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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完學校開的Starting to Teach的課，蠻開心的——除了讓我重新思考了teacher/student的關係外，也有機會「構思」自己心目中的課程大綱（包括設計模擬法庭）。
就像去年上Creative and Freewriting工作坊一樣，也彷彿打開了另一扇窗，使我重新理解author/writer/reader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後來的學術寫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是個有趣的練習：設想教學對象、學習目標、教學方式、評量和反饋等等，都讓我回想起自己過去當學生（從大學到現在）、帶比賽、當TA、研討會、受邀演講的許多經驗。
這兩年，接連被Global Studies開設的《人權簡介》（Introduction to Human Rights）邀請去講課，也發現自己還蠻享受於事前備課、上課互動的過程，猶如將理念具象化。
在一切爭排名、看研究影響力、新自由主義式的大環境下——我一直抱怨，體制要求老師刺激學生學習動機，它自己卻沒想過要刺激老師教學動機；但教與學，還是挺有趣的。
之前也參加過法學院參與的Widening Participation的計畫，那種感覺更像在「鬆土、撥種」，不確定會得什麼果，但對於「想像」將會產生什麼影響就足以令人很興奮了。
從教學法（pedagogy）回頭思考「研究」（research）的意義與目的，其實會有多一層體悟。因為任何批判或論述，不只可能會影響將來的研究方向，更可能會被當作上課讀本。
教、育，就在這一刻交錯且發生，殊不知一切都從種種研究問題出發；而所謂研究興趣，又都植基於研究者的知識基礎與歷史背景——代際間環環相扣，直到出現重大的知識斷裂。
前幾天剛好也有一個朋友在問「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領域」，他談到研究者與研究問題的正當性。此外，他也談到「研究問題太多」與研究方法之間的衝突，而我剛好被tagged了。
隔了幾天才有空稍微分享自己的心得。在書寫過程中，其實我也又重新想了很多事，而事實上這些問題一直都不只是初學者專屬的問題，只是多了作者、師者的考量，感受又會不同。
私以為，其實對「做研究」而言，「領域」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那反而是後話，也通常是在人際互動、求職、工作中，才會暫時需要的標籤，所以應該避免太拘泥於這件事。
真正重要的，是「問題」本身。先不要去想問題「意識」，因為會因為這兩個字太抽象而開始撞牆，而較務實的作法（在研究初始階段）可能是「指認那個次文化」（朋友的例子）。
如此才能進一步去想（以朋友問題為例）：為什麼它「次」？當宣稱它是「次文化」時，心中對照的「非—次文化」是什麼？為什麼會這麼對立兩者？宣稱它「次」對研究什麼幫助？
然後就應該會有很多「關鍵字」跑出來，足以開始找文獻了。
針對一個「文化」，可能看的是實踐、是符號、是參與者、是現象、是源起、是影響，雖然論文裡可能都要帶到，但偏重何者完全取決研究者的興趣，而這可能也會影響後來的研究方法。
但still，不要用研究方法的喜好去圈定「領域」，因為會撞牆again。
這幾年下來，我自己「感受」到的所謂「和先前研究／理論對話」，是無法靠想像的——不是說，我想跟誰對話，就一定對得到（硬對也可以，但最後可能會覺得那個討論很雞肋）。
對話，經常是在不經意中發生。比如：寫到「次文化」，就會去看別人怎麼定義次文化，然後可能覺得「對耶，好像是這樣」或「bullshit，根本不是（或部分不是）如此」。
或甚至看遍了相關文獻，發現：咦？我寫的好像不符合別人定義的「次文化」——那麼要嘛有可能他們真的沒考慮到某個課題，要嘛就是被研究的對象可能不屬於所謂的次文化。
總之，在尋找文獻、整理並「判斷」它足夠／不夠、有用／沒用時，文獻本身也突然向你完成了溝通、表白——進一步被讀者接受或拒絕——此時，其實已經（正在／完成）對話了。
所以我會傾向不預先設定對話對象，而是全心全意先「問題化研究對象，並脈絡化那個問題」，在那個過程中自然而然發生初步的對話。至於提出批判的理論資源，亦是中後期的事了。
最後，其實我想像不到「拉出問題意識」跟「圖像式探索」之間的對立。前者在談「問題化」，後者在談「脈絡化」（或研究方法）；這兩者雖然彼此緊密相關，卻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或許可以思考：我想研究的「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想研究它／為什麼我會如此認識、理解，或想像它？又若朋友所言為真，「為何沒人研究」反而應該成為追問的重點之一。
一件事情、一個現象、一群人不被「知識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不值得研究，或別的原因，如視角不同？包裹在其他問題中？已知但被刻意忽略？沒有直接但有間接或相關討論？
最後可能會經歷一個自問自答：到底是想「研究」它，還是「介紹」它？研究跟介紹，又有什麼不同？其實「什麼是研究？怎麼做？」可能是每個研究（且又教學）者的一輩子的課題。
