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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認同的途徑有可能是陌生且冥頑的,自我認同亦然。
         賽菊蔻,《暗櫃知識論》(1990,頁59)

寫在最前頭,卻是最後才下筆。這篇文章原本充滿激動的情緒和用語,而就在第一次投稿的隔天,反悔了,因為裡面有太多自我揭露,太多原本不願意告訴自己的「公開的秘密」。一出聲,便碎一地,那些拆卸又還原的玻璃製品,歪斜扭曲地扎進我的身體。

我不確定能不能把那些「關於暗櫃的事」說得清楚,就像我總是苛責自己的無能為力。「走出去就是一種面對吧?」但我害怕、看不懂眼前要跨越的是什麼?不理解別人口中的櫃,為何層層交疊、相連,彷彿是全世界,又彷彿只是自己想像出來的空間。

「自己」是主詞也是受詞,當「我」說自己時,那個自己是「誰」?我認不認識「自己」,如何認識的?「自己」總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代名詞,從具體的物質生活中汲取著,從相對的社會關係中精煉著,表徵著不斷磋商、妥協的動態過程。

難免游移不定,每當聽見別人談論「自己」,從別人眼中看見「自己」,猜想自己的樣子,唸出自己的名字,觀察自己的身體,和自己對話、周旋、保持沉默,以為那是針對外在世界的策略,卻又不經意發現自己的身影,遊走在每一層櫃子的裡裡外外。

* 櫃櫃難破,櫃櫃破 *

「他」很不喜歡寫抒情文,除了寫日記的時候…

最近讀到一篇《一個出櫃者的告白》,如此老生常談的內容,卻勾起了他好多碎裂的片段,雖然日記中的文字早已抹去了人名和確切時間地點…故事要從五年前,他被爸媽發現的那天開始說起。那是一個失戀的夜晚,翻看舊照片卻忘了收拾的爛攤。

「你出去吧!我無法和你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呼吸一樣的空氣。」這句話,直到今天,他仍舊倒背如流,即使他和父母的關係已經貌似雲淡風輕了,甚至能開一點跟他伴侶有關的玩笑話,但他常想,為何他總是抗拒回頭看看當時那一臉尷尬的自己。

他想起七年前的某一個傍晚,在校園裡被麻吉追著跑,逼問著他究竟是不是喜歡男生:「Come on!我又不會歧視你,講有什麼關係?」他當時懵了,不確定自己為什麼不想「說」,又不是完全沒有向別人提過,但他當時困惑的是,「到底要說什麼?」

還有那十二年前的一場告白,那是他第一次離開台北獨自生活,或許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跟風趕流行,以為「愛,就要大聲說出來」;結果換來對方一言不發的冷處理,「對不起,我還是覺得有點噁心」,事後收到的那張紙條上這麼寫著。

他再回想起十五年前,當時好焦慮,覺得整個世界要爆炸了,所以衝進學校的輔導室問:「是不是因為全校都是男生,所以我才會這樣?」依稀記得老師回他說:「別擔心,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之後,他就一直天真地以為「那」真的沒什麼。

* 櫃外的世界,不精采 *

另一個『他』,也不喜歡寫抒情文,除了想遺忘的時候…

前幾天一則《男罹愛滋不敢說 伴侶看到診斷書崩潰》的新聞直衝腦門,使他深陷久久無法散去的低迷。除了像平常一樣,理直氣壯地加入除罪化的討論外,忿忿不平之中,我聽見他心中那個魔鬼的聲音,牠召喚著一年前那一連串網路電話的鈴聲。

「真的對不起,其實我…,早就想告訴你了。」一個蒸發的故人突然出現了,為了認錯。然而不管相隔多遠、多久,那重量不曾減輕。「沒關係,聽見你還ok,就好了。好好照顧自己。」事後,他卻怎麼也想不明白當下是如何拾起,又馬上決定放下的。

於是,他回想起兩年前那一場關於「自行停藥」的激辯。「不要輕易斷言所有人的情況」,幾個朋友如此批評他。「你以為我不懂嗎?其實我…」一下子有好多話衝出口,滿到他無法想像當時為何能如此赤裸,回首時,卻只剩下不合邏輯的黑白畫面。

想起三年前某個全身發燙的夜裡,因為藥物過敏,他燒得特別厲害,半夢半醒中,聽見男朋友焦急的語氣:「不行,不準你放棄。」總是用青春無敵自嘲的他,竟也到了要面對臭皮囊一筆壞帳的時候了,迷迷糊糊之中,只記得當時說了聲「謝謝!」

回到四年前那場大雨,他們一起走出醫院,演完final check那場戲。「沒事的,你還是原來的你。」那一年,他彷彿流光了所有眼淚,為自己,也為聽說過的秘密、見證到的不幸,即使傳聞總是化零為整地處理千萬種原因,但他知道,自己會撐下去。

