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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運派」跟「性解派」終於（又）吵起來了，不過這次著重在「方法論」，因貓魔（被控）的超文本解讀（？），和被讀的「同運英雌」與「（美帝）同志大使」，戰到後來都百花齊放了，星火延燒至：社會「科學」v. 「文化」研究、社運／在地v.學術／再現、草根v.酷兒、台v.中（實在難以斷言孰左孰右，多少都有點雜種混血）。
總之，留言串與私訊們都顯得萬分精采，而我卻像個置身其中的旁觀者，或側隨在侍的參與者，taking the original post as a site, and the comments (layer by layer) as ‘indications’, ‘properties’, and ‘constituents’，既像是隨機發生的assemblage（in terms of a mechanic whole），又像是有意現身的heterotopia（in terms of a virtual space）。
不過，平心而論，似乎一方較強調「科學」的客觀價值，一方則更重視「文本」的再現意義；一方相信行為者（agent）的能動性（意志），一方則堅持知識（episteme）體系中的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因而理所當然地推論出接受方的被動性（無意識），但這個辯論並非純粹口水戰而毫無意義，讓我想到最近讀到一些文章。
其一，Luc Boltanski《論批判：解放的社會學概論》（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2011）中的批判實用社會學（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其二，最近從Alicia Yamin早期（1996）的一篇文章（題外話：那時的她，用power/empowerment去證成「健康」作為「權利」的意義，很有意思）認識到的Roberto Unger。
不同於Pierre Bourdieu（critical sociology）把重點放在權力關係的描述上，強調壓迫機制的威力，以及受壓迫者如何被動地承受；Luc Boltanski（及其夥伴Laurent Thévenot）則描繪人們的反叛行動，觀看那些被賦予能力去反抗宰制的人們，如何建構對於社會真實的嶄新詮釋，以作為批判活動的基礎。
至於，Roberto Unger要求我們重新看待人性，並提出針對當代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替代方案（即other than Marxism），而他的思想源於（社會）世界來自於創造和想像，也就是說個人或社會行為之下沒有潛藏著任何「必然」的秩序（或歷史），往往都是「偶然」發生的，因此解放也需要靠偶然發生的實驗和創新。
這個想法一直讓我想到Deleuze的聚合體（assemblage）和內在性（immanence），也就是理論始於生活、終於實踐，而不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考，或被動地由權力制約（或應該說，有時「被動」也是一種欲望的展現、抵抗的形式，不一定全然消極，也並非完全出於非意志）。就像Foucault說的：權力與抵抗，就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般地共同存在著。
所以我們可能不該忽略nomad存在的可能性，縱然是在the dominant v. the subjugated的脈絡下，帝國與地方、核心與邊陲，抑或天朝與藩屬，都不再是那麼純粹的上行／下效的關係，這點也是南方知識學者們（比如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想極力澄清並推動的，階序已經不再那麼純粹用於剝削，但反過來說，剝削也不盡然倚賴階序。
解構文本（或影像）當然有其必要性與政治意義，比如系爭合照中的主角，及其在社會中的位置、背後象徵的意識型態、代表的國家／族群／運動，打卡後的政治效應，對「受眾」的影響。當然，當今的社群網絡上，受眾不再純粹是Herbert Marcuse口中的「單向度的人」，更多時候是在一個被創建的「溝通空間」（Jürgen Habermas）中完成思辨的工作。
先暫時跳過「性／別」議題，來看另一群「底層」：吸毒者／死刑犯。越來越多國家以死刑對付毒犯，從1979年的10個國家到1985年的22個、2000年的36個國家，其中包括非洲和中東部分國家，亦包括新加坡和中國。不僅台灣也有一群人堅持提高刑度，之前也才發生印尼將三名夾帶安非他命闖關的台灣人判處死刑定讞。
只是，War on Drugs不就是美國在主導的嗎？顯然，比起西歐的反酷刑、廢死，平時反帝國那麼勤的，在某些議題上，竟也淪為社會永續發展「進步主義」的打手了；威嚇理論和人道主義之間，突然也不太兩難了；反而沒人多談「吸毒就是不乖、罪大惡極、該死」的論述，又是如何深植人心，變成國際「共識」、歷史「共業」的了。
