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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Wendy Brown來演講，講題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權力》（Power Invisible and Visible: Neoliberalism in Marxian and Foucauldian Frames）。
適逢美國大選剛落幕，他原本想多從川普勝選切入，改談「失落的民主」，
但被主辦單位拒絕，後者表示更多聽眾是因為對理論上的討論感興趣而受吸
引（which is true），而Wendy（好親暱～）便說那加碼20分鐘，來談談
新自由主義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和對照（可見他有多想討論這件事）。
其實如果有讀過Wendy去年出版那本《消失的民主》（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應該會有點感觸，因為這兩年世界
各地所謂「右派崛起」，其實蠻呼應那本書的預測：
關於去政治性的公民主體如何漸漸以「經濟／發展」作為衡量治理正當性的
唯一指標，而這趨勢又如何回饋那些不在乎民主精神──無論是基於平等或
社群價值，甚至個人自由的傳統──等公然仇恨的政治修辭（rhetoric）。
Anyway，回到講題本身，Wendy從「自由民主的偏離」（perversion of liberal democracies）開啟他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那個「偏離」包含了因為政治生活經濟化（economisation of political life）而造成難以追蹤的權力來源與動向。
所謂「經濟化」不只是公共事業私有化、公共治理數據化、公共價值貨幣化，更包括隱形的、看不見但（似乎）感受得到的權力運作，比如擁有權利卻失權的情況，以及許多欲賦予平等機會的制度，卻造就（並悄然正當化）歧視性的結果。因此他問：「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它有本質嗎？或只是另一種修辭？它是馬克思批判的資本主義的一種新態樣嗎？抑或，傅柯口中的治理之術，是一種意識形態？」
對Marxist而言，新自由主義似乎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樣貌（modality of capitalism），試圖彌補生產活動所造成的剝削，但進一步在市場的交換活動中取回來，因此讓勞動者在內化「消費者」（以及自我投資）的認同時，失去被剝奪的戒心。利用了「自由競爭即個人自由」的想像遮掩資本才是創造權力的真相，並進而取消或分化普勞大眾原本對資本家的緊迫盯人。
對Foucauldian來說，新自由主義可能更複雜，它是自由主義的重新編程（reprogramming of liberalism），而不只是「新－資本主義」（neo-capitalism）；它是由內而外的，賦予政治一個屬於新自由真理（neoliberal truth）的治理依據（rationality）。以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取代法律人（homo juridicus）的觀點，進而產出並普遍化新的主體──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兩者都承認，有時候新自由主義會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的邏輯相悖，但是是為了「遮掩更深沉的權力圖景」，於是Wendy追問，究竟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變態，以產生新的市場真理？抑或，本身即為一種自由主義的真理，而形成新的治理形態（只好剛好適合資本主義的延續）？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完善資本主義的運籌帷幄，究竟是歷史上的必然還是偶然？
在Marxist的討論中，資本是權力具體化的形象──資本即權力（capital as power）──這裡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抽象權力（power of abstraction），是經濟上、物質上的自我轉化機制，然而這種真理並非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能察覺的，是不可見且無形的。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只是其極膚淺的表面，深沉的是不斷生產的邏輯與勞動者的活動，那是經過邊沁式（Benthamite）的精密計算的。
不過，資本主義並非自古普世，而有其歷史特殊性的。其透過拜物教式的意識形態（fetishism）將勞動與生活商品化，取代舊有的所有社會關係；它也是絕對不透明（opaque）且自我神秘化（self-mystified）的，以隱藏私有財產（private ownership）與社會分裂（social fragmentation）背後的真實──關於權力的生成與運作。
換言之，資本創造真理，真理賦予自由，但這種自由掩蓋了資本的抽象權力，而這種抽象權力隨著新形態社會關係的興起，不僅重覆資本化，也於七零年代開始擴充至經濟化與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以越來越抽象人們對「物」的價值判斷與追逐。
