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明發（Chua Beng Huat）曾經提問並分析，為什麼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在東（南）亞地方不可得，或談起來彆扭，或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原因：冷戰！不過，若是冷戰格局無解，「解殖理論」（decolonial theories）是否能成為東亞後殖民社會的另類選項？
冷戰之所以「冷」，僅是對於歐洲地方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對抗而言，但在當時的東亞地區，那是一個「熱」戰時期，諸如韓戰、越戰的爆發。與此同時，各個東南亞國家也還在對抗殖民勢力。在大部分的反殖民抗爭中，共產黨員本來都是抗戰的一份子，但在後來的內戰中卻又變成打擊非共產黨者的主力。
冷戰時期時，前殖民者要嘛直接參與了跟共產運動鏖戰的武裝衝突，要嘛援助內戰中反共勢力那一方，使得聯共反殖與聯殖反共的情緒重合交疊。這讓一批剛從殖民壓迫歷史中甫能喘氣的新興民族國家，馬上對共產主義式的極權統治產生聯想及相應的恐懼感，深深影響了這個接連受制於國際勢力消長的區域。
這個「巧合」使當時一票知識份子「輕放」了對殖民的批判分析，甚至可能重新詮釋為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開端，而這些也都成為後殖民研究窒礙難行的原因。共黨與反共之間的內戰，長期佔據了東（南）亞人文學科的論述，也成了建構「建國史」過程中的兵家之地——後殖民理論難以找到得以伸展的舞台。
直到東（南）亞社會的現代化大致都完成了，各地的知識分子才開始在擁抱與拒斥現代性之間糾結、徘徊。尤其在東西方勢力消漲、區域政治版圖變化的21世紀，已幾乎全盤繼受西方知識體系的社會中開始出現反思，質問為什麼物理上、國家意義上的殖民者被驅逐了，主體上、知識上的解殖卻沒有順勢出現？
「解殖」作為思考與行動上的出路
延續一開始的提問，本文想藉機介紹一下起源於拉丁美洲的解殖理論，究竟在思考什麼問題。主要參考的文獻則以成長於阿根廷的解殖理論家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為主。他的研究主要關注「現代性／殖民性」（modernity/coloniality）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所有解殖理論家思考的起點。
此這個角度切入，任何當代（包括現代和後現代）的知識結構、地理疆界、地緣政治、國際關係，都是他們批判的對象——不論是自由主義式的世界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比如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相反地，他們希望能建立／恢復一種多元並存的現代性認識論與宇宙觀（cosmologies）。
透過對全球知識系統的重新配置，開啟與現代認識論「脫鉤」（delinking）的分析路徑。這是為了聯繫「未殖民」與「被殖民」的過去們（複數）之間的關係。參與許多拉美社會運動的法律社會學教授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也才會提出「缺席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absences）。
這裡其實是一整套知識不服從（epistemic disobedience）的策略，而起點其實是所謂的「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其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來自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1987年出版的《邊／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用身體與處境重構發言位置。
現代性／殖民性／解殖性之串連與脫勾
在2017年一個訪談中，米格諾洛強調了現代知識生產分野的研究「領域」（field），即是一種最直觀的領土型的認識論（territorial epistemologies）。儘管我們再怎麼倡議「跨領域」，都還是得基於各領域的存在作為前提。 放大一點，則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作為一個分析概念的產生。
「當我們瞭解現代性的虛幻和殖民性的邏輯，是相互依存的」，而後者是前者必要條件時，這就是「解殖性」（decoloniality）被產出——無論迸發或蘊涵、解放或抑制——且被需要的起點。因此，解殖性不僅具有認識論，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它不是後現代理論的一支，因為後現代也是一種領土型的知識。
與現代性「脫鉤」的任務無法交由國家、企業、宗教組織來做，儘管它們有時可能有幫助，比如解放神學的興起、開發中國家的反西化戰略（dewesternisation）、新興市場的區域貿易安排。但這些終究都還是「現代性」賦予、預見且容許的領土型知識，而與解殖所謂「人們自己掌握命運」的想像無關。
是否掌握命運的關鍵有二：其一是，活過或活在邊界（border living）。以米格諾洛為例，當他在美國「發現」美裔拉美人（Hispano）與「奇卡諾人」（Chicano）的意義，以及這些身分活在他從未意識到的身體上。另一個關鍵，則是意識到殖民性是現代性的構成要件，而非衍生物——殖民先於現代而存在。
抵銷領土、轄域、邊疆的知識
這兩個關鍵發生時（兩者間沒有順序），你就可能產生邊界思考：並非「跨越」而是「住在」邊界裡。當你試圖理解世界時，你擁有不只一套思維，多重並存的意識讓你成為自己的他者，比如法農（Frantz Fanon）說的「活成黑人」或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安卓杜雅則認為：你無法選擇邊界，你也無法決定研究邊界，你就活在邊界、住在邊界中。因此，所有你能運用的理論都被邊界決定了，而這決定則是「殖民權力矩陣」（colonial matrix of power）部署的。也因此，你不被允許參與「現代的」知識生產（比如原住民宇宙觀、伊斯蘭哲學、古代中國思想）。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邊界，也沒必要如此；就如同不是每個人都住在領土上。然而，邊界——或邊疆（frontiers）——是由住在領土上（領域內）的行動者所劃，以保衛其不受「外界」（foreign）力量侵擾。現代西方認識論就是這樣來的，其預設的是邊疆（己身的極限）而非邊界（與他者共有的交集）。
預設「邊疆」的認識論，假設邊疆外的地方是「空無一物的化外之地」，是一個得以征服、先佔、填補、文明化的空間。因此領域認識論無法是解殖的；它是帝國的認識論，透過現代性的話語，合理化、正當化殖民性。反之，所有的解殖思考都一定是出於邊界思維；但並非所有的邊界思維都一定會成為解殖思考。
複數的解殖理論，不算是現代理論
米格諾洛曾強調解殖「理論」（theories）是複數的——邊界意識及其思考活動不可能是單數且一致的——且要當心，不能把解殖性放在現代性理論（modernity theories）的框架下理解，因為邊界思維並非現代的「我們」的一份子，而是與單一、領域性的「我們」脫鉤的——對立於有害的理論／實踐二分法。
從解殖角度而言，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知識是西方擴張重要工具，其治理形式是由有產階級自教會與君王手上奪權後，創造出來的（如英格蘭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的強大有二：一方面，它源起於舊國家的殘骸（如一戰後的奧匈和鄂圖曼帝國）；另方面，它也在去殖民後的亞非地方崛起。
當區域政治的去殖民運動成功把殖民者送走，卻保留並加強了殖民者留下來的治理結構。民族國家的知識也順利地在全球流行，不僅成為法律形式上的國家（state），也成為整合公民社會的民族（nation），與之相伴且順其自然生成的，就是國籍、公民、「國界」、民族情感等知識——構成了現代的「我們」。
延伸閱讀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1995)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2014)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 Bhambra, Gurminder K. (2014) Connected Sociologies. London: Bloom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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