另一個謎之聲是：到底要先反廢死（抗歐），還是先反禁毒（抗美）呢？糟糕了，這下子落入雙重的雙重否定的邏輯圈套了。貌似帝國（們）真是心思縝密、合縱連橫，讓意圖能動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者也不知所措了（好像無法什麼都推給反帝、解殖就好），不過難道這些國家（包括台灣）都真的只是單向迎合了美國的戰爭嗎（回頭看看反恐）？
好比Tim Brown和Morag Bell解構了關於全球衛生政治的文本（策略文件與協商過程），他們舉的例子是「現代化＋都市化＋全球化＝西化＝輸入unhealthy diet/physical activity」，於是如何避免尚未現代化那麼「嚴重」（或受全球化影響尚淺）的國家，得以防止其社會「變得像西方」那麼不健康，在1990年代成為全世界公衛界的顯學。
在最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主動接受了這個說法；分析中更闡明非西方世界的結盟動能與「各懷鬼胎」的反制能力，在觀察所謂「西方新生活型態」輸入全球治理的論述中，實難一味責怪西方。「非西方」在接受的同時，也涉及了「雙向的」的利益輸送，交換的是「發展援助」和「肯認多元（健康）價值並存」，其複雜實在難以純用「社會學」解釋？
在這個提醒之下，當然也沒有完全是你情／我願的，好比在「後殖民」的時代中，any de-colonization proposal should be welcome. 因此，日前，塞席爾國會決定廢除殖民時代留下的雞姦法，但卻是出於西方國家（大英國協）的gay conditionality（遙想年前英國首相對烏干達等國的喊話）作為前提，哪個才是「真正」的「去殖民」，更難以言說了。
南非當地社群對美國LGBT權利特使的造訪置疑並「惶恐」，除了對抗全球化外（這說不通，因為南非與烏干達的粉紅態度當然不能相提並論，前者甚至經常被援引為翹楚，根本應是論述「輸出國」的典範），南非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當然不可能那麼簡單？正因為都是價值輸出國，這時，難道不更是出於區域政治（權力平衡）的考量嗎？
換言之，為什麼特使來到台灣那麼受歡迎（又如此受某一群人排斥），除了性／別議題的全球化與超國界性已經毋庸贅述外，其與所謂「本土」之間的互動更不僅止於美國vis-à-vis台灣人，更包括美國政府vis-à-vis台灣政府，以及間接的台灣vis-à-vis中國，這點在系爭「超文本解讀」中倒有些許提及，只是直接指涉到「以巴衝突」則又衝過頭了。
這時候Rahul Rao（「恐同」的分裂性）、Anthony Langlois（「恐同」的政治意涵）、Aeyal Gross（「友同」規範的選擇性正義）等人對國際政治中的「粉紅清洗」、「彩虹殖民」等分析，早已超越了Jasbir Puar的homonationalism。「人權」（human rights）及其反面（human wrongs）似乎再也無法二分法，而更像是單一詮釋的一體兩面。
從蹲點的角度來看，不難想像，特使的態度肯定如觀察者看到的「親和謙遜」，因為：一來在乖順者面前實在毋須跋扈，二來「他」對台灣的性／別運動而言可謂借力使力，三來「共構」的其實不是中產階級的同志印象，而是深沉的反中／反共／反天朝情緒。沒有說共構就是不好，沒有什麼好尷尬的，因為台、美關係不就總是如此？
好比近日來的南海爭議中，在法律「有待解釋」的情況下，仲裁庭反對了中國的見解。姑且不論1982年的海洋法怎麼制訂而來，在中國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傅瑩提到「要說軍事化的話，如果仔細看一看，在南海進進出出的先進的飛機、軍艦，最多的是不是還是美國的？」美方要中國「守法」，中方則認為美國插手太多「不正當」。
中華民國（或「台灣」）突然有點尷尬，依憲法行事、依國際法行事，還是依政治現實行事呢？再往下走就又歪樓了，不過這單一事件就又突顯出「類比」兩岸關係（甚至不確定要寫成「兩中」還是「中台」）與以巴關係是有點怪異的，拿親中派比擬已被「形塑成」terrorist assemblage的一群人，似乎更是不妥，已然不再是「再現」倫理與否的問題了。
然而，安理會月初才以15票一致通過了由美國提交進一步制裁「朝鮮」的決議草案，進行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以遏制其核與導彈開發計劃，並呼籲恢復六方會談；那麼轉瞬間，中、美又「共構」了？究竟在這場賽局中，誰才是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t powerless，是聯合國的軀殼，抑或北韓人的肉身？反之，亦是一個待回答的問題。
最後一個有趣的新聞是，繼「鬆綁」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限制（defined by科學上不斷被證偽的荷爾蒙濃度），奧委會也決定組成一支「無國籍人」代表隊參加今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目前共有43名候選運動員參與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ROA）的，這支隊伍將會以「奧林匹克會旗」為代表旗幟參賽。
