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治理（govern）使用動名詞，加上了「藉由」兩旁的括號，使得這本書光是標題就耐人尋味。作者Bal Sokhi-Bulley究竟想問什麼問題：（1）透過權利來治理？（2）權利本身被治理？之前在其他研討會就曾經碰過他，是個很愛問「如何」（how）勝過於「為什麼」（why）的學者，因為他總會追問其他與會者「如何得出這樣的觀察？」
剛好有機會在現場聽Bal自己介紹他的新書《Governing (Through) Rights》，一開場他就先問：我們為何書寫？什麼時候，我們覺得不得不寫？寫給誰看？「書寫」本身是否來自一種權利，或者義務？想像中的讀者是否使自己無法暢所欲言？實際上的讀者又因此獲得什麼？作者與讀者間是否存在一種治理關係──誰治理誰？而書寫是否可能是種抵抗？
從這一連串的引言，他提出自己對當代「權利語言」的不滿（dissatisfaction）和拒絕（refusal）是他當時書寫的動機。在法律或政府的論述中，人權逐漸「工具化」，於是它能被安置在與安全（security）、責任（responsibility）、社群（community）、國籍（nationality）等話語一起度量，然後成為「治理好壞」（good/bad governance）的衡量標準。
－－－ 人權是什麼，也什麼都不是 －－－
聽起來很有道理啊，不是嗎？「安全本來不就是一種人權嗎？」「為了治安，限制那些危險的人也是剛好而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權利就有責任！」「人是社會性的，所以人權的實現需要眾人的共識。」「國家才有能力保障人權！」「拿不到國籍，什麼都免談了。」於是人權越來越廣泛，也彷彿越來越限縮──人權是什麼，也不是什麼？
作者在書裡其實沒有走到那麼哲學的討論，而是透過三個案例來探討「權利」如何變成人人可說、人人在說，甚至連「非人類主體」（non-human subjects）都可以使用的語言，回過頭來進行治理社會與個人──或是說好聽一點，穩定紛亂的時局、減輕政府的負擔──諸如國家政府、超大型跨國人權NGO、區域性或國際性人權組織等。
關於這三類「非人類主體」、也是主流人權研究的觀察對象，Bal主要討論的是逐漸僵化的歐盟人權政策（尤其關於移民、難民的部分）、少數被聯合國認可而能持續參與大大小小會議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後柴契爾時代英國保守黨政權的「大社會」（Big Society）綱領。簡而言之，就是這三者如何操作「以人權為名」的論述風向。
Bal透過傅柯「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去反思「人權如何被法律（人）僵化」，種種「以人權為基礎」的技術如何在治理者之間互相學習、沿用、影響，並且一脈相承地移轉到主流社會、弱勢族群、沉默或抗爭的受害者所使用的語言中。不知不覺中「人權」變形且定型了，還不確定是不是一件壞事，但至少得承認這件事。
的確，人權在法律的框架中，成為特定且穩定的法律關係──權利人與義務人（通常專指國家），或者人權侵害案件中的受害人與加害人──而治理的視角則企圖打破如此僵化、對立的想像。這裡的「治理」是指對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而在人權的行動中，法條或判決彷彿成了確立公式的索引，使我們產生一系列思考與討論的固定方式。
形成特定公式對人權發展本身的危險在於「想像」上的限制與「實踐」上的約束。於是我們會用固定的方式討論勞動、言論、信仰、醫療、社會保險等各式各樣的權利，而當我們越來越擅於操作這些語言，並熟練法院提供的「比例原則」或「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等工具，我們也因此困在法律人所提供的人權圖景了。
－－－ 抵抗治理不必然反對權利 －－－
不過，作者有提供什麼解方嗎？其實好像沒有，Bal雖然融合了傅柯的反導引（counter-conduct）──即反抗被引導的行為與思維模式──以及被統治者積極反抗違背社會契約的統治者，所能主張的抵抗權（right of resistance），然後以2011年的英格蘭騷亂和華爾街佔領為例，試圖彰顯人權樣貌與伸張形式的多元可能性。（我則想起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革命。）