然而，在Foucauldian眼中，那個「被遮蔽的真相」（hidden truth），不是資本的權力，而是「權力」本身，權力來自於方方面面，不只是資本，也包括各種知識、社會關係、話語（discourse）。於是，傅柯與馬克思其實是本體論上（ontologically）的差異。對前者而言，權力不是被遮蔽的，而是自始至終即存在於（inherently）真實「中」而難以探知，在經濟生活中、市場裡，更顯隱晦。顯然，在這裡，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是被混為一談的。
其實傅柯對資本主義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更關注被自由主義話語「包裹或釋出」的自由是如何用來正當化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不只是傳統上主權的規訓、懲罰等治安功能（policing），更及於生活方式的監督（surveillance）與管理（managerialism）──有權者不只在乎生死，更在乎如何生、如何死。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轉換，而是一種市場取代國家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普遍經濟化所有政治人（homo politicus）或法律人的特性。
對Marxist來說，資本主義是有本質的，建立在一切物質化的權力之上，無論在生產過程中或市場裡移轉或流動，包裹了一系列卻未被拆穿的真相──關於市場、價格、價值的事實。於是透過資本主義創造出的所有知識，包括對自由或平等的想像都是虛幻的，而只有透過科學的方法才有可能發現這個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並透過實在主義（realism）的方式進行批判（因為那是超越經驗世界的）。
然而，對Foucauldian而言，資本主義本身是沒有本質的，它是隨著政治因素不斷改變的，是偶然的，也無法確知其發展的，而其背後是自由主義的「權力觀」及其宰制模式──包括權利的賦予。因此，新自由國家（neoliberal state）是被這種權力的不可探知性（unknowability）所掩蓋的，而「被治理者」只有可能回應（reaction）而不可能革命（revolution），因為權力是由下至上、由內而外的。
Wendy因此總結，以馬克思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資本是物化世界的源頭，其創造、實踐且鞏固了權力，但用各種方式將它神秘化，因此參透資本才能翻轉權力；而以傅柯的權力分析來說，權力本身就是神秘的，其指涉了資本及其他，而至今，我們對權力的認識仍然太少，而光攻擊資本是不夠的。
無論如何，從兩種批判的角度來看，Wendy認為新自由主義都具有一種總體性（totality），其顛覆了國家與社會的行動邏輯，比如Marxist預言的全面物質化（materialisation）或Foucauldian延續對芝加哥學派（尤其Gary Becker）的質問。
雖然對於「將權力封閉性發揮到致極」的診斷不太一樣，Marxist認為是資本與市場催生新的意識形態，進而間接且迂迴地生成（generating）新自由主義下的權力與階級；Foucauldian則認為權力仍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本身是來自於「世界經濟化」的意識形態，因此治理是直接受權力所安排的（arranged）。再更簡而言之的話，前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因應新世界的產物，而後者覺得新自由主義是新的世界觀本身的實踐機制。
不論將新自由主義「視為」Marxist所稱的「新形態的資本主義」或Foucauldian眼中的「生命權力的治理性」，二者極有可能是無法統一或整全的，且理論上也非常有可能互相衝突──此時，我又想起Nancy Fraser跟Judith Butler的論戰（甚至讓我想到Alain Badiou與Gilles Deleuze之間關於「真理」與主體的論辯）──因為二者本身對「權力」的理解分別是完全唯物或部分唯物（甚至不可知論）的，也因此兩種左派批判經常產生矛盾。
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資本創造權力，因而影響我們對自由與權利的想像（市場自由＝個人自由），包含對個人主義及異化的容忍，因此「解放」的策略應從打破資本積累開始。反之，傅柯認為就是我們對於「自由」的想像不夠全面，才會接受資本主義的話語（個人自由＝市場自由），而每次對自由有新的詮釋，都會促其變形，因而「解放」須從反思自由著手。因此，Wendy覺得當今的難題是如何重新審視「兩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以補全對新自由主義的診斷。
Ｑ＆Ａ中，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討論像是：若新自由主義如此整全地創造了所有人新的「主體性」（subjectivity），這樣的分析是否可能低估了人們的能動性（agencies）──這個問題是我們讀書會小組中屢次爭論不休的，因此大家決定提出來。Wendy承認，他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的確可能有總體化（to totalise）的風險，但他是建立在馬克思的「資本」與傅柯的「治理性」的總體傾向之上。
