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政治與國際法】－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2018年大概是國際法學界最無力的時候——國際社會的交往，在近年來顯然又回到「形勢比人強、看誰拳頭大」的局面。國際社會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強權們越來越難控制原本的勢力範圍，各地都有權力消漲、拉扯的變化。這些政治力超越規範力的情況，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二戰後辛苦建立起的國際法律秩序。

這些變化一定是不好的嗎？可能還很難說，畢竟在國與國拉扯間，表示大國的能力與影響力在下降，而後殖民的小國可能擁有更多斡旋、談判的空間；或許一時半刻還看不太出來具體的影響會是什麼——是否會建立起新的國際實踐、新的國際規範，甚至新的國際秩序？稍安勿躁，可能還得再多觀察一段時日。

本文主要參考自Merel Alstein的《2018年國際法的十大發展》（Top te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2018）。該文提到的十個點，有許多在法律白話文先前文章中也討論過，因此在本文裡，我特別挑了其中幾個值得介紹的部分，增加一些背景敘述；而有法白文章可參考的，我也會盡量補上，有興趣的人就能按圖索驥地閱讀相關的討論。

與其等待國際共識，不如吉起來

去年最引人注目的國際環境立法趨勢，大概就是正在力求各國支持的《全球環境協議》（Global Pact for the Environment）。2018年5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72/277號決議為公約的談判鋪路，目的是為了整合所有環境法律原則，合併成單一文件。這樣的文件，其實還不算立約／立法，只是政治意志的展現，充其量能視為日後條約「準備工作」(travaux préparatoires）的一部分。

類似例子還包括2018年12月11日政府間國際會議通過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該會議是為了回應對移民越來越不友善的國際氛圍[1]，以聯合國大會第71/1決議（《關於難民和移民問題紐約宣言》）為依據，希望推動國際談判。不過這個決議沒有法律效力，只是一份政治性文書，影響力如何也是未定之數[2]。

司法方面就積極許多。2018年2月2日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尼加拉瓜在邊境進行特定活動案》（Costa Rica v. Nicaragua）作出判決，要求尼加拉瓜為環境損害負起賠償責任[3]。過沒幾天2月7日，美洲人權法院作出一項重要的諮詢意見：針對各國對大加勒比海區域環保的國際義務，須考慮美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擁有健康環境的權利」，因此這不只是環境問題也是人權問題。

不過去年美洲人權法院感覺超忙，1月9日它們才做了另一個諮詢意見，認為各國應允許人民依據自己的性別認同更改姓名和身分證件，要求各國承認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而不受任何制度歧視，並肯認2017年通過的《日惹原則+10》（Yogyakarta Principles plus 10）在解釋相關人權條款上的法律效力[4]。

回到環境法，在國內法院中，另一個劃時代的決定是，4月5日哥倫比亞最高法院作出一項判決，承認並賦予「亞馬遜地區（本人）」擁有法律上的人格，因此擁有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而應受國家保護。另外，荷蘭上訴法院則判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對荷蘭政府而言，是一項有拘束力的法律義務。

巴勒斯坦建國之路迢迢，求高調

正當巴勒斯坦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以巴雙方的外交對抗也如火如荼展開，巴勒斯坦逐漸分出一部分抗爭策略到國際司法場域中。2018年4月25日巴勒斯坦以締約國身分，向聯合國消弭種族歧視委員會（UN Committee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提出「國對國申訴」，這也是該委員會第一次收到國與國之間（而非個人告國家）的爭議。

5月22日巴勒斯坦再針對被佔領土部分，向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聲請調查並起訴以色列相關人等的罪行[5]。不過最高調的行動，莫過於巴勒斯坦在向國際法院起訴美國，主張美國將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法院現在應該很為難，還沒決定到底能不能受理案件。

想當然爾，面對越來越「不友善」的國際社會，以色列跟美國也越來越常威脅國際組織，透過杯葛或抗議聯合國許多措施和決議，向國際社會喊話，主張全球性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再起。2019年才剛開始，兩者便相繼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投下第一枚震撼彈。

