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聽到 Paul Farmer 離世的消息後，其實心裡一直有很奇怪矛盾的感覺，一方面覺得很遺憾，另一方面也不禁感動於英年早逝的浪漫。
享年62歲是什麼意思？小時候讀到 Pathologies Of Power 是很震撼的。儘管再怎麼批判健康至上主義，我對「健康作為人得以有尊嚴地活著之基礎條件」這件事，倒是深信不疑的。這點受到兩個Paul的影響，一個是聯合國的首任健康權特別報告員 Paul Hunt，另一個就是 Paul Farmer 了。
有一陣子對老白男學者比較敏感的時候，曾經很自我批判地覺得為什麼我一定要引用他們，他們的影響力無須多一個人附麗。後來在備課時，我還是會忍不住分享他們的文章給同學，因為真的很有啟發性——雖然還是很小心翼翼地提醒他們的「發聲位置」。
我對權力是比較敏感的，倒不是很明顯的上對下那種赤裸裸地展現方式，反而是一種幽微的、默不吭聲的、共謀的。這更常發生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侵害中，你不知道是誰在羞辱你、不讓你活但也不準你隨便死去，因此你無力抵抗，求助無門、出師無名。
很多人都談過權力，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談到「不健康」與結構性暴力、失敗治理之間的關係；很多人喜歡談抵抗，但不是所有人都特別珍惜人權論述的功能與正當性。
有一些談法是比較務實的，理想上而言與革命式的呼召並不一定互斥，其所勾勒的圖景都是一種從現實的絕望之中擠出希望的潛質。都確實需要不斷被檢驗、被批判，兩者皆然。
這是 Pathologies of Power 給我的啟發之一。儘管關於海地政治的細節，我都不太記得了，但我對海地人脆弱、匱乏卻「無人問責」的經驗，依然有鮮明的印象。那是一個不論意圖好壞，行動者任由物質上、意識形態上權力運作的產物。
62歲離世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事，對他離世的盧安達來說，都太短命了。這個世界從未在乎過他聲音的人，或許根本不會得知這個死訊；而在乎他教導與工作的人，卻會繼續努力傳承下去，就這點而已，「英年早逝」是浪漫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長大，更別說成為英年，也不是所有人過世都被認真看待，遑論獲得關注和悼念，而這也是 Paul Farmer 一直在提醒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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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們之前聊過的衣索比亞提格雷（Tigray）危機嗎？根據蘋果日報指出，連在台灣衣索比亞籍的留學生，都希望能尋求台灣政府的庇護。
提格雷是衣索比亞北方的一個州，從2020年11月開始，衣索比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爆發激烈衝突。最可怕的是衣國聯合鄰國厄利垂亞（衣國東北方）針對提格雷地區進行斷糧行動，並阻斷人道救援行動與相關物資，使得提格雷地區猶如人間煉獄，目前已有數千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百萬人需要援助，至少40萬提格雷居民面臨飢荒。
就在衝突爆發一年後，最近又有了新發展——衣索比亞政府於11月2日宣布進入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就算沒有搜查令，也允許警察恣意搜查並拘留嫌疑人。據聯合國瞭解，迄今已至少有上千人被拘留在衣索比亞各地城市，其中大部分是提格雷人，而拘留所壅擠與惡劣環境也有違害人權之虞。
不過（來到本文重點了！）在這波大規模搜捕行動中，甚至抓走了70幾名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及與聯合國合作的承包商。衣索比亞政府表示，就算是聯合國、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或非洲聯盟的僱員，也要為在當地犯下的不法行為負責。隨後，聯合國秘書處積極斡旋，並發出照會，不過衣索比亞政府拒絕說明具體罪名為何，只表示他們「涉嫌參與恐怖活動」。
其實早在9月底，衣索比亞就驅逐了七名聯合國人道行動的官員，認為他們「干涉國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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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導致了一場讓世界各地幾近停滯的全球大流行。疫情擴散迄今約兩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一舉一動備受矚目。回頭看，2019年12月疫情在中國正式通報。2020年1月23日，WHO決定暫不針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宣告「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當時引發全球嘩然。一週後，WHO於2020年1月30日再度召開緊急委員會，由於事態已嚴重，疫情在歐美大國遍地開花，幹事長譚德塞終於決定宣佈PHEIC——正式「國際化」COVID-19的疫情。
宣布PHEIC係依據《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授權WHO幹事長而來，不僅需要考慮公共衛生需求，也要考量國際貿易、人員流動等要素，是國際衛生領域中一項重要的「政治決定」，以國際規範的方式維護全球衛生安全。而IHR是由1969年第22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確立下來的，建立了一個各國共同預防、早期偵測、評估和因應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協作機制。
冷戰結束後，隨著跨國經貿往來更趨頻繁，新興與未知傳染病的爆發不斷對全球防疫機制提出挑戰——如2001年美國炭疽桿菌恐怖攻擊事件、2003年的SARS 和2004年亞洲禽流感（H5N1）疫情——WHO會員國意識到更緊密合作行動之必要性，促成了2005年IHR的修訂（也是現行版本）。IHR 2005所規範的疾病，從原本的三大類國際檢疫傳染病（霍亂、鼠疫及黃熱病），擴大到五大項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傳染病、人畜共通傳染病、食品安全、化學品汙染以及核能輻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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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泰國國會通過醫療用大麻合法化，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大麻合法化的國家。曼谷市於 2020 年再進一步鬆綁限制，開放持有許可證者種植並販售「漢麻」（hemp）產品，但仍未開放漢麻籽之進口，因此當地農家還無法自行種植。
據說泰國的大麻（ganja）是由印度傳入，泰國東北高原的中性土壤與宜人氣溫，剛好適合種植，古代即有「大麻入菜」的傳統，除調味用途，泰國人也會在湯麵中加入大麻葉以緩解疼痛與疲勞。醫用大麻雖合法，法規仍嚴禁販賣或吸食娛樂用大麻，持有 10 公斤以下大麻最高可判處 5 年徒刑，非法販運者更可能面臨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綠金商機無限，泰國政府似乎想靠「大麻熱」重振後疫情經濟。不過，許多人認為這波大麻熱只會圖利有門路、有能力取得許可證的大企業，因為相關制度繁雜，且法規要求農家須先成立合作社才能取得許可證，而目前全泰國僅有 82 家合作社完成註冊。若不開放農民參與政策規劃，並使相關核可制度更公開，可能仍無法惠及一般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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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是否能強迫人民施打疫苗的倫理問題，看到朋友們在某聊天室中的踴躍討論，我筆記一下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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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家提到的疫苗，我也想到的是PrEP。在歐美剛開始的時候，也一直有 be a responsible gay 的理由，要還沒感染的都去吃，然後就被批評了，因為1) re-linking gay identity = HIV risk (unnecessary stigma) & 2) 打擊錯誤，不符合傳染病防治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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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今年的聯合國主題比起往年是更加不痛不癢了：我們一起治癒、學習、發光（Together we heal, learn and shine.），但在COVID-19肆虐的陰霾下，類似 #同星球一命 心靈雞湯式的口號是越來越多了，可能是為了給人一種正能量的感受。