即使近年來隨機應變且層出不窮的抗爭行動在世界各地發生，甚至串聯，但最後Bal卻無法立即回應在場者的提問：如何確知這種抵抗就不會被公式化、被政府收編？甚至，其訴求、形式與接受到的反饋或回應，是否真能被放在「人權」的框架中討論？抑或，它們就是在被允許的時空中──即現有人權保障框架的範圍內──才可能被進行的抵抗？
其實「人權法律化」的公式似乎並不全然違背傅柯1984年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對抗政府：人權》（Confronting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的提醒；的確，身為「被統治者群體」（community of the governed）的一份子，我們都應謹慎看待任何想引導我們憤恨情緒的企圖，以及隨時檢視濫權者──包括政府──各種虛與委蛇的回應，因為：
「人們的痛苦從來都不應該是政策沉默的殘餘後果。」
事實上，關於當代人權的批評非常多──包括儀式化、指標化等等，而等不及要華麗批判它的學者也如過江之鯽（雖然像Bal這樣純法律背景的人不多）。即便如此，人權會／應走向何方沒人敢說，說不準也無法描述，因其法典化本身就是一個偶然的歷史產物；或許當它全面主宰新世界的價值系統時，會更岌岌可危，因為我們將又需要其他替代品了。
又或者，Bal透過這本書想提醒我們的，其實更貼近於另一個哲學家德勒茲在1996年接受採訪時的斷言：
「沒有人權這種東西，人們只有生活，也只有攸關生活的權利，而每個人的生活都不盡相同。」
會後，我忍不住走向剛拿起酒杯的他，好奇地問：關於「非人類主體」把人權玩壞的批評已經聽過很多，但其他零散、偶發、去中心化的組織或行動，縱然無法以現有名稱歸類他們，我們又何以確知他們是出於「人權意識」而非其他「以人權為名」的行為導引呢？他皺著眉說，「人權，只是一個名字。」而我也忍不住追問：如何能得出這樣的觀察？
－－－ Governing (Through) Rights的簡介 －－－
出於一種對「權利」不滿而批判的態度，本書的核心前提是「權利是治理的技術」。權利是一種規訓的話語，而這種話語透過治理的策略和技巧，因而透過權利形成治理的手段。這本書欲探究──或彌合，若可能的話──批判理論與人權法之間的分歧，因此透過「權利」，檢驗不同層次非國家實體的的話語與行動，並探討「權利」如何規範對「良善治理」想像和判斷。
／／／ 以上是偽書評 ／／／
剛好有機會在現場聽Bal自己介紹他的新書《Governing (Through) Rights》，一開場他就先問：我們為何書寫？什麼時候，我們覺得不得不寫？寫給誰看？「書寫」本身是否來自一種權利，或者義務？想像中的讀者是否使自己無法暢所欲言？實際上的讀者又因此獲得什麼？作者與讀者間是否存在一種治理關係──誰治理誰？而書寫是否可能是種抵抗？
從這一連串的引言，他提出自己對當代「權利語言」的不滿（dissatisfaction）和拒絕（refusal）是他當時書寫的動機。在法律或政府的論述中，人權逐漸「工具化」，於是它能被安置在與安全（security）、責任（responsibility）、社群（community）、國籍（nationality）等話語一起度量，然後成為「治理好壞」（good/bad governance）的衡量標準。
－－－ 人權是什麼，也什麼都不是 －－－
聽起來很有道理啊，不是嗎？「安全本來不就是一種人權嗎？」「為了治安，限制那些危險的人也是剛好而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權利就有責任！」「人是社會性的，所以人權的實現需要眾人的共識。」「國家才有能力保障人權！」「拿不到國籍，什麼都免談了。」於是人權越來越廣泛，也彷彿越來越限縮──人權是什麼，也不是什麼？
作者在書裡其實沒有走到那麼哲學的討論，而是透過三個案例來探討「權利」如何變成人人可說、人人在說，甚至連「非人類主體」（non-human subjects）都可以使用的語言，回過頭來進行治理社會與個人──或是說好聽一點，穩定紛亂的時局、減輕政府的負擔──諸如國家政府、超大型跨國人權NGO、區域性或國際性人權組織等。
關於這三類「非人類主體」、也是主流人權研究的觀察對象，Bal主要討論的是逐漸僵化的歐盟人權政策（尤其關於移民、難民的部分）、少數被聯合國認可而能持續參與大大小小會議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後柴契爾時代英國保守黨政權的「大社會」（Big Society）綱領。簡而言之，就是這三者如何操作「以人權為名」的論述風向。