不過，不是所有關於民族自決的政治或解放運動都能獲得相應的國際矚目。自從殖民母國們耍賤「留下」一堆爛攤子之後（包括莫名其妙的國土劃界），當代國際社會也就「順理成章」、按照計畫地一團亂[6]。這其中，一個被嚴重忽略的領土爭端是已經長達四十幾年的摩洛哥—西撒哈拉爭端[7]。

摩洛哥長期打擊西撒人民解放陣線、控制該地區2/3左右的領土，而2017年摩洛哥再度拒絕聯合國針對西撒地區獨立的和平協議提案，這件事讓歐盟很頭痛。2018年2月27日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作出一項判決，認定歐盟—摩洛哥漁業協定不適用西撒地區的鄰近水域——這表示，法院不再認為摩洛哥可以在法理上「代表」西撒地區作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承諾。

法律修修修，趕不上拳頭咻咻咻

就在《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通過並開放簽署二十年後，侵略罪（crime of aggression）終於進入法院的管轄範圍中。第十三屆締約國大會決定於2018年7月17日，正式啟動該罪的相關條款。不過基於條約拘束當事國原則，該罪名當然只適用於已接受並批准該新增條款的國家。

而且，自成立以來，國際刑事法院調查過的國家很多，但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洲國家，也因此一直有氣噗噗的國家揚言要退出，對法院權威造成威脅[8]。目前為止有效起訴甚至於定罪的案件仍然不超過二十件，所以有論者便指出國際刑事法院的存在除了充滿偏見，也只是為了落實「勝利者正義」而存在——檢討聲浪因此從未停過[9]，堪稱最糗國際法庭。

國際法中，刑法其實不是最hard-core的，因為它再怎樣都不會動到世界上拳頭最硬的幾個國家，通常會一直明著往國內殺自己人的也都是nothing to lose的表現。從這角度出發，去探「不開槍，用錢砸死人」的領域，才能發現國際關係中最會打的那群人——2018年就標誌了經濟大國間的「貿易戰爭」正式開打[10]。

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用各種名目課予關稅，對戰後建立起的世界貿易體系引發不小的動盪。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構不斷湧進新的爭訟，其中有許多與所謂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有關：比如美國針對歐洲、加拿大出口的鋼鐵及鋁材徵收關稅，就是一例。

另外，聯合國國貿法委員會（UNCITRAL）決定要改革「投資者—國家仲裁」（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的爭端解決機制。目前主要的問題在於現行制度過於傾向保護投資人的權利，而忽略了開發中國家的規範自由，進而影響當地的經濟和發展面向的主權；而當然仲裁程序不夠透明、所費不貲也為人詬病許久。2018年10月25日國際法院則宣布它的法官將不會再出任仲裁人的工作。

沒辦法讚讚讚，因為各國戰戰戰

一路這樣討論下來，2018留下的國際法遺產大致上涵蓋了環境保護（無庸置疑）、跨國遷徙（還停留在空談）、國際貿易（有待加強）、以巴法律戰（能撐多久不知道）等。全球治理會不會只是痴人說夢，怎麼越運作越尷尬，眾人都快失去信心；許多評論就指出，接下來如何在各國間，甚至跨國公司之間走跳協調，很考驗大怒神聯合國秘書長Antonio Guterres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了[11]。

事實上，2018年也是一戰結束的一百週年，戰後曾帶來過一絲國際和平的希望，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和常設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包括法院和仲裁）的建立，以及許多其他當時對國際社會秩序的想像，都還影響到今天[12]。雖然後來國聯失敗了，接著二戰、反殖民戰、冷戰、各地內戰、代理戰、反恐戰連番上陣，但當時企圖建立的一種對「秩序」的安全感，仍被一些人默默信仰並維持著（姑且不問手段的正當性）[13]。

最後要說的是，Merel Alstein是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負責國際法刊物出版的資深編輯，他所細數的十大發展可能有其視野上的限制，比如只在歐美俄之間發酵的小風波：前俄國特工Sergei Skripal毒劑刺殺案，其重要性可能就被高估了[14]；而打不完的葉門與敘利亞戰爭對國際人道法的挑戰，則一如既往地被消音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