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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我，在資訊爆炸的時光束中，收到了六千英哩外的情書：「就算分開的每一天，還有彼此在心裡撐，我想要你...好好的。」從台北到布萊頓，我感動地哭了，回覆著：「你是我的禮物，我也捨不得做你包袱」，然後感傷著又笑了。
轉過頭去，看見朋友分享了Hush的《同一個答案》：「就讓他們去猜，就讓我們愉快，有誰還能無視愛的存在？」彷彿同溫層的人們都在相互取暖著，我們淚流、痛快，盡力生活著，靠愛和信仰活著，偶爾會一直問（偶爾卻又忘了）：這世界怎麼了？
聯合國的Free & Equal Campaign在訴諸了兩年的催淚訴求外，終於改變策略，在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前夕（1950年起，聯大將每年的12月10日訂為人權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提出了「排擠的代價」（Price of Exclusion），務實且經過計算的。
第一個公開陰陽身分的華人—丘愛芝，他也是一名極積的性／別運動者，他說：「這是寫愛的不同風格，我們說字如其人，那不同的人不也有不同的表達愛的形式？今天是（世界）人權日，我說不論什麼樣的愛都是有力量的，但請把它用來利益眾生、消弭不公、延續和平。」
想起友人談起在國際NGO工作的為難處境；想起當時「入了國境不入家門」而現在不得不面對的家人；想起昨晚系上人權研究中心（Sussex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Research）舉辦的「人權辯論」，活動中每個人談起「難民」時的神情和口氣。
然後，也想起前天下午出門時，天邊那道完整奪目的彎延長影，幸運的不是因為看見彩虹，而是終於等到雨過天青—終於泥濘在乾凝，終於烏雲漸散去。
人權日，很難像在其他節日一般地說出：「Happy human rights day!」，因為我們鮮少在聽到「人權」的時候是開心的，因為它是突破框架的規範來源、是解消現狀的論述工具，是理想，更是幻象，是對現實的反動，對壓迫的抵抗。
人權之所以苦，正因為它是「身為人類的權利」（right），而不是「養尊處優的權力」（power）；用rights對抗powers，不是為了奪利，是為了生存，用眾人的鮮血浴洗而出的「正確」矯正某些人繼承到的、前人創設的「錯誤」。有錯的不是那群「某些人」，而是那個錯誤。
駁斥「階級」（class）再現的真實，推翻「偏見」（stereotype）形塑的經驗，推翻「慣習」（habitus） 賦予的品味，就像跨性別倡議站的陳薇真忿忿不平地說著：「這類從經驗到話語的生產過程中，其主體性只是經由知識／權力的效果，卻將其自然化為證據。」
我們都是暴力的，我們的語言、判斷、聲調、肢體、念頭，往往都具有相當的暴力傾向，即使不一定真的傷到了人，但卻不一定不傷人，尤其當我們談起「他（們）」。
此時，「公平」跟「和平」是一樣的，人們只在多事之秋之際提起它...作為一種狀態，虛無的、極致的，但並非無意義的、狂妄的。相反地，它們往往表徵著最謙卑的嚮往，用最卑微的姿態，儘管表面上我們往往用力地裝作理所當然、氣極敗壞，其實是義憤填膺、莫可奈何。
理性上，我們不斷修補、創造、訴諸、推動「人權」的外貌和內涵，儘管手段隨著時間在改變，但目的是一樣的：「期待它越來越完善，而且有用」（不論我們是否同意「權利」這個用語）。然後反問「人是什麼？」「誰（有資格）是人？」「怎樣能（成為）人？」
感性上，卻是「愛」，愛從不像陶喆唱得那樣簡單：古今中外，人類總在學習如何去愛？什麼是愛？愛誰？愛了嗎？是否真有是非、有對錯、有黑白—溫柔卻排他的愛、無私而強硬的愛。
談尊重、企求尊重、逼著別人尊重，利用我們對「自由」和「幸福」的經驗，推及他者平等享有的想像，反之亦然。於是被開展了，一項無邊際、無止盡的計畫，試圖「打破」或「穩固」任何對公平或和平的「意識形態」—透過「愛」。
愛中有人性，有慾求有想望，有對強者的焦慮、對弱者的同情，有對未知的恐懼、對已知的誤解，但我們仍然談論「愛」，取代刺耳的「人權」—可是我們如何定義它？
似乎，反證它更容易些，如果我們覺得愛中應該有自由、有幸福，能創造追求和平、公平的機會。那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呢：受拘束的、不快樂的不是愛；暴力相向的、差別待遇的不是愛？