Bal透過傅柯「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去反思「人權如何被法律（人）僵化」，種種「以人權為基礎」的技術如何在治理者之間互相學習、沿用、影響，並且一脈相承地移轉到主流社會、弱勢族群、沉默或抗爭的受害者所使用的語言中。不知不覺中「人權」變形且定型了，還不確定是不是一件壞事，但至少得承認這件事。
的確，人權在法律的框架中，成為特定且穩定的法律關係──權利人與義務人（通常專指國家），或者人權侵害案件中的受害人與加害人──而治理的視角則企圖打破如此僵化、對立的想像。這裡的「治理」是指對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而在人權的行動中，法條或判決彷彿成了確立公式的索引，使我們產生一系列思考與討論的固定方式。
形成特定公式對人權發展本身的危險在於「想像」上的限制與「實踐」上的約束。於是我們會用固定的方式討論勞動、言論、信仰、醫療、社會保險等各式各樣的權利，而當我們越來越擅於操作這些語言，並熟練法院提供的「比例原則」或「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等工具，我們也因此困在法律人所提供的人權圖景了。
－－－ 抵抗治理不必然反對權利 －－－
不過，作者有提供什麼解方嗎？其實好像沒有，Bal雖然融合了傅柯的反導引（counter-conduct）──即反抗被引導的行為與思維模式──以及被統治者積極反抗違背社會契約的統治者，所能主張的抵抗權（right of resistance），然後以2011年的英格蘭騷亂和華爾街佔領為例，試圖彰顯人權樣貌與伸張形式的多元可能性。（我則想起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革命。）
即使近年來隨機應變且層出不窮的抗爭行動在世界各地發生，甚至串聯，但最後Bal卻無法立即回應在場者的提問：如何確知這種抵抗就不會被公式化、被政府收編？甚至，其訴求、形式與接受到的反饋或回應，是否真能被放在「人權」的框架中討論？抑或，它們就是在被允許的時空中──即現有人權保障框架的範圍內──才可能被進行的抵抗？
其實「人權法律化」的公式似乎並不全然違背傅柯1984年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對抗政府：人權》（Confronting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的提醒；的確，身為「被統治者群體」（community of the governed）的一份子，我們都應謹慎看待任何想引導我們憤恨情緒的企圖，以及隨時檢視濫權者──包括政府──各種虛與委蛇的回應，因為：
「人們的痛苦從來都不應該是政策沉默的殘餘後果。」
事實上，關於當代人權的批評非常多──包括儀式化、指標化等等，而等不及要華麗批判它的學者也如過江之鯽（雖然像Bal這樣純法律背景的人不多）。即便如此，人權會／應走向何方沒人敢說，說不準也無法描述，因其法典化本身就是一個偶然的歷史產物；或許當它全面主宰新世界的價值系統時，會更岌岌可危，因為我們將又需要其他替代品了。
又或者，Bal透過這本書想提醒我們的，其實更貼近於另一個哲學家德勒茲在1996年接受採訪時的斷言：
「沒有人權這種東西，人們只有生活，也只有攸關生活的權利，而每個人的生活都不盡相同。」
會後，我忍不住走向剛拿起酒杯的他，好奇地問：關於「非人類主體」把人權玩壞的批評已經聽過很多，但其他零散、偶發、去中心化的組織或行動，縱然無法以現有名稱歸類他們，我們又何以確知他們是出於「人權意識」而非其他「以人權為名」的行為導引呢？他皺著眉說，「人權，只是一個名字。」而我也忍不住追問：如何能得出這樣的觀察？
－－－ Governing (Through) Rights的簡介 －－－
出於一種對「權利」不滿而批判的態度，本書的核心前提是「權利是治理的技術」。權利是一種規訓的話語，而這種話語透過治理的策略和技巧，因而透過權利形成治理的手段。這本書欲探究──或彌合，若可能的話──批判理論與人權法之間的分歧，因此透過「權利」，檢驗不同層次非國家實體的的話語與行動，並探討「權利」如何規範對「良善治理」想像和判斷。
／／／ 以上是偽書評 ／／／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