他也曾努力尋找所謂的能動性，以提出新自由主義化零為整的例外，但他實在無法確知是否有任何人能不被治理（governed）、不被市場影響、不被話語建構（discursively constructed），而那可能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而是「什麼才是自由（解放）？」這個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也包括我們尚未釐清「權力究竟是什麼？」及「資本與權力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後來有人提問，那我們是否可能借助Hannah Arendt的「公共空間」（the public spaces）來理解自由？即現代生活中作為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須使所有人都能都能在公共裡互動、溝通且共享，包括確保並提升具政治意義的言語（words）與行為（deeds）──或許就是能動性的定義──以回應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自我隱匿性（self-non-disclosure）。
關於這個問題，Wendy的第一句話嚇壞了大家，大意是「Arendt的分析很難勾勒出完整的政治思想」（honestly, I don’t find a rich political theory in Hannah Arendt, although I know it’s very radical to say that today.）個人的自我揭露（personal disclosure）與有意義的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之間其實很難連結，因為它並沒有解決被制約的空間（the conditioned spaces）的問題。提問人則表示，那是對Arendt文本的舊理解，後來已經有很多理論家擴充其解讀，比如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
這時，Wendy也承認他後來沒有再探尋Arendtian的發展，他自己也的確只記得舊的理解（old reading），但關於政治行動，他自己更傾向Weberian的說法 ──Max Weber──即一種共同的、社會性的、時而妥協的，甚至必須自我正當化的行動，才有機會從「社會關係」中實踐政治人的精神（這時，提問人突然小聲說：韋伯是另一個白人男性國族主義者（White male nationalist），現場頓時略顯升溫）。
順著這個脈絡，另個人再提問，我們是否能透過反思（reflection）和抵抗（resistance）的方式來實踐傅柯所謂的反行動（counter-conducts）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治理──即對行動的行動（conduct of conduct）？前者如何可能實現主體本身的賦權（empowering），卻不用附帶地使他人失權（disempowering）？
Wendy表示這個問題已經顯現出對「反行動」的預設，即Foucauldian經常討論的「對解放的想像」，但問題是，要對抗的「對象」（比如新自由主義）若非固定的，而是動態的、無法去脈絡的、隨身變的，那對賦權／失權的提問，是否可能跳脫經濟人的理解範圍，而僅回應法律人（homo legalis）的主體性？這部分，他自己也有在思考，但無法否認的是，現在最難確定的是「是否能不用經濟眼（economic gaze）看事情」。
在新自由主義下，關於真理的領域（neoliberal regime of truth）並非總是一致且黏合的，許多時候更是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實踐或論述的集合──Wendy是用collective這個字，但我當下的理解更接近德勒茲的聚合體（assemblage）的概念，及其組成成分自帶的精神分裂性（schizos）。
比如當前對於國家的生存與能力，大多取決於「經濟發展」（economic growth）等指標；反之，則可能「被認為」產生治理性的危機（crisis of governmentality），但傅柯其實沒有處理權力和權威「正當化」（legitimation）的問題。Wendy猜想，傅柯是為了跳脫出韋伯對權力的認識侷限，但又想保留相關的分析。不過，大抵而言，當前我們所認定、可能符合「反行動」的抗爭，是否能取代經濟因素，造成另一種治理性的危機，其實還很難斷言，或至少，目前還觀察不到這個趨勢。
然後，以下是Wendy對美國大選的看法（我只摘出我覺得有趣且與新自由主義
有關的部分）：
首先，他認為這場選舉結果剛好就是「市場導向」解消民主（undoing demo）
的最佳示範，它既不符合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是右派的自由民主主義，
它本身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Trump是一種象徵，它不僅再現了類似
法西斯主義（proto-Fascism）──比如訴諸情緒而非理性，人民內化了「被治
理者」而非「治理者」的地位──也表明了將「企業管理」導入國家治理是受到
歡迎的。
選民們（其實兩個候選人的支持者中都有這個情況），不再視自己為公民而是
渴望被提升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因此訴諸公共或社會正義的議題
不再具有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投資（investment）──即「自己是否被市場
在乎」的想法充斥在這場選戰中。
其中Ｑ＆Ａ中，也有許多與美國選舉有關的，就一併節錄在這裡。有人談到川