想必從無國籍人「人權運動」、社會學、國際法、國際關係、文化研究等不同角度都會有不同解讀，究竟這樣就是被賦權了？給予促進階級流動的機會？突破「以主權國家為主」國際組織的界限？「難民人權」價值普世化？對「不運動／不良」難民的再壓迫？奧運「和平」象徵再現？另一波「公民選擇」行動？粉飾難民危機？
將一群無國籍人湊成一隊enframed進屬於主權國家的場域中是饒富趣味的突破，不論企圖為何（暫時也難有定論，國家目的論者也不一定錯），但其類似「游牧學」（nomadology）的體現，將奧運場變成一個被更高度政治化的「異托邦」（heterotopia），吸收並和緩了難民同時身為（尋求庇護的）乞討者與（可能成為的）戰爭機器之間的矛盾。
回到「結盟」（指得是Manuel DeLanda的coalition，而非alliance），這本來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求共同目標，但求互為打手；不以相同階級謀合，但以意識型態聚合。社會學家可能更關注效率與動能，而文化研究則會轉向去看相互影響前、後的「產出」，不論文字、影像或論述工具（包括口號、標語）；各有所長、互相補充，不絕對互斥。
當一場「社會運動」全球化，所表徵的不再只是「運動」目的本身，更是一種意象、思想、知識的普世化，Jean Baudrillard所要求區分的「暴力與否」似乎顯得越來越不可能，當「壓迫」不應被簡化（至少當今知識典範已越來越不允許之），又如Audre Lorde 所說的“There is no hierarchy of oppressions.” 如何精確指出權力關係，則不該是場競賽。
性／別弱勢的台灣人所受的壓迫，究竟是來自中／美二帝，還是異性戀順性別主流社會多一點？其中的「其他社會底層者」，又如何呢？在「差可擬」地指認異化與他者的同時，或許也能如Jacques Derrida說的，「追求」一種沒有彌賽亞的「彌賽亞精神」（messianicity）、追求一個東／西、南／北「共構」的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
當然anarchism有其價值與規範意義，但大可不必一味恐國（state-phobic）或恐帝（imperial-phobic），因為它（們）仍是難以被全然bypass的行為者，尤其當其指涉「國際」時，如何相互結盟（或聚合）更是關鍵。至於，一定要為「帝」「國」吸收（如某時期的女性主義）嗎？或許，要先規劃「安內」「攘外」間可以輕易變換的（逃逸）路線。
總之，留言串與私訊們都顯得萬分精采，而我卻像個置身其中的旁觀者，或側隨在侍的參與者，taking the original post as a site, and the comments (layer by layer) as ‘indications’, ‘properties’, and ‘constituents’，既像是隨機發生的assemblage（in terms of a mechanic whole），又像是有意現身的heterotopia（in terms of a virtual space）。
不過，平心而論，似乎一方較強調「科學」的客觀價值，一方則更重視「文本」的再現意義；一方相信行為者（agent）的能動性（意志），一方則堅持知識（episteme）體系中的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因而理所當然地推論出接受方的被動性（無意識），但這個辯論並非純粹口水戰而毫無意義，讓我想到最近讀到一些文章。
其一，Luc Boltanski《論批判：解放的社會學概論》（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2011）中的批判實用社會學（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其二，最近從Alicia Yamin早期（1996）的一篇文章（題外話：那時的她，用power/empowerment去證成「健康」作為「權利」的意義，很有意思）認識到的Roberto Unger。
不同於Pierre Bourdieu（critical sociology）把重點放在權力關係的描述上，強調壓迫機制的威力，以及受壓迫者如何被動地承受；Luc Boltanski（及其夥伴Laurent Thévenot）則描繪人們的反叛行動，觀看那些被賦予能力去反抗宰制的人們，如何建構對於社會真實的嶄新詮釋，以作為批判活動的基礎。
至於，Roberto Unger要求我們重新看待人性，並提出針對當代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替代方案（即other than Marxism），而他的思想源於（社會）世界來自於創造和想像，也就是說個人或社會行為之下沒有潛藏著任何「必然」的秩序（或歷史），往往都是「偶然」發生的，因此解放也需要靠偶然發生的實驗和創新。