如果自己的愛使人感到壓抑、折磨、噤聲、害怕，那或許不是愛了。這麼一來，「追求愛」的過程中充滿矛盾、傷痛好像也突然說得通了，尤其當自己「不被愛」、「不能愛」的時候；有時候，我們甚至會困惑地想：「如果這就是愛？」「如果這都不算愛？」
有學者用「互惠」（reciprocity）理解人權，也有學者用「利他」（altruism）闡釋人權；如果用愛的語言來表達，我們是「希望你愛我，所以我愛你」還是「無論如何，我就是要愛你」呢？
「人權日」的存在，正好提醒我們，這個計畫沒有終結的一天；就像聯合國前秘書長Kofi Annan在2004年人權日致詞時說的：「人權日提醒我們，現時在我們的社區及全世界，還有持續的人權問題。要讓人權在全世界得以落實推行，還有賴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人權日」成為慶典、成為緬懷？那天的世界，或許就是哲人們口中的「烏托邦」（utopia）吧！有人說，「因為人性如此，所以沒有烏托邦」；我在想，是我們「假設」了人性（human nature），遷就了結構造就的人性，還是我們真心相信那是與生俱來的？
假如是「人性」造成社會如此，又為何還有那麼多總開心不起來、覺得綁手綁腳的「分歧者」（divergent）？再假如，就算當年的「人性」成就了現在，難道「人性」不是一直在改變著的嗎？然後問題又循環回來了：「會改變的，真的是天性嗎？」
關於人性的問題，當然永遠不會有確定答案，其實我們也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個答案。無論如何，「改變」是可能的、也一直在發生的，就算是變遷的（transformed），甚至是演化的（evolved）—透過作為武器的「人權」以及作為鏡子的「愛」—向外突破、對內自省。
自1948年12月10日起，「人權」成了歷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它是道德良心的反饋，它是普世、永續的課題，除了批判政府對抗國家（作為永遠不滅的敵人），也必須繼續對僵固的社會、他人和自己進行解放。
談尊嚴與自由、幸福與正義、和平與公平或許太硬、太沉重，但讓我們至少談談愛，除了不被愛（undeserved／unfavoured）的人以外，這更是屬於「自以為有愛、能愛、被愛」的人日子...
轉過頭去，看見朋友分享了Hush的《同一個答案》：「就讓他們去猜，就讓我們愉快，有誰還能無視愛的存在？」彷彿同溫層的人們都在相互取暖著，我們淚流、痛快，盡力生活著，靠愛和信仰活著，偶爾會一直問（偶爾卻又忘了）：這世界怎麼了？
聯合國的Free & Equal Campaign在訴諸了兩年的催淚訴求外，終於改變策略，在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前夕（1950年起，聯大將每年的12月10日訂為人權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提出了「排擠的代價」（Price of Exclusion），務實且經過計算的。
第一個公開陰陽身分的華人—丘愛芝，他也是一名極積的性／別運動者，他說：「這是寫愛的不同風格，我們說字如其人，那不同的人不也有不同的表達愛的形式？今天是（世界）人權日，我說不論什麼樣的愛都是有力量的，但請把它用來利益眾生、消弭不公、延續和平。」
想起友人談起在國際NGO工作的為難處境；想起當時「入了國境不入家門」而現在不得不面對的家人；想起昨晚系上人權研究中心（Sussex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Research）舉辦的「人權辯論」，活動中每個人談起「難民」時的神情和口氣。
然後，也想起前天下午出門時，天邊那道完整奪目的彎延長影，幸運的不是因為看見彩虹，而是終於等到雨過天青—終於泥濘在乾凝，終於烏雲漸散去。
人權日，很難像在其他節日一般地說出：「Happy human rights day!」，因為我們鮮少在聽到「人權」的時候是開心的，因為它是突破框架的規範來源、是解消現狀的論述工具，是理想，更是幻象，是對現實的反動，對壓迫的抵抗。
人權之所以苦，正因為它是「身為人類的權利」（right），而不是「養尊處優的權力」（power）；用rights對抗powers，不是為了奪利，是為了生存，用眾人的鮮血浴洗而出的「正確」矯正某些人繼承到的、前人創設的「錯誤」。有錯的不是那群「某些人」，而是那個錯誤。