普現象可能是一種「超現實」（hyper-reality）的擬象（simulacrum）──聽
到這裡，大概知道是Baudrillard那個流派的了──透過不斷膨脹且失真的話語、
形象，以及拜極端拜物主義之賜，這些「被填充的價值」反而被選票確立且物
化了，對該現象的批判，若沒有考慮到這點，可能不夠全面。
Wendy表示，他的確沒有考慮太多「語言」與媒體創造的符號，因為他更多是
從「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中去尋找解釋，而這部分可能需要更多關於選戰中
一切編／解碼（encoding/decoding）的語言分析與受眾研究了。
後來，有另一個人追問，這場選舉有沒有可能真如許多評論家所言，是場「被統
治者」對菁英主義（elitism）和技術官僚（technocracy）的反撲，而能解讀
成「戳破泡泡的起義（rebellion）」？
Wendy說他也看過很多類似講法，但他總忍不住想問，「若非Trump一類人，
還有誰能同時打破所謂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等進步價值，又被原
諒且一笑置之的？」換言之，這不只是因為他是「白種順性別異性戀男」而已，
更因為他很富有且有權勢。
Trump的支持者多半只投射了前半的形象於自身，認為自己「被鼓勵到了」，
而忽略了是後半更根本的理由，使他立於不敗之地；反之，那些支持者根本沒
有想到，「有錢有權」這件事恰恰突顯了他們與Trump之間的差別。
此外，許多人將這全世界「右派崛起」的現象，單純地歸咎於國族主義式的民粹
主義（national populism），卻沒有區別現今的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的差
別。現在許多民粹主義者其實是抱持著一種「還能更慘嗎？」或「我不該是最慘
的」的心態，所以那帶有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t）的色彩，卻自以為放手一搏的
賭徒（gambler）特質。
這與傳統意義上的國族主義是有差別的，其訴諸的並非平民的、政治的意識形態，
而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大至國家小至個人，並以為兩者將會相互連動（即直覺
上認為前者進步將帶動後者發達，卻忽略社會不平等的真實性）。因此，Wendy
認為，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民粹主義，而國族主義式保護主義、孤立主義
等都只是一種偽政治性（pseudo-political）的修辭。
以上是大致的摘譯，但因為其中可能有很多我還不熟悉的用語（或不確定翻譯是否精準），因此我把英文原文也附上。另外，因為整場演講下來，可能要對很多概念有一定的瞭解，但我其實很擔心自己對馬克思、傅柯（甚至Ｑ＆Ａ裡面提到的布希亞、鄂蘭和韋伯等人）的理解是否正確，所以我有稍微google一下才加上解釋（但沒有加油添醋自己的評註），盡量呈現我聽得比較明白的部分（雖然「聽明白」本身已經也是一種再詮釋了XD）。
適逢美國大選剛落幕，他原本想多從川普勝選切入，改談「失落的民主」，
但被主辦單位拒絕，後者表示更多聽眾是因為對理論上的討論感興趣而受吸
引（which is true），而Wendy（好親暱～）便說那加碼20分鐘，來談談
新自由主義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和對照（可見他有多想討論這件事）。
其實如果有讀過Wendy去年出版那本《消失的民主》（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應該會有點感觸，因為這兩年世界
各地所謂「右派崛起」，其實蠻呼應那本書的預測：
關於去政治性的公民主體如何漸漸以「經濟／發展」作為衡量治理正當性的
唯一指標，而這趨勢又如何回饋那些不在乎民主精神──無論是基於平等或
社群價值，甚至個人自由的傳統──等公然仇恨的政治修辭（rhetoric）。
Anyway，回到講題本身，Wendy從「自由民主的偏離」（perversion of liberal democracies）開啟他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那個「偏離」包含了因為政治生活經濟化（economisation of political life）而造成難以追蹤的權力來源與動向。
所謂「經濟化」不只是公共事業私有化、公共治理數據化、公共價值貨幣化，更包括隱形的、看不見但（似乎）感受得到的權力運作，比如擁有權利卻失權的情況，以及許多欲賦予平等機會的制度，卻造就（並悄然正當化）歧視性的結果。因此他問：「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它有本質嗎？或只是另一種修辭？它是馬克思批判的資本主義的一種新態樣嗎？抑或，傅柯口中的治理之術，是一種意識形態？」
對Marxist而言，新自由主義似乎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樣貌（modality of capitalism），試圖彌補生產活動所造成的剝削，但進一步在市場的交換活動中取回來，因此讓勞動者在內化「消費者」（以及自我投資）的認同時，失去被剝奪的戒心。利用了「自由競爭即個人自由」的想像遮掩資本才是創造權力的真相，並進而取消或分化普勞大眾原本對資本家的緊迫盯人。