的確，在疫情之中，當大家都大聲呼籲減少移動、自主管理、在家工作，甚或隔離、封城跟鎖國時，有很多人是沒有#宅在家救世界 的奢侈的，而被迫逃離的人光是安身立命就很困難，何況就醫。遠離家鄉，他們努力為自己和家人尋找下一個免於迫害和暴力的落腳處。
鋌而走險也要逃離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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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很多paper，有一些筆記…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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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以漢人居民為多數，台灣實際上是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地方。然而，疫情當頭，健康不平等的狀況暴露無遺。比如近來因苗栗科技廠爆發疫情，移工群聚的情況和他們的居住、工作環境再度成為媒體焦點。在風險溝通與疾情資訊方面，不諳華語的新住民經常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考慮到醫療資源相對貧瘠，惟恐都會區再度鬆懈、疫情進入原鄉，許多部落紛紛採取自主管理，封山、封溪禁止遊客進入，蘭嶼觀光業也主動取消訂單，形同「柔性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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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很多paper，有一些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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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以漢人居民為多數，台灣實際上是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地方。然而，疫情當頭，健康不平等的狀況暴露無遺。比如近來因苗栗科技廠爆發疫情，移工群聚的情況和他們的居住、工作環境再度成為媒體焦點。在風險溝通與疾情資訊方面，不諳華語的新住民經常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考慮到醫療資源相對貧瘠，惟恐都會區再度鬆懈、疫情進入原鄉，許多部落紛紛採取自主管理，封山、封溪禁止遊客進入，蘭嶼觀光業也主動取消訂單，形同「柔性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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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ould always manage well because the whole world had been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you.
This is a super interesting Special Issue of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I like the concept of crip temporalities (in plural form) and the way in which Ellen Samuels and Elizabeth Freeman (2021: 247-248) discuss and illustrate it:
‘In the time of COVID-19, those who had lived previously with the privilege of normative ability began to learn what sick and disabled people have known forever: that crip time isn’t easy, it isn’t fair, it cannot be reason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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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day’s class on Appli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Global Health, we have moved to learning critical approaches such as feminist, queer, anticolonial, postcolonial, and decolonial theories.
The students made pretty good presentations about the readings, although they also had found them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articles’ they’ve ever read (and, they had just read Foucault and ANT before).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was posed to them for discussion—taking away unexpectedly great deal of time—is: Whether decolonising global health is possible? The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 but everyone’s answer was negative.
Some of them experienced the
#ColonialWound, as you might say, some ‘just realised’ the unsexy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coloniality, some suspected that such a debate is only ‘another game for the moment’, and some became cautious about what they have been learning about
#GlobalHealth.
I planned to say more, but we ran out of time. This course was, reading it by its title, supposed to teach the students ‘methods’, but it has been designed to introduce to them the ‘theories’ and stories behind choosing methods.
They seem to love it, despite the usefulness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se themes in their own theses. After all, I just hope them to becom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and messiness in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alling in love with teaching seems to be a dangerous move, as kindly reminded by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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