總之，撞牆幾次之後，我的心得是：不要急——先想、再找資料；再想、再讀文獻；再想、再寫筆記；再想…想…想，不要擔心自問自答，因此這正是提出「問題」最關鍵也最正當的理由。
就像去年上Creative and Freewriting工作坊一樣，也彷彿打開了另一扇窗，使我重新理解author/writer/reader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後來的學術寫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是個有趣的練習：設想教學對象、學習目標、教學方式、評量和反饋等等，都讓我回想起自己過去當學生（從大學到現在）、帶比賽、當TA、研討會、受邀演講的許多經驗。
這兩年，接連被Global Studies開設的《人權簡介》（Introduction to Human Rights）邀請去講課，也發現自己還蠻享受於事前備課、上課互動的過程，猶如將理念具象化。
在一切爭排名、看研究影響力、新自由主義式的大環境下——我一直抱怨，體制要求老師刺激學生學習動機，它自己卻沒想過要刺激老師教學動機；但教與學，還是挺有趣的。
之前也參加過法學院參與的Widening Participation的計畫，那種感覺更像在「鬆土、撥種」，不確定會得什麼果，但對於「想像」將會產生什麼影響就足以令人很興奮了。
從教學法（pedagogy）回頭思考「研究」（research）的意義與目的，其實會有多一層體悟。因為任何批判或論述，不只可能會影響將來的研究方向，更可能會被當作上課讀本。
教、育，就在這一刻交錯且發生，殊不知一切都從種種研究問題出發；而所謂研究興趣，又都植基於研究者的知識基礎與歷史背景——代際間環環相扣，直到出現重大的知識斷裂。
前幾天剛好也有一個朋友在問「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領域」，他談到研究者與研究問題的正當性。此外，他也談到「研究問題太多」與研究方法之間的衝突，而我剛好被tagged了。
隔了幾天才有空稍微分享自己的心得。在書寫過程中，其實我也又重新想了很多事，而事實上這些問題一直都不只是初學者專屬的問題，只是多了作者、師者的考量，感受又會不同。
私以為，其實對「做研究」而言，「領域」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那反而是後話，也通常是在人際互動、求職、工作中，才會暫時需要的標籤，所以應該避免太拘泥於這件事。
真正重要的，是「問題」本身。先不要去想問題「意識」，因為會因為這兩個字太抽象而開始撞牆，而較務實的作法（在研究初始階段）可能是「指認那個次文化」（朋友的例子）。
如此才能進一步去想（以朋友問題為例）：為什麼它「次」？當宣稱它是「次文化」時，心中對照的「非—次文化」是什麼？為什麼會這麼對立兩者？宣稱它「次」對研究什麼幫助？
然後就應該會有很多「關鍵字」跑出來，足以開始找文獻了。
針對一個「文化」，可能看的是實踐、是符號、是參與者、是現象、是源起、是影響，雖然論文裡可能都要帶到，但偏重何者完全取決研究者的興趣，而這可能也會影響後來的研究方法。
但still，不要用研究方法的喜好去圈定「領域」，因為會撞牆again。
這幾年下來，我自己「感受」到的所謂「和先前研究／理論對話」，是無法靠想像的——不是說，我想跟誰對話，就一定對得到（硬對也可以，但最後可能會覺得那個討論很雞肋）。
對話，經常是在不經意中發生。比如：寫到「次文化」，就會去看別人怎麼定義次文化，然後可能覺得「對耶，好像是這樣」或「bullshit，根本不是（或部分不是）如此」。
或甚至看遍了相關文獻，發現：咦？我寫的好像不符合別人定義的「次文化」——那麼要嘛有可能他們真的沒考慮到某個課題，要嘛就是被研究的對象可能不屬於所謂的次文化。
總之，在尋找文獻、整理並「判斷」它足夠／不夠、有用／沒用時，文獻本身也突然向你完成了溝通、表白——進一步被讀者接受或拒絕——此時，其實已經（正在／完成）對話了。
所以我會傾向不預先設定對話對象，而是全心全意先「問題化研究對象，並脈絡化那個問題」，在那個過程中自然而然發生初步的對話。至於提出批判的理論資源，亦是中後期的事了。
最後，其實我想像不到「拉出問題意識」跟「圖像式探索」之間的對立。前者在談「問題化」，後者在談「脈絡化」（或研究方法）；這兩者雖然彼此緊密相關，卻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或許可以思考：我想研究的「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想研究它／為什麼我會如此認識、理解，或想像它？又若朋友所言為真，「為何沒人研究」反而應該成為追問的重點之一。
一件事情、一個現象、一群人不被「知識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不值得研究，或別的原因，如視角不同？包裹在其他問題中？已知但被刻意忽略？沒有直接但有間接或相關討論？
最後可能會經歷一個自問自答：到底是想「研究」它，還是「介紹」它？研究跟介紹，又有什麼不同？其實「什麼是研究？怎麼做？」可能是每個研究（且又教學）者的一輩子的課題。
總之，撞牆幾次之後，我的心得是：不要急——先想、再找資料；再想、再讀文獻；再想、再寫筆記；再想…想…想，不要擔心自問自答，因此這正是提出「問題」最關鍵也最正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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