單從同性戀歧視的角度切入，而是更全面的性階序和無所不在的各種性禁忌。這個想法在某程度上呼應了河清的回應（而他也恰好提到Lauren Berlant及Michael Warner合寫的那篇“Sex in Public” (1998)）：
[我]倒是想到異性戀在公共空間中也有各種曖昧扭捏的性活動，
也有各種非常規的性活動。或許問題不（只）是性少數的性，而
是性與社會、空間的問題。
我說「公共」（public）本身，真的很難處理；而老師認為，所謂公共，「已經跳脫形式與空間之分，而是一種詮釋權力的界定」。於是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就是我一直是以「人」、群體為出發點在思考「公私不分」這件事，但問題是出在「性」這件事及與性有關的各種事件之上──事件，始產生主體。
在這個時候，我想起Carl Stychin的“Law’s Desire” (1995)中對於法律與各種社會規範如何共構「同性戀『者』及其他從事偏差性行為的『人』」的身體與認同。這些都是在愛滋爆發後的反思，而顯得與1970出版的《茶室交易》中的批判，略有出入。然後，老師最後一則回應則完全點醒了我，貫穿了整個討論串：
Edwards那本書，我印象最深的是討論SM的部分，跟Warner
一樣，都是反映美國九零年代對於性權力、性管制與身份認同政
治的關係。
回到你的提問，我覺得男同志的公共「性」，某種程度是被建構
出來的性文化，不只是單純生理或社會性別的影響。這個建構連
結美國的同志運動策略，在「茶室交易」之後被作為一種詮釋，
但文化並沒有隨著運動而改變，連結資本主義的發展，延續這種
文化，比如說你提到的，在公共場所找尋性行為或身體親密可能
的現象──從之前的「交易成本」的考量，到現在的「文化資本」
（美體展示、推崇等等）之累積。
ｘｘｘｘｘｘ
後記
ｘｘｘｘｘｘ
這一連串的討論，很急促也快速，彷彿再報告了一次而久久無法入睡。被朋友提出的問題，以及老師給予的思考方向弄失眠了。從《茶室交易》中，我看到各種資本之間的轉換可能──而「汙名」有時甚至也是一種資本，有一群被視為典型的gay的人被指認了，卻也自由了；有一個關於「櫃」的知識型也被提出且發展著。
這些，到最後都的確會影響任何一個從事同性與其他偏差性行為的人對「公共」的理解。這個問答若放在當前「認同優先於行為」的平權策略，或「預防即治療」的愛滋感染干預等脈絡中──個人對公共的想像，與「風險」（包括司法的、醫療的）之間習習相關時──相關的風險到底有是什麼？是什麼？如何評估、如何管控？如何合理化風險暴露的情境？
於是，我回頭看Michael Warner那篇“Unsafe” (1995)，而至於為什麼最後會想續問這兩個論述與「同性／戀／者」之間的關係，是因為近來轉貼的新聞中有幾篇特別引發議論。比如6月2日，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俄國禁止『宣揚同性戀』的立法，侵害了言論自由且違反不歧視原則」（Bayev and Others v. Russia，6比1）。我當時隨手寫下：
看看反對意見俄籍法官Dmitry Dedov的理由，就會知道人權議題
本來就是政治的，所以沒有什麼政不政治化的問題，只是人權理
論的政治立場就是更在乎個人尊嚴和自由意志罷了。所以，恐同
的人最好不要太糾結為何會在人權場域中節節敗退，因為他們需
要的是說服這個世界一個主張。
20世紀下半葉支持人們重新信任國際法治的人權原則，並由此建
構出對世界和平的可能想像（暫且不論實踐上為何失敗），到了
21世紀初，為何人權突然又比所謂「傳統價值」（或家庭倫理，
或文化僵固性）不重要了？
在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領域中，性／別少數剛好成了「西方」的
代罪羔羊；就這麼湊巧與消費社會崛起而相互連動，也被盯上，
殊不知當年架構國際人權憲章時，各國都出了力、發了聲，就算
世人都被洗腦好了，也是個全球性的普世歷史共業。
在這段沒什麼實質批判性的評論中，我卻注意到，我憑什麼自然而然地寫下「性／別少數」，且將之與人權做必然的連結。當然，這已經是同志運動進步至今所成立的時代產物，但似乎仍須追問：誰是「少數」（minority）？於是，我們迴避不了問「誰」（who）。
再如6月30日德國國會眾議院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自此終於將問題叢生的2001年《同性伴侶法》──以專法形式保障同性伴侶的結合權利──再往前推一步。這是立法上的勝利，而「（非優惠性）專法派」的母國陣前倒戈了，實現了眾人期盼的 #Ehefueralle。但，「同性婚姻」必然等於「同性戀者之間的婚姻」嗎？
而引起激辯的是，6月28日NHS England宣布擴大PrEP trial的範圍，7月5日歐洲議會甚至通過決議，敦請各國加強PrEP的推廣與使用。WHO今年6月也決定更新《基礎藥物模範清單》（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增列了HIV治療的藥（dolutegravir），更把PrEP列入──包括單獨使用tenofovir，或與emtricitabine或lamivudine合用。
不過，這裡要討論的實在太多，我還在吸收多方論點，包括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與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之間的糾葛，這的確都還是不脫個人／社會、公／私領域等問題的範疇，而這之中，「性」仍舊扮演著微妙的角色──遊走在「介入即干擾」與「不介入不行」之間。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