對Foucauldian來說，新自由主義可能更複雜，它是自由主義的重新編程（reprogramming of liberalism），而不只是「新－資本主義」（neo-capitalism）；它是由內而外的，賦予政治一個屬於新自由真理（neoliberal truth）的治理依據（rationality）。以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取代法律人（homo juridicus）的觀點，進而產出並普遍化新的主體──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兩者都承認，有時候新自由主義會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的邏輯相悖，但是是為了「遮掩更深沉的權力圖景」，於是Wendy追問，究竟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變態，以產生新的市場真理？抑或，本身即為一種自由主義的真理，而形成新的治理形態（只好剛好適合資本主義的延續）？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完善資本主義的運籌帷幄，究竟是歷史上的必然還是偶然？
在Marxist的討論中，資本是權力具體化的形象──資本即權力（capital as power）──這裡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抽象權力（power of abstraction），是經濟上、物質上的自我轉化機制，然而這種真理並非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能察覺的，是不可見且無形的。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只是其極膚淺的表面，深沉的是不斷生產的邏輯與勞動者的活動，那是經過邊沁式（Benthamite）的精密計算的。
不過，資本主義並非自古普世，而有其歷史特殊性的。其透過拜物教式的意識形態（fetishism）將勞動與生活商品化，取代舊有的所有社會關係；它也是絕對不透明（opaque）且自我神秘化（self-mystified）的，以隱藏私有財產（private ownership）與社會分裂（social fragmentation）背後的真實──關於權力的生成與運作。
換言之，資本創造真理，真理賦予自由，但這種自由掩蓋了資本的抽象權力，而這種抽象權力隨著新形態社會關係的興起，不僅重覆資本化，也於七零年代開始擴充至經濟化與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以越來越抽象人們對「物」的價值判斷與追逐。
然而，在Foucauldian眼中，那個「被遮蔽的真相」（hidden truth），不是資本的權力，而是「權力」本身，權力來自於方方面面，不只是資本，也包括各種知識、社會關係、話語（discourse）。於是，傅柯與馬克思其實是本體論上（ontologically）的差異。對前者而言，權力不是被遮蔽的，而是自始至終即存在於（inherently）真實「中」而難以探知，在經濟生活中、市場裡，更顯隱晦。顯然，在這裡，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是被混為一談的。
其實傅柯對資本主義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更關注被自由主義話語「包裹或釋出」的自由是如何用來正當化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不只是傳統上主權的規訓、懲罰等治安功能（policing），更及於生活方式的監督（surveillance）與管理（managerialism）──有權者不只在乎生死，更在乎如何生、如何死。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轉換，而是一種市場取代國家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普遍經濟化所有政治人（homo politicus）或法律人的特性。
對Marxist來說，資本主義是有本質的，建立在一切物質化的權力之上，無論在生產過程中或市場裡移轉或流動，包裹了一系列卻未被拆穿的真相──關於市場、價格、價值的事實。於是透過資本主義創造出的所有知識，包括對自由或平等的想像都是虛幻的，而只有透過科學的方法才有可能發現這個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並透過實在主義（realism）的方式進行批判（因為那是超越經驗世界的）。
然而，對Foucauldian而言，資本主義本身是沒有本質的，它是隨著政治因素不斷改變的，是偶然的，也無法確知其發展的，而其背後是自由主義的「權力觀」及其宰制模式──包括權利的賦予。因此，新自由國家（neoliberal state）是被這種權力的不可探知性（unknowability）所掩蓋的，而「被治理者」只有可能回應（reaction）而不可能革命（revolution），因為權力是由下至上、由內而外的。
Wendy因此總結，以馬克思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資本是物化世界的源頭，其創造、實踐且鞏固了權力，但用各種方式將它神秘化，因此參透資本才能翻轉權力；而以傅柯的權力分析來說，權力本身就是神秘的，其指涉了資本及其他，而至今，我們對權力的認識仍然太少，而光攻擊資本是不夠的。
無論如何，從兩種批判的角度來看，Wendy認為新自由主義都具有一種總體性（totality），其顛覆了國家與社會的行動邏輯，比如Marxist預言的全面物質化（materialisation）或Foucauldian延續對芝加哥學派（尤其Gary Becker）的質問。
