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6日，印度最高法院終於推翻它自己數年前的判決，宣布男男合意性行為不再是一項犯罪行為，廢止了自殖民以來157年的雞姦法規定（sodomy law）。這項透過司法救濟實現的「除罪化」，五名法官（包括四名合議庭法官與一名首席法官）一致通過，肯認了印度同性戀者的隱私權與平等權。
事實上，這項判決對印度公民社會而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翻轉了2013年的另一個判決——當時法院認為殖民時期的「377條款」（即同性性行為屬於「違反自然法則」的犯罪行為），司法權管不著——也給了近年來因國族主義、右翼政黨興起，被政府風聲鶴唳抑制而垂死的社運團體，打了一劑強心針。
大英帝國的遺緒，後殖民社會的噩夢
印度的同性性行為罪刑歷史悠久，刑期十年到無期徒刑不等。這規定來自《1533年英格蘭雞姦法》（Buggery Act 1533），影響了許多大英帝國的前殖民地。這規定對同性戀者的自由和隱私權傷害甚深，但獨立後的印度一直遲遲不願改變，因此自九零年代起，有許多人權組織和性平倡議者開始推動除罪化。
所謂《印度刑法》（India’s Penal Code）「377條款」是在1860年自英國引進的，此後便隨著英帝國的殖民版圖在亞非、加勒比海地區擴張而遍及各地，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刑事條款，大部分是以「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sodomy”或“buggery”，如肛交、口交獸交）「違反自然法則」作為懲罰理由。
根據國際LGBTI聯合會（ILGA）2017年年度報告，截至去年還有71個國家（包括印度在內，許多是大英國協會員國）將同性性行為視為犯罪。其中，繼受印度刑法規定的肯亞和波札那的法院最近暫停了裁判相關案件；而於近期透過修法完成除罪化的國家，包括2015年的貝里斯和2018年的千里達及托巴哥。
除罪之路，不只路迢迢，還峰迴路轉
這次這個合意同性性行為（男性之間）除罪化判決其實得來不易，而且一路充滿波折。早在2001年，促進性健康和愛滋防治的印度納茲基金會（Naz Foundation），就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主張377條款同時違反了憲法和印度在國際人權法下的義務；此外，也主張雞姦罪妨礙了愛滋防治的推展工作。
2009年德里高等法院才作出判決（Naz Foundation v. Govt. of NCT of Delhi），認為雞姦罪規定侵害了同性戀者的表現自由和隱私權而違憲。不過2013年，最高法院又推翻了這項判決（Suresh Kumar Koushal v. Naz Foundation），主要理由是「廢除雞姦罪屬於國會的權限，司法權不應干涉」。
然而，這突如其來的逆轉敗，對2009年判決後出櫃的男同志造成很大的傷害，也嚴重打擊到印度的同志運動進程。後來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陸續以「保衛傳統價值」與「拒絕外國勢力影響」等理由限制同志團體的倡議行動，或刻意阻撓他們向國際組織請求聲援（跟台灣某些人有87分像）。
這樣的政治風向，加上司法消極的態度，使得那幾年多件救濟請願無法獲得法院受理。直到2016年，五名聲請人再度提出「2013年判決再審」的請願，終於促成最高法院接受，並訂於2018年7月召開言詞辯論庭。辯論時，印度法務部部長不顧中央反對，表示「無論結果如何，不再上訴」，以免悲劇重演。
最高法院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印度媒體中有論者認為，法官想藉此對抗莫迪不顧印度人權發展的政策手段；也有人觀察到，近年來同志團體中不乏知名律師協助，與法學界互動良好；更有人認為是進展較快的跨性別運動順勢帶起、推波助瀾。當然法官們沒就此多作說明（也不需要），但感覺就是「時候到了」。
最高法院一槌定音，同志人權不能等
這個月6號本案宣判時，印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Dipak Misra曾說，「同性性行為除罪化」這個決定將立即生效，而且政府應積極向行政機關、執法機關推廣這個攸關人權的司法決定，盡快停止印度各地警察對同性戀者的騷擾。在朗讀判決（Navtej Singh Johar v. Union of India）時，首席法官也強調：
基於性傾向的歧視規定，侵害了個人言論及表現自由、親密關係的隱私，以及個人的身體自主，因此法院認為，「合意性交入罪，不合理、獨斷且明顯違反憲法。」
2013年的判決裡，法院曾提到同志人權雖是國際趨勢，但印度是個文化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宜躁進，而須視國內社會的發展來詮釋憲法。就這方面，今年的判決應不能說成法院自打臉（或許應該感激當年快速整隊的人權倡議者們），對此首席法官替合議庭法官Ajay Khanwilkar發言時，就特別談到了：
印度憲法是一部「動態的文書」（dynamic document），其主要目標應是為了建立一個動態且包容的社會。
印度幾乎是當代後殖民主義思想與行動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只鬆綁了法律對現存同志之桎梏，更進一步解除殖民遺毒對過去同志的戕害。畢竟377條款就是最典型的殖民法象徵，其背後所表彰且強加的意識形態，根本不問各殖民地原本存在之性／別多元的事實，以及本土社會對性的理解與想像。
十字路口的想望
一日狂喜後，大家當然都知道，除罪化只是同性戀人權運動的第一步，而跨性別人權的倡議，縱然在近期也稍有斬獲但仍需更多努力。甚至，很多時候應該超越當代的知識框架——打破僵化的性／別認同政治，才能真正促進多元共存，如同合議庭法官Dhananjaya Chandrachud在協同意見書裡提到：
人類的性（sexuality）本不該受限於二元論，而當時377條款的全球化，對全世界的LGBT群體傷害極大。
宣判當天，法庭外等待判決的同志平權倡議者，聽到判決後都不禁歡呼尖叫，甚至喜極而泣。這遲來的正義，讓人想到去年英國溯及既往地赦免了數千名因同性性行為遭判刑的「（雞姦罪）犯罪人」；無獨有偶且相互呼應地，印度最高法院合議庭的法官Indu Malhotra，在宣判時就語氣堅定地說：
對於LGBT群體的成員所承受的苦難，以及主流社會長久以來的無知，「歷史欠他們一個正式的道歉」。
照見台灣同志群體的處境，由於沒有雞姦罪的歷史，比起許多地方的性少數算幸運很多，但一直以來遭受的警察騷擾和社會歧視也沒有少過。一路走來，台灣的同志平權運動從九零年代發展迄今，也算在立法、能見度、教育政策、司法救濟等面向，陸續有所突破，但也經常是走三步退兩步，如履薄冰的進程。
舉例來說，自大法官受理同性婚姻案到作出釋字第748號解釋，台灣的同志權益倡議者遭遇到前所未見的反動勢力，讓未聞任何議題擁有「共識」的台灣社會，眼下竟要訴諸公投處理婚姻平權議題。印度的例子若值得引以為鑒，亦是兩地性／別弱勢者所面對的政府消極、司法禮讓，以及以拖待變的立法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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