* 櫃內的世界,很無奈 *

         文字沒有單一的發聲方式。作者有他對那個字不可剝奪的權利,但聽者也有他的權利,
         以及在作者使用那文字之前,那些賦予文字「其他聲音」的人,也有他們的權利。
         巴赫金,《言說體裁的問題》(1986,頁121-122),收錄於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有一個【他】,很喜歡聽故事、記錄第一印象,佯裝放空地觀察著人生百態。他也不喜歡寫抒情文,但他無法假裝沒有情緒,也無法迴避當初決定繼續求學的目的,更無法當作事不關己。他經常回頭讀以前寫下的日記,那是他拼湊自己的方式。

其實他知道根本不用多提醒,因為許多念頭早已銘刻在靈魂與肉身裡。這天,他回想起當年在長安西路塔城街口那神秘的7-11裡,聽到的許多對話,潛藏了酩酊的醉語、尋歡的呢喃、輕生的怨言、無奈的靜默,和三年前隨手記下的一段曖昧對話。

一個清瘦的中年男子坐在他旁邊的位子,無聊地滑著手機;另一名體態較為圓潤的中年男子後來匆匆進來,連忙道歉說:「不好意思,加班,讓你等很久齁?」「沒關係,我們久久才見一次,等一下而已。」「那你有要吃什麼嗎?我肚子好餓噢!」

「不用,我不餓。等一下!東西先給你。」他瞥見清瘦男從背包裡拿出了一堆東西,「這是給你的,這個是你老婆的,然後這個玩具是給你女兒的。」「你出國還帶禮物給他們噢?」「我如果只帶你的,不是很奇怪?…對了,你女兒感冒有沒有好一點?」

「好多了!她前幾天還有問叔叔怎麼那麼久沒來。」「我不愛去你們家啊!」圓潤男嘆了口氣,「我當然明白,但偶爾來也沒關係吧。反正他們都知道我們是認識很久的好朋友啊!」「不然還能是什麼?」清瘦男沉默了半晌,「我寧願在外面跟你單獨碰面。」

「嗯…我知道啦!」圓潤男連忙把東西收進公事包裡,後來嘟噥了幾句都聽不明白,但最後說了聲「對不起。」當時的他聽得心驚、聽得悵然若失,一股激動的情緒湧上,參照自己總是對家人行蹤成謎、跟同學保持距離的處境,他突然很害怕老去。

「文字/語言」是很奇妙的符號,它能很孤獨存在著,被路人忽略,就像半夜巷口的紅綠燈。但它也能大到把週遭的一切都囊括進去,吞噬著提供與接收符號的兩端,以及任何其他「藏鏡人」。就像那充滿畫面感的比喻,對,就是巴赫金的「三重奏」。

那一句「對不起」,撼動了他的全世界,他想問圓潤男為什麼道歉,為什麼清瘦男接受了那個道歉,陌生人突然變得不陌生,在那偷聽來的簡短對話中,他的腦海中一下子浮現出好多「需要被道歉」的臉孔,其中一個包括他自己,為那離家出走的決定。

* 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暗櫃 *

最後一個(他)特別憤世嫉俗,尤其是思緒紛亂的時候。自從參加某任前男友的婚禮後,有一段時間,他都毫無理性地厭惡著異性戀的世界。他心想,每個類似的情節和延伸出的各種想像中,裡面的人都太壓抑也太安逸了,既詭異又真實,既平凡又狗血。

有時候霸道的、主流的想法就像一種傳染病,好發於類似的體質和細胞上,而那些騷動的、迷惘的、邊緣的,就像是抗體,雖然會使全身痛苦地燒著,卻是因為「正在搏鬥」。然而,當對手是家人、朋友、伴侶,甚至自己的時候,又害怕會不小心燒過頭。

記得有朋友對他說過,「自由就像雲頂上觸摸不到的東西,或是飄在半空的毛毛雨。」落在人後,不被發覺;下在人前,引人討厭。一下子,他答不上話。短暫的喘息空間,或許濕潤得了草木,卻灌溉不了森林,或許能解乾旱之苦,卻成不了氣候。

就像在網路上被分享的每則「生命故事」一樣,是不是非得輕描淡寫地用「必經的過程」作結,才能正當化、普遍化那青黃不接的理解階段,包括所有攪和在其中的角色和心中那份缺憾。當聽眾和讀者都是陌生人的時候,他們哭,又是因為觸動了什麼?

把「自己」放在所謂的大環境中,面對「被迫」作繭自縛的位子,「不然有得選嗎?」他這麼反問著。那些扭頭就走的人們,有的「給」了他second chance,有的卻始終再也沒有轉過身,而他和他們都在掙扎,端詳對方的世界,等著看誰的先崩塌。

從櫃子裡看世界,以為自己隨時準備要投降;從櫃子外看世界,以為自己從此就都能坦蕩。只是,與任何人的任何關係中,每一次交手都是一個抉擇,每次抉擇的結果都變成「自己」的一部分,而這也會發生在扮演不同角色的「自己」之間,不是嗎?