雖然對於「將權力封閉性發揮到致極」的診斷不太一樣，Marxist認為是資本與市場催生新的意識形態，進而間接且迂迴地生成（generating）新自由主義下的權力與階級；Foucauldian則認為權力仍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本身是來自於「世界經濟化」的意識形態，因此治理是直接受權力所安排的（arranged）。再更簡而言之的話，前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因應新世界的產物，而後者覺得新自由主義是新的世界觀本身的實踐機制。
不論將新自由主義「視為」Marxist所稱的「新形態的資本主義」或Foucauldian眼中的「生命權力的治理性」，二者極有可能是無法統一或整全的，且理論上也非常有可能互相衝突──此時，我又想起Nancy Fraser跟Judith Butler的論戰（甚至讓我想到Alain Badiou與Gilles Deleuze之間關於「真理」與主體的論辯）──因為二者本身對「權力」的理解分別是完全唯物或部分唯物（甚至不可知論）的，也因此兩種左派批判經常產生矛盾。
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資本創造權力，因而影響我們對自由與權利的想像（市場自由＝個人自由），包含對個人主義及異化的容忍，因此「解放」的策略應從打破資本積累開始。反之，傅柯認為就是我們對於「自由」的想像不夠全面，才會接受資本主義的話語（個人自由＝市場自由），而每次對自由有新的詮釋，都會促其變形，因而「解放」須從反思自由著手。因此，Wendy覺得當今的難題是如何重新審視「兩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以補全對新自由主義的診斷。
Ｑ＆Ａ中，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討論像是：若新自由主義如此整全地創造了所有人新的「主體性」（subjectivity），這樣的分析是否可能低估了人們的能動性（agencies）──這個問題是我們讀書會小組中屢次爭論不休的，因此大家決定提出來。Wendy承認，他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的確可能有總體化（to totalise）的風險，但他是建立在馬克思的「資本」與傅柯的「治理性」的總體傾向之上。
他也曾努力尋找所謂的能動性，以提出新自由主義化零為整的例外，但他實在無法確知是否有任何人能不被治理（governed）、不被市場影響、不被話語建構（discursively constructed），而那可能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而是「什麼才是自由（解放）？」這個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也包括我們尚未釐清「權力究竟是什麼？」及「資本與權力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後來有人提問，那我們是否可能借助Hannah Arendt的「公共空間」（the public spaces）來理解自由？即現代生活中作為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須使所有人都能都能在公共裡互動、溝通且共享，包括確保並提升具政治意義的言語（words）與行為（deeds）──或許就是能動性的定義──以回應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自我隱匿性（self-non-disclosure）。
關於這個問題，Wendy的第一句話嚇壞了大家，大意是「Arendt的分析很難勾勒出完整的政治思想」（honestly, I don’t find a rich political theory in Hannah Arendt, although I know it’s very radical to say that today.）個人的自我揭露（personal disclosure）與有意義的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之間其實很難連結，因為它並沒有解決被制約的空間（the conditioned spaces）的問題。提問人則表示，那是對Arendt文本的舊理解，後來已經有很多理論家擴充其解讀，比如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
這時，Wendy也承認他後來沒有再探尋Arendtian的發展，他自己也的確只記得舊的理解（old reading），但關於政治行動，他自己更傾向Weberian的說法 ──Max Weber──即一種共同的、社會性的、時而妥協的，甚至必須自我正當化的行動，才有機會從「社會關係」中實踐政治人的精神（這時，提問人突然小聲說：韋伯是另一個白人男性國族主義者（White male nationalist），現場頓時略顯升溫）。
順著這個脈絡，另個人再提問，我們是否能透過反思（reflection）和抵抗（resistance）的方式來實踐傅柯所謂的反行動（counter-conducts）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治理──即對行動的行動（conduct of conduct）？前者如何可能實現主體本身的賦權（empowering），卻不用附帶地使他人失權（disempowering）？
Wendy表示這個問題已經顯現出對「反行動」的預設，即Foucauldian經常討論的「對解放的想像」，但問題是，要對抗的「對象」（比如新自由主義）若非固定的，而是動態的、無法去脈絡的、隨身變的，那對賦權／失權的提問，是否可能跳脫經濟人的理解範圍，而僅回應法律人（homo legalis）的主體性？這部分，他自己也有在思考，但無法否認的是，現在最難確定的是「是否能不用經濟眼（economic gaze）看事情」。