駁斥「階級」（class）再現的真實，推翻「偏見」（stereotype）形塑的經驗，推翻「慣習」（habitus） 賦予的品味，就像跨性別倡議站的陳薇真忿忿不平地說著：「這類從經驗到話語的生產過程中，其主體性只是經由知識／權力的效果，卻將其自然化為證據。」
我們都是暴力的，我們的語言、判斷、聲調、肢體、念頭，往往都具有相當的暴力傾向，即使不一定真的傷到了人，但卻不一定不傷人，尤其當我們談起「他（們）」。
此時，「公平」跟「和平」是一樣的，人們只在多事之秋之際提起它...作為一種狀態，虛無的、極致的，但並非無意義的、狂妄的。相反地，它們往往表徵著最謙卑的嚮往，用最卑微的姿態，儘管表面上我們往往用力地裝作理所當然、氣極敗壞，其實是義憤填膺、莫可奈何。
理性上，我們不斷修補、創造、訴諸、推動「人權」的外貌和內涵，儘管手段隨著時間在改變，但目的是一樣的：「期待它越來越完善，而且有用」（不論我們是否同意「權利」這個用語）。然後反問「人是什麼？」「誰（有資格）是人？」「怎樣能（成為）人？」
感性上，卻是「愛」，愛從不像陶喆唱得那樣簡單：古今中外，人類總在學習如何去愛？什麼是愛？愛誰？愛了嗎？是否真有是非、有對錯、有黑白—溫柔卻排他的愛、無私而強硬的愛。
談尊重、企求尊重、逼著別人尊重，利用我們對「自由」和「幸福」的經驗，推及他者平等享有的想像，反之亦然。於是被開展了，一項無邊際、無止盡的計畫，試圖「打破」或「穩固」任何對公平或和平的「意識形態」—透過「愛」。
愛中有人性，有慾求有想望，有對強者的焦慮、對弱者的同情，有對未知的恐懼、對已知的誤解，但我們仍然談論「愛」，取代刺耳的「人權」—可是我們如何定義它？
似乎，反證它更容易些，如果我們覺得愛中應該有自由、有幸福，能創造追求和平、公平的機會。那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呢：受拘束的、不快樂的不是愛；暴力相向的、差別待遇的不是愛？
如果自己的愛使人感到壓抑、折磨、噤聲、害怕，那或許不是愛了。這麼一來，「追求愛」的過程中充滿矛盾、傷痛好像也突然說得通了，尤其當自己「不被愛」、「不能愛」的時候；有時候，我們甚至會困惑地想：「如果這就是愛？」「如果這都不算愛？」
有學者用「互惠」（reciprocity）理解人權，也有學者用「利他」（altruism）闡釋人權；如果用愛的語言來表達，我們是「希望你愛我，所以我愛你」還是「無論如何，我就是要愛你」呢？
「人權日」的存在，正好提醒我們，這個計畫沒有終結的一天；就像聯合國前秘書長Kofi Annan在2004年人權日致詞時說的：「人權日提醒我們，現時在我們的社區及全世界，還有持續的人權問題。要讓人權在全世界得以落實推行，還有賴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人權日」成為慶典、成為緬懷？那天的世界，或許就是哲人們口中的「烏托邦」（utopia）吧！有人說，「因為人性如此，所以沒有烏托邦」；我在想，是我們「假設」了人性（human nature），遷就了結構造就的人性，還是我們真心相信那是與生俱來的？
假如是「人性」造成社會如此，又為何還有那麼多總開心不起來、覺得綁手綁腳的「分歧者」（divergent）？再假如，就算當年的「人性」成就了現在，難道「人性」不是一直在改變著的嗎？然後問題又循環回來了：「會改變的，真的是天性嗎？」
關於人性的問題，當然永遠不會有確定答案，其實我們也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個答案。無論如何，「改變」是可能的、也一直在發生的，就算是變遷的（transformed），甚至是演化的（evolved）—透過作為武器的「人權」以及作為鏡子的「愛」—向外突破、對內自省。
自1948年12月10日起，「人權」成了歷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它是道德良心的反饋，它是普世、永續的課題，除了批判政府對抗國家（作為永遠不滅的敵人），也必須繼續對僵固的社會、他人和自己進行解放。
談尊嚴與自由、幸福與正義、和平與公平或許太硬、太沉重，但讓我們至少談談愛，除了不被愛（undeserved／unfavoured）的人以外，這更是屬於「自以為有愛、能愛、被愛」的人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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