這個想法一直讓我想到Deleuze的聚合體（assemblage）和內在性（immanence），也就是理論始於生活、終於實踐，而不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考，或被動地由權力制約（或應該說，有時「被動」也是一種欲望的展現、抵抗的形式，不一定全然消極，也並非完全出於非意志）。就像Foucault說的：權力與抵抗，就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般地共同存在著。
所以我們可能不該忽略nomad存在的可能性，縱然是在the dominant v. the subjugated的脈絡下，帝國與地方、核心與邊陲，抑或天朝與藩屬，都不再是那麼純粹的上行／下效的關係，這點也是南方知識學者們（比如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想極力澄清並推動的，階序已經不再那麼純粹用於剝削，但反過來說，剝削也不盡然倚賴階序。
解構文本（或影像）當然有其必要性與政治意義，比如系爭合照中的主角，及其在社會中的位置、背後象徵的意識型態、代表的國家／族群／運動，打卡後的政治效應，對「受眾」的影響。當然，當今的社群網絡上，受眾不再純粹是Herbert Marcuse口中的「單向度的人」，更多時候是在一個被創建的「溝通空間」（Jürgen Habermas）中完成思辨的工作。
先暫時跳過「性／別」議題，來看另一群「底層」：吸毒者／死刑犯。越來越多國家以死刑對付毒犯，從1979年的10個國家到1985年的22個、2000年的36個國家，其中包括非洲和中東部分國家，亦包括新加坡和中國。不僅台灣也有一群人堅持提高刑度，之前也才發生印尼將三名夾帶安非他命闖關的台灣人判處死刑定讞。
只是，War on Drugs不就是美國在主導的嗎？顯然，比起西歐的反酷刑、廢死，平時反帝國那麼勤的，在某些議題上，竟也淪為社會永續發展「進步主義」的打手了；威嚇理論和人道主義之間，突然也不太兩難了；反而沒人多談「吸毒就是不乖、罪大惡極、該死」的論述，又是如何深植人心，變成國際「共識」、歷史「共業」的了。
另一個謎之聲是：到底要先反廢死（抗歐），還是先反禁毒（抗美）呢？糟糕了，這下子落入雙重的雙重否定的邏輯圈套了。貌似帝國（們）真是心思縝密、合縱連橫，讓意圖能動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者也不知所措了（好像無法什麼都推給反帝、解殖就好），不過難道這些國家（包括台灣）都真的只是單向迎合了美國的戰爭嗎（回頭看看反恐）？
好比Tim Brown和Morag Bell解構了關於全球衛生政治的文本（策略文件與協商過程），他們舉的例子是「現代化＋都市化＋全球化＝西化＝輸入unhealthy diet/physical activity」，於是如何避免尚未現代化那麼「嚴重」（或受全球化影響尚淺）的國家，得以防止其社會「變得像西方」那麼不健康，在1990年代成為全世界公衛界的顯學。
在最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主動接受了這個說法；分析中更闡明非西方世界的結盟動能與「各懷鬼胎」的反制能力，在觀察所謂「西方新生活型態」輸入全球治理的論述中，實難一味責怪西方。「非西方」在接受的同時，也涉及了「雙向的」的利益輸送，交換的是「發展援助」和「肯認多元（健康）價值並存」，其複雜實在難以純用「社會學」解釋？
在這個提醒之下，當然也沒有完全是你情／我願的，好比在「後殖民」的時代中，any de-colonization proposal should be welcome. 因此，日前，塞席爾國會決定廢除殖民時代留下的雞姦法，但卻是出於西方國家（大英國協）的gay conditionality（遙想年前英國首相對烏干達等國的喊話）作為前提，哪個才是「真正」的「去殖民」，更難以言說了。
南非當地社群對美國LGBT權利特使的造訪置疑並「惶恐」，除了對抗全球化外（這說不通，因為南非與烏干達的粉紅態度當然不能相提並論，前者甚至經常被援引為翹楚，根本應是論述「輸出國」的典範），南非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當然不可能那麼簡單？正因為都是價值輸出國，這時，難道不更是出於區域政治（權力平衡）的考量嗎？
換言之，為什麼特使來到台灣那麼受歡迎（又如此受某一群人排斥），除了性／別議題的全球化與超國界性已經毋庸贅述外，其與所謂「本土」之間的互動更不僅止於美國vis-à-vis台灣人，更包括美國政府vis-à-vis台灣政府，以及間接的台灣vis-à-vis中國，這點在系爭「超文本解讀」中倒有些許提及，只是直接指涉到「以巴衝突」則又衝過頭了。
這時候Rahul Rao（「恐同」的分裂性）、Anthony Langlois（「恐同」的政治意涵）、Aeyal Gross（「友同」規範的選擇性正義）等人對國際政治中的「粉紅清洗」、「彩虹殖民」等分析，早已超越了Jasbir Puar的homonationalism。「人權」（human rights）及其反面（human wrongs）似乎再也無法二分法，而更像是單一詮釋的一體兩面。