在新自由主義下，關於真理的領域（neoliberal regime of truth）並非總是一致且黏合的，許多時候更是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實踐或論述的集合──Wendy是用collective這個字，但我當下的理解更接近德勒茲的聚合體（assemblage）的概念，及其組成成分自帶的精神分裂性（schizos）。
比如當前對於國家的生存與能力，大多取決於「經濟發展」（economic growth）等指標；反之，則可能「被認為」產生治理性的危機（crisis of governmentality），但傅柯其實沒有處理權力和權威「正當化」（legitimation）的問題。Wendy猜想，傅柯是為了跳脫出韋伯對權力的認識侷限，但又想保留相關的分析。不過，大抵而言，當前我們所認定、可能符合「反行動」的抗爭，是否能取代經濟因素，造成另一種治理性的危機，其實還很難斷言，或至少，目前還觀察不到這個趨勢。
然後，以下是Wendy對美國大選的看法（我只摘出我覺得有趣且與新自由主義
有關的部分）：
首先，他認為這場選舉結果剛好就是「市場導向」解消民主（undoing demo）
的最佳示範，它既不符合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是右派的自由民主主義，
它本身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Trump是一種象徵，它不僅再現了類似
法西斯主義（proto-Fascism）──比如訴諸情緒而非理性，人民內化了「被治
理者」而非「治理者」的地位──也表明了將「企業管理」導入國家治理是受到
歡迎的。
選民們（其實兩個候選人的支持者中都有這個情況），不再視自己為公民而是
渴望被提升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因此訴諸公共或社會正義的議題
不再具有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投資（investment）──即「自己是否被市場
在乎」的想法充斥在這場選戰中。
其中Ｑ＆Ａ中，也有許多與美國選舉有關的，就一併節錄在這裡。有人談到川
普現象可能是一種「超現實」（hyper-reality）的擬象（simulacrum）──聽
到這裡，大概知道是Baudrillard那個流派的了──透過不斷膨脹且失真的話語、
形象，以及拜極端拜物主義之賜，這些「被填充的價值」反而被選票確立且物
化了，對該現象的批判，若沒有考慮到這點，可能不夠全面。
Wendy表示，他的確沒有考慮太多「語言」與媒體創造的符號，因為他更多是
從「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中去尋找解釋，而這部分可能需要更多關於選戰中
一切編／解碼（encoding/decoding）的語言分析與受眾研究了。
後來，有另一個人追問，這場選舉有沒有可能真如許多評論家所言，是場「被統
治者」對菁英主義（elitism）和技術官僚（technocracy）的反撲，而能解讀
成「戳破泡泡的起義（rebellion）」？
Wendy說他也看過很多類似講法，但他總忍不住想問，「若非Trump一類人，
還有誰能同時打破所謂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等進步價值，又被原
諒且一笑置之的？」換言之，這不只是因為他是「白種順性別異性戀男」而已，
更因為他很富有且有權勢。
Trump的支持者多半只投射了前半的形象於自身，認為自己「被鼓勵到了」，
而忽略了是後半更根本的理由，使他立於不敗之地；反之，那些支持者根本沒
有想到，「有錢有權」這件事恰恰突顯了他們與Trump之間的差別。
此外，許多人將這全世界「右派崛起」的現象，單純地歸咎於國族主義式的民粹
主義（national populism），卻沒有區別現今的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的差
別。現在許多民粹主義者其實是抱持著一種「還能更慘嗎？」或「我不該是最慘
的」的心態，所以那帶有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t）的色彩，卻自以為放手一搏的
賭徒（gambler）特質。
這與傳統意義上的國族主義是有差別的，其訴諸的並非平民的、政治的意識形態，
而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大至國家小至個人，並以為兩者將會相互連動（即直覺
上認為前者進步將帶動後者發達，卻忽略社會不平等的真實性）。因此，Wendy
認為，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民粹主義，而國族主義式保護主義、孤立主義
等都只是一種偽政治性（pseudo-political）的修辭。
以上是大致的摘譯，但因為其中可能有很多我還不熟悉的用語（或不確定翻譯是否精準），因此我把英文原文也附上。另外，因為整場演講下來，可能要對很多概念有一定的瞭解，但我其實很擔心自己對馬克思、傅柯（甚至Ｑ＆Ａ裡面提到的布希亞、鄂蘭和韋伯等人）的理解是否正確，所以我有稍微google一下才加上解釋（但沒有加油添醋自己的評註），盡量呈現我聽得比較明白的部分（雖然「聽明白」本身已經也是一種再詮釋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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