* 跋:讓「自己」對抗失聲 *

         即便當我們獨自在房間裡書寫,面對著「缺席的觀眾」,我們仍會遭遇到某些很糾結的時刻,
         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意欲表達的內容,除非能拋開那些「缺席讀者」的影響。
         埃爾伯,《當我說話時,我閉上雙眼》(1987,頁50),收錄於College English第49卷第1期

述說著他(們)的故事,我果然也不擅長抒情文,但我必須倚靠它的力量:一股用來遺忘、承擔巨變、回到現實的力量。一筆筆匆忙記下的爛帳,一個個逐漸泛黃的印象,再也看不清楚每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卻能記得所有「感覺」起伏的細節。

寫在最後。原本這是一篇打算撤回的自白,有朋友建議我寫其他人的故事,有朋友覺得我只要改用筆名就好,但我輾轉難眠後,決定把它當成另一個待拆的「櫃」,何苦讓線上世界的我比在真實人生中過得更遮掩。不過,這其中恰好出現一些機緣巧合。

這天,身邊一個好朋友一直心情鬱悶著,在他面前總是強打精神、扮演心靈導師角色的我,卻忍不住失落了,「對不起,其實我最近也壓力很大,幾近崩潰了,能不能讓我靜一靜?」這是我第一次向他示弱,我震驚自己竟會承認這份負擔。

回到電腦桌前,思考著如何潤飾文字中的「第三人稱」時,得知家裡鬧了一場大革命,紛紛擾擾之際,我給弟弟打了通電話。一路以來,最懂我、最挺我、幫我應付風風雨雨的,都是他,但當他面對來自家裡的質疑與不諒解時,我卻沒能陪在他身邊。

當我聽見他對我說:「我都知道,但我真的好累。」從小到大都頂著一副硬漢形象的他,頭一次表現出他的無能為力。「對不起,躲了那麼久,卻忘了擔子全落在你身上了」,通話過程中,數度哽咽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我們之間的櫃子…

《共生共存的兩張臉譜》也打醒了我,讓我留意到一直以來「被無聲」的媽媽,站在冷戰中的另一極是如此孤獨。誤用批判思想的我們,據以力爭地逼著她接受挑戰,不僅將矛盾化約成個人主義式的對抗,也錯把矛頭指向失去選擇自由的受害者。

「我能說不嗎?」某次爭執中,她怒吼著。一幕幕畫面湧現,才驚覺只看見母子關係顯然不夠,因為她也是女兒、是妻子、是媳婦、是姊妹。「你還好嗎?」我傳了個訊息給她,「一切很好,別擔心。」我凝視著那道櫃子,竟然啞口無言了。

敘事的主體,不論透過書寫或口語,往往無法免於那些不被覺察、心照不宣的干擾,就像揮之不去的幽靈一般,纏繞著選擇後的文字和聲音,即使是說給自己或最親密的人聽。我們戲稱它為「心魔」,卻忽略了那就是阻止我們自由表達的最大敵人。

或許埃爾伯指稱的「缺席觀眾」是由「他者」所組成,彷彿只有他者才會妨礙「我」體會所謂felt sense的自由,可是如同賽菊蔻一語道破的,其實自己對「自己」也可能很陌生,如同我幾乎快認不得的「他」、『他』、【他】、(他),和別人眼中的自己。

往往以為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隱含著好幾種聲音,音量不等,來自身體裡的、不吐不快的,偏偏我們總想「忘卻」它,覺得回憶傷人,迷信歲月能去蕪存菁,碾壓所有的悲傷。可惜,時間能帶走的只有事件,留下來的是不斷被烙印的自己。

既然如此,不如說出來吧!即使是說給自己聽,即使只有自己願意聽。每一次攤牌、剖開、挖掘、埋怨、諒解,都是一次重建「世界」的機會。就算沒有答案(或許就像賽菊蔻觀察到的,根本不會有答案),也至少打破自己與「自己」之間層層的暗櫃。

有時候,我們會忽略「述說」背後蘊藏的力量,那是失語時所難以想像的。所以我們一直在找聽眾,尋求外界的認同,忘了有幾個「自己」被落下了。文末,想點播蔡健雅的《十萬毫升淚水》給終於完成這篇文章的「他們」和或許也在暗櫃邊徘徊的你:

         滿意了嗎 你究竟有完沒完
         你煩不煩 總考驗我多勇敢
         有那麼難 那麼幸福和美滿
         我不貪婪 只求多些夜晚 不鼻酸 不孤單
         我想要的快樂很簡單 你都不管

***

本文仍為草稿,全文將投稿至【Quee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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