從蹲點的角度來看，不難想像，特使的態度肯定如觀察者看到的「親和謙遜」，因為：一來在乖順者面前實在毋須跋扈，二來「他」對台灣的性／別運動而言可謂借力使力，三來「共構」的其實不是中產階級的同志印象，而是深沉的反中／反共／反天朝情緒。沒有說共構就是不好，沒有什麼好尷尬的，因為台、美關係不就總是如此？
好比近日來的南海爭議中，在法律「有待解釋」的情況下，仲裁庭反對了中國的見解。姑且不論1982年的海洋法怎麼制訂而來，在中國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傅瑩提到「要說軍事化的話，如果仔細看一看，在南海進進出出的先進的飛機、軍艦，最多的是不是還是美國的？」美方要中國「守法」，中方則認為美國插手太多「不正當」。
中華民國（或「台灣」）突然有點尷尬，依憲法行事、依國際法行事，還是依政治現實行事呢？再往下走就又歪樓了，不過這單一事件就又突顯出「類比」兩岸關係（甚至不確定要寫成「兩中」還是「中台」）與以巴關係是有點怪異的，拿親中派比擬已被「形塑成」terrorist assemblage的一群人，似乎更是不妥，已然不再是「再現」倫理與否的問題了。
然而，安理會月初才以15票一致通過了由美國提交進一步制裁「朝鮮」的決議草案，進行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以遏制其核與導彈開發計劃，並呼籲恢復六方會談；那麼轉瞬間，中、美又「共構」了？究竟在這場賽局中，誰才是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t powerless，是聯合國的軀殼，抑或北韓人的肉身？反之，亦是一個待回答的問題。
最後一個有趣的新聞是，繼「鬆綁」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限制（defined by科學上不斷被證偽的荷爾蒙濃度），奧委會也決定組成一支「無國籍人」代表隊參加今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目前共有43名候選運動員參與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ROA）的，這支隊伍將會以「奧林匹克會旗」為代表旗幟參賽。
想必從無國籍人「人權運動」、社會學、國際法、國際關係、文化研究等不同角度都會有不同解讀，究竟這樣就是被賦權了？給予促進階級流動的機會？突破「以主權國家為主」國際組織的界限？「難民人權」價值普世化？對「不運動／不良」難民的再壓迫？奧運「和平」象徵再現？另一波「公民選擇」行動？粉飾難民危機？
將一群無國籍人湊成一隊enframed進屬於主權國家的場域中是饒富趣味的突破，不論企圖為何（暫時也難有定論，國家目的論者也不一定錯），但其類似「游牧學」（nomadology）的體現，將奧運場變成一個被更高度政治化的「異托邦」（heterotopia），吸收並和緩了難民同時身為（尋求庇護的）乞討者與（可能成為的）戰爭機器之間的矛盾。
回到「結盟」（指得是Manuel DeLanda的coalition，而非alliance），這本來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求共同目標，但求互為打手；不以相同階級謀合，但以意識型態聚合。社會學家可能更關注效率與動能，而文化研究則會轉向去看相互影響前、後的「產出」，不論文字、影像或論述工具（包括口號、標語）；各有所長、互相補充，不絕對互斥。
當一場「社會運動」全球化，所表徵的不再只是「運動」目的本身，更是一種意象、思想、知識的普世化，Jean Baudrillard所要求區分的「暴力與否」似乎顯得越來越不可能，當「壓迫」不應被簡化（至少當今知識典範已越來越不允許之），又如Audre Lorde 所說的“There is no hierarchy of oppressions.” 如何精確指出權力關係，則不該是場競賽。
性／別弱勢的台灣人所受的壓迫，究竟是來自中／美二帝，還是異性戀順性別主流社會多一點？其中的「其他社會底層者」，又如何呢？在「差可擬」地指認異化與他者的同時，或許也能如Jacques Derrida說的，「追求」一種沒有彌賽亞的「彌賽亞精神」（messianicity）、追求一個東／西、南／北「共構」的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
當然anarchism有其價值與規範意義，但大可不必一味恐國（state-phobic）或恐帝（imperial-phobic），因為它（們）仍是難以被全然bypass的行為者，尤其當其指涉「國際」時，如何相互結盟（或聚合）更是關鍵。至於，一定要為「帝」「國」吸收（如某時期的女性主義）嗎？或許，要先規劃「安內」「攘外」間可以輕易